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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一巨擘，梁家三院士——参观梁启超故居
作者 高关中（德国汉堡）2016/12/27
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结束后，主办方安排海外作家在京津进行文化考察。11月10日，我们在天津参观了梁启超故居，对这位近代思想界的巨擘，有了更多的了解，进一步增加了对他的崇敬。特别令人惊异的是，梁家满门俊秀，其中涌现出三位声名卓著的院士。一门三院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梁启超旧居和“饮冰室”
梁启超故居现辟为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它坐落在河北区民族路44、46号，距天津火车站步行十多分钟就到。这里包括两栋小楼，是梁写作和全家生活的地方，解放后均归公产，先是有进城干部、军属入住，后居民越来越多，共挤进91户人家和一座小工厂，搞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费劲力量才搬迁出去，经过修复，成立梁启超纪念馆，2003年对外开放。这是天津市第一个名人旧居纪念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由旧居和“饮冰室”书斋两座小楼组成。进入大门，右边是旧居，左边（西侧）是“饮冰室”。天津是梁启超晚年的居住地。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经过十几年的流亡生活，民国建立后1912年才回国，他选择天津作为实现理想，成就抱负的地方。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旧意租界的西马路空地（原属周国贤）所建。其中旧居于1915年建成，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为梁启超自己设计的砖木结构意式二层小楼带地下室，上靠屋顶有宽敞的阁楼，一、二层各有9间房，二楼由互通的隔扇门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为会客厅、起居室、图书资料室，为梁启超专用，西半部为其家属居住，楼下是过厅、小书房、客厅等。
“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1924年落成。建筑面积949平方米，为浅灰色二层小洋楼，三个半圆形连续拱券门洞作为主要入口，楼前设有花坛甬道。建筑内首层为其书房、资料室、秘书室等，二楼做卧室、餐厅和客房。如今“饮冰室”通过百余件家具及用品的复原陈设，再现了梁启超当年的工作和生活情景。从高大众多的书柜可以想见梁启超藏书甚多。逝世后家属秉承他的遗愿，将藏书4万余册捐献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他是中国第一位将藏书捐献给国立图书馆的名人。
“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世间》一句话：“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吾其内热乎？”，梁启超以此表其忧国忧民之心，并自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后期著述均于“饮冰室”完成。在这里，他策划了反袁护国运动，一楼大厅左边墙上挂着的蔡锷画像，就显示了两人的密切关系。梁启超后期著述均于此完成。特别是留下了卷帙浩繁的《饮冰室合集》。
纪念馆院落中央矗立着一尊梁启超铜像，眉头紧锁，低颔沉思，再现了晚年梁启超在“饮冰室”著书立说时的情景。
戊戌变法的主将
梁启超旧居楼如今开设主题为《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展览，分十来个展室，陈列梁启超的书信、书籍、历史文献以及参加活动的照片等。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照片，并辅以蜡像、多媒体等手段展现了梁启超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政治主张及学术成就。
展室内容分六大部分，介绍梁启超的人生主线，分别是“勤学苦读的神童”、“戊戌变法的主将”、“君主立宪的鼓吹者”、“反袁护国的组织者”、“享誉中华的学术巨擘”、“寓居津门的饮冰室主人”。
梁启超，号任公，1873年2月23日诞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这座乡村故居至今仍存，是一幢古色古香的青砖土瓦平房，由故居、怡堂书室、回廊等建筑组成，其中怡堂书室为其曾祖父所建，是梁启超少年读书、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地方。
梁家家境富裕，祖父是秀才，父亲是私塾先生，渴望孩子能科举成名，光宗耀祖。梁启超五岁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八岁学做文章，九岁便能下笔千言，显示出超众的聪明才智。由于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代典籍。勤奋好学加之天资聪慧，使他12岁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享有“神童”的美誉。
1890年梁启超怀着好奇心去拜见以上书皇帝要求变法而蜚声全国的康有为。这时，康有为只是个穷秀才，而梁启超已是举人，表现出有些沾沾自喜和自命不凡。没料到康有为却认为他正钻研的那套训诂词章之学都是些不切实际、陈腐无用的东西，指责他除追求功名利禄外别无它知。这些话如当头一棒，强烈地震动了梁启超。第二天他就拜康有为为师，一切从头学起。次年康有为设教于广州长兴里（位于今中山四路）万木草堂。梁启超在此跟随康有为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及中国历代政治的沿革得失，以探求复兴中华、富国强民的经世致用之学，很快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
189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同赴北京应试进士，在此期间，他们串联十八省1200余名举人，举行了声震全国的公车上书（公车指举人），虽然由于清廷官吏拒绝转呈，但它却吹响了近代改良的冲锋号。此后，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大张旗鼓地宣传变法。他先后担任北京《中外纪闻》负责人和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了许多鼓吹变法维新的文章。他的“笔锋常带感情”，半文半白，文字流畅，条理明晰，立论新颖，痛快淋漓，文笔奔放，吸引了千千万万有志救国之士。1897年，梁启超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为维新事业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民国时举兵讨袁的蔡锷将军（1882-1916），就是他培养的学生。
1898年，梁启超北上京华，协助康有为开展变法活动。在改良派沸腾的救亡热潮推动下，光绪皇帝终于在同年6月11日下诏宣布正式变法，史称戊戌变法或康梁变法。此后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的主将，积极参与了策划各种改革措施，并且受到光绪皇帝的特别召见，被授予六品官衔。9月21日变法不幸失败，梁启超事先闻讯逃出北京，流亡日本。
舆论界的骄子
来到日本，他在先后创办了旬刊《清议报》和半月刊《新民丛报》，开始脱离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窠臼，更多地宣传介绍西学，并用西方理论、方法来分析中国。这就使他超过康有为而独执舆论界牛耳。他反对革命，认为革命必将带来内乱和亡国，主张君主立宪。他广泛地介绍欧美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系统地叙述西方的各种学说，以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法学、史学、文学、地理各门学科，乃至最新的科学技术，起了“百科全书”式的作用。几乎当时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在他的论述之内。笔锋所及，汪洋恣肆，晓畅通俗，读来往往使人感到一种蓬勃的朝气充溢其间。请看《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哪个热血青年读了这激情飞扬的文字能不怦然心动呢？这两种报刊尽管被清王朝明令禁止，却依然不胫而走，风行国内。黄遵宪称赞他的思想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胡适甚至把辛亥革命归功于梁启超的宣传之力，他说：“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个孙中山、黄克强（黄兴），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当然梁启超在一些领域的研究并不深入，但近代中国却需要这样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全面介绍新思想、新理论。梁启超在理论宣传上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贡献的确是空前的。难怪他被称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
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曾游历澳洲（1900）、北美（1903），写下《新大陆游记》。后来他还于1918年访欧，写有《欧游心影录》。这样他对欧美世界有了亲身的体验和观察。
享誉中华的学术巨擘
辛亥革命的炮声震垮了清王朝的统治。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回到阔别十四年的祖国。起先他成为进步党领袖，在国会中支持袁世凯，出任过司法总长。但当袁世凯妄图称帝时，梁启超大义凛然，拒收袁世凯20万元的贿赂银票，发表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猛烈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但袁世凯一意孤行，执意称帝，梁启超便指派他的学生蔡锷由日本转赴云南，举起反袁大旗。反袁的胜利，又给梁启超带来巨大的声誉。他曾在段祺瑞政府中担任财政总长。但不久便在军阀混战角逐中失势辞职，结束了从政生涯，决定潜心学术。
从1918年起，梁启超的主要精力便放在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上。他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写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许多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他对中国旧史学的批判尤其引人注目，至今仍可见其闪光。他痛斥传统正史为“帝王将相家谱”、“墓志铭”，“为专制帝王养成忠顺之臣民”。他认为，现代的历史研究应是“国民资鉴”。他努力探索历史因果关系，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堪称史学理论经典作品，在史学界的影响是空前的，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山。梁启超曾受聘于南开大学，讲学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并列为四大导师，培养出一代出类拔萃的学者，其中有许多后来成为我国学术界泰斗，明清史大家谢国桢（1901-1982）就是一位。
梁启超对近代文学也有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提倡。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推动了新文学的繁荣。著名诗人徐志摩（1897-1931）就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终年56岁。他的一生留下了《饮冰室合集》40册149卷，上千万字，连同其他未入集论著和未刊手稿，信扎等，著述总计达1400万字。像这样高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从1893年《致汪康年书》算起。他在36年中（政治活动还要占去大量时间），平均每年写作约40万字。这需要多么艰辛的劳动，多么惊人的毅力。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身处激荡变革的社会中，始终与时俱进，是位“善变”的豪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但他无论怎样变，爱国救国之心始终不变。他是提出“中华民族”称谓的第一人（见1902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包括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都留下了光辉的成就。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非凡成就，其涉猎之广（哲学、宗教、历史、文学），造诣之深，著述之丰，影响之大，在当时学术界鲜有匹敌，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梁家走出三院士
梁启超旧居专辟一间展室，主题“一生家国梦，几代赤子心”，展现梁启超的家庭及其九个子女成材的故事。梁启超原配李蕙仙，生3个子女，侧室王桂荃，育6个儿女。梁启超不但本人一代辉煌，而且把爱国情怀传承给这9个儿女，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他们个个成材，满门俊秀，其中涌现出三位声名卓著的院士。一门三院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建筑学家梁思成（1901-1972）是梁启超的长子。从小受到父亲的精心呵护，思成考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梁启超都认真帮助选择。即使是思成的婚姻，梁启超也费心促成，思成的夫人就是才华横溢、美丽无双的林徽因（1904-1955）。在慈父关怀下，梁思成迅速成才，清华毕业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获建筑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往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后又任教清华，筹建了清华建筑系。他醉心于中国古代高超的建筑艺术，在上世纪30年代那种艰苦的条件下，跑到各地调查古建筑，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同时用英文写就《中国建筑史图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表彰他在建筑学上的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民国时期的科学院）第一届院士。
解放后，梁思成主持设计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做了扬州鉴真纪念堂方案设计。50年代他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作为行政中心，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但建议没有被采纳。结果北京城墙城门均被拆毁，造成千古遗憾。文革中，梁思成被当作“复古”典型批判并抄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被没收。1972年他带着痛苦和困惑去世。生前遭批，死后哀荣。文革后梁思成被恢复名誉，2000年，设立梁思成建筑奖，这是中国授予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的最高荣誉。
梁思永（1904-1954）是梁启超次子，在哈佛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获硕士学位。他是我国第一位接受西方考古学正规训练的学者，在考古事业中颇有建树，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梁思礼（1924-2016）是梁启超小儿子。5岁时，父亲就辞世，但梁思礼颇为父亲争光，17岁留学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49年回国。他亲自参加和领导了我国的导弹、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实验，文革中家被抄，母亲被折磨死，他忍辱负重，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为向太平洋成功发射远程导弹试验立下功勋。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6张照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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