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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与凯恩斯 作者 梁捷
http://xiaogan.tianyablog.com/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xiaogan 1883年，马克思去世了。就在这一年，熊彼特和凯恩斯诞生了，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英国，只是熊彼特稍早了几个月。从此，开始了他们数十年竞争不休的学术生涯。 熊彼特和凯恩斯的出身都不错,但即便能算上贵族,也是贵不到哪里去的贵族。但是他们都具备了贵族应有的文化素质。比如熊彼特很小就学会了希腊语与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并且对古典文化终身保持着兴趣。1950年1月8日，熊彼特正是读着一本希腊文的《欧里庇特斯戏剧》入睡的，那次他再也没有醒来。 正因为不是什么贵族，所以两人对考证家族历史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凯恩斯亲自研究的结果是，他们家族的先祖是1066年追随威廉国王移居英国的哈格尼斯。凯恩斯家族曾经拥有过很多地产，但在16到17世纪逐渐衰落，最后的辉煌就是他的祖父约翰.凯恩斯曾经在1878年担任了索尔兹伯里的市长，但也仅有1年。 不过，凯恩斯的父亲内维尔.凯恩斯是位不错的教育行政官员，在学术上也颇有成绩，出版过《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这样的小册子，至今还常被人阅读和引用。不过，他最大的成就无疑是对凯恩斯进行的早期教育。凯恩斯走的路很正，从伊顿公学到剑桥大学，成绩一直非常优秀，学术上保持着广泛的兴趣，对体育和艺术也有着不错的品味。 熊彼特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改嫁给冯.克勒，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贵族，陆军副元帅。熊彼特的教育与他的继父分不开，可他仍然怀念家族的历史。于是他与凯恩斯一样进行了考证，在给妻子伊丽莎白的一封信里说道，“我们家族祖上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男爵；他们中的一位因为做了强盗而被鲁道夫皇帝下令在纽伦堡砍了头，后来世代被剥夺了贵族封号，并且从这个国家永远地放逐了出去。” 不管熊彼特的出身到底怎么样，他确实表现得象一个真正贵族。比如说，他从来不穿黑色的保守的衣服；他制作考究的衣服前胸口袋里经常露出一条带荷叶边的手帕做装饰等等。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一次去熊彼特家做客，熊彼特正和他夫人一起吃饭，虽然家里只有两人，可熊彼特仍然一丝不苟地穿着礼服。 熊彼特曾说过，他的野心是成为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对维也纳和奥地利没什么兴趣，对女人和马也不像熊彼特那样痴迷，但是最后一条“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确实是凯恩斯和熊彼特都致力争取的。 就在凯恩斯在剑桥苦读的时候，年轻的熊彼特去了一次英国。毫无疑问，熊彼特早年的这趟英伦之行对他接下来的“黄金十年”（30岁前写出3本奠基性巨著）产生极大影响。他主要拜访了马歇尔和埃奇沃斯。他在1933年为《经济学杂志》撰写有关凯恩斯《精英的聚会》书评时写道，“当我在1907年的一个早餐时间隔着桌子看他时，我告诉他（马歇尔）说，‘教授，在我们谈话之后（关于我的科学计划），我的确感到我就像一个不慎重的恋爱者正在尝试一场冒险的婚姻，而您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伯试着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回答道：‘本来就是如此，如果在这方面可能有什么作为，老伯的劝告就毫无价值。’” 马歇尔对纯理论表现出的冷漠让熊彼特深感失望，随后他拜访了埃奇沃斯，后者鼓励他继续钻研哪怕与现实无关的“纯粹经济学理论”，这给了熊彼特极大的安慰。很多年以后，熊彼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经济分析史》的写作中去。在这本上千页的巨著里，他对英国经济学家普遍地不大客气，包括马歇尔在内，都没有被摆放到一般公认的位置上。而凯恩斯正是马歇尔最最欣赏的学生。 除了这些学术观念以外，什么才是熊彼特和凯恩斯真正的分歧？熊彼特的遗孀在编辑《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这本书的时候，在前言里曾说了一段含糊其辞的话。“虽然凯恩斯曾经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而熊彼特从1920年起就是这个杂志在奥地利的通讯员，但直到1927年熊彼特和凯恩斯才见了面。由于一些不易解释的原因，他们两人的关系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专业角度来说，都不十分密切。”什么又是“不易解释的原因”？熊彼特的传记作者艾伦看得很清楚，“凯恩斯有同性恋的倾向，而熊彼特的目标之一正是成为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 由于研究领域的重合，两人在学术上的竞争非常激烈。凯恩斯于1930年出版了《货币论》，那时候，熊彼特也正在撰写一本货币理论的专著。他读到凯恩斯的书后，写信给朋友说，他已经把手稿都“扔掉”了。过了好多年，熊彼特开始后悔了。他在去世前几年曾经答应出版社要写一部“货币理论”，可惜《经济分析史》耗尽了他全部的心血，他至死也没有在“货币理论”上继续动笔。很快，凯恩斯的下一部代表作《通论》于1936年出版，又赶在了熊彼特的前面，在经济学界引起极大的震动。熊彼特在哈佛日以继夜地赶写，1939年终于出版了2卷本1000多页的《经济周期》，同样是研究宏观经济，而且分量要比凯恩斯重得多。出版以后反应平平，这让熊彼特大失所望。他的同事库兹涅茨感慨说，如果这本书早出几年，赶在《通论》之前，那样《经济周期》一定会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经典之一。 不管怎样，两人都在各自的著作中向对方表示了足够的敬意。伊丽莎白也说，“他们两人之间有着一点共同之处――对经济过程有着相同的看法…事实上他和他同代以及以前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正在于此。”凯恩斯的《货币论》就完全接受了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而熊彼特也把晚年编著的一本思想史的最后一章留给了凯恩斯，那就是《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凯恩斯与熊彼特诞辰100周年。很自然，他们留给凯恩斯的篇幅是熊彼特的三倍。但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则用熊彼特的头像作为封面，上面写道， “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传统中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对抗――最有光彩、最聪明、最难以击败的诡辩者巴门尼德和反应缓慢、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辩论。在两次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平平常常――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我想，《福布斯》杂志说的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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