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持续的增长--经济学家樊纲谈8%的经济增长率
8%的经济增长率，大约创造就业岗位1000～1500万。同时，也意味着大家的收入增加了。增长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近100元。未来二三年内应该是比较平稳增长的态势，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增值率保持在8%左右，应该是比较持续、稳定发展的阶段。
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好的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继续保持7%以上的速度，达到了8%的高增长率，被经济界人士称为是“出乎意料”的好。但经济学家樊纲并没有感到“喜出望外”。因为，他一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保持比较乐观态度。他认为，二三年内应该是比较平稳增长的态势，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增值率保持在8%左右，应该是比较持续、稳定发展的阶段。
8%首先是创造了就业
8%的经济增长率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呢？樊纲说，宏观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首先意味着就业的增加。尽管由于技术进步，所用的劳动力少了，创造的就业人数是比80年代少了，但至少还能创造城镇就业100多万，加上很难统计到的乡镇、民营企业就业，总体来看，8%的经济增长率，大约创造就业岗位1000～1500万。同时，也意味着大家的收入增加了。增长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近100元，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收入增加了100元，城镇的收入增加多一点，农村的收入增加少点，但收入都是有所增长的。
樊纲提醒说，我们需要收入不断增长。但期望值也不要太高，太高了，心理状态不好，因为如果达不到心理预期，就觉得不好。虽然2002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达10%,但我们的希望是不一定增长很高，不一定每年10％的增长，一年增长10%是非常快的，要持续增长几十年，就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很难实现的。那么,哪怕每年增长3％、5％，持续几十年的增长，大家的生活水平就会有很大提高。我们可以回过头看看，好像我们每年也没有长多少工资，但10年每年持续的增长，大家的生活就改变了很多。虽然大家都希望增长越快越好，但最重要的是增长的持续性，长期的、不断的增长。
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对于应如何看待我国贫富差距有加大趋势这一问题，樊纲告诉本刊记者，发展中国家没有贫富差距倒是怪现象，而且在市场经济初期，搞改革就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所以在一定阶段有贫富差距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到了贫富差距达到国际警戒线，中国13亿人口的特殊情况也需要考虑，一方面城市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另一方面还有4～5亿农民还在摆脱贫困，而且看不到4～5亿人很快进城，我们只能逐步创造就业，而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决。长期13亿人口的大国的贫富差距的变化趋势可能就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存在。现在需要采取手段，避免逐渐恶化，避免贫穷人口的情况恶化，逐步使他们的生活有所提高，但是“乌托邦”式的现在就消灭贫富差距，第一是不可能的，第二是毁灭性的。这将又回到“大锅饭”时代，打消人们竞争的动机，同时又使生产成本很高，效率降低。经济学永远追求两个目标：效率和平等。但是要承认历史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我们人为想达到理想状态，是一个逐步过程。市场经济一开始是差距逐步扩大，到了一定阶段，收入水平提高之后，逐步开始缩小差距，这恐怕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没有输出通缩
国际上有的观点认为，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货紧缩。樊纲对此并不认同。他说，全世界通缩，首先是由一些泡沫破灭造成的，而不是中国成本降低造成的，中国成本降低不是通缩，而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需求降低造成的通货紧缩。而全世界通缩的真正原因是泡沫破灭了。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不是中国造成的，是其它各种因素造成的。
樊纲认为,对中国的经济评价永远有各种说法，说中国经济崩溃的人就看到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后面的增长潜力，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差别。另外也有一些人希望中国经济崩溃，不希望看到那么多的外资到中国来。看到那么多的外资到中国来他着急，他说你们别去，你到那里赚不了钱就被套住了。当然也不奇怪，这么多年来，每隔四五年大家都要嚷嚷一次，而这些个崩溃论者都不是经济学者。很多人搞不清楚我们实际的经济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必要去太关注这个事情，问题在于能不能把我们的事情做好。我们是有很多的问题，经济中也有风险，我们的问题是怎么使我们的问题不再进一步的恶化，怎么一步一步解决问题，这个才最重要。对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比别人了解得更多，感触更深，更着急去解决它，所以我们应该把精力更多集中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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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光盯着股市
记者问，如何解释我国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的不相协调？樊纲说，证券市场不一定是宏观经济相对应的晴雨表。我国资本市场不只是证券市场的问题，是资本市场的大问题，是中国缺乏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不仅仅要有个证券市场，现在大家眼光都看着一个证券市场。在国外，证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部分，还有更多是直接融资渠道、更多的场外交易、更多的地区性市场。然后，才是股票市场。中国各种形式的企业主体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多，既要改革国有企业，又要发展非国有企业；既有能够参加国际竞争的大企业，又有地方小企业；而改革又有多种形式，有合资、上市、股份合作等。这种情况要求中国形成多元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架构。
他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是基本的体制性问题，像国有股问题、国有体制占主导地位问题，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这需要逐步得以解决。中国资本市场仅仅走过10年，而且是一个从国有经济转轨过来的，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也并不奇怪，我们希望通过改革和发展，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他强调，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2002年：经济复苏的转折点
樊纲指出，2002年是中国经济真正复苏的转折点，而最为显著的是投资增长率高达23%左右，与1998年、1999年的5％、6％在增长率相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就是与2001年的13％相比，也增加了10个百分点。而投资的增长应该说主要不是政府投资的增长，是社会投资增长了，因为政府投资三年来都是1500亿元，投还是投了，但是没有增长，因此在经济的增长里面没有政府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说是比较快的，这是一个好的形势。
樊纲,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1953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攻西方经济学；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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