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小商品业界里，湖南邵东颇有名气。凭借务实勤恳，敢为人先的经商作风，邵东人赢得了“内地温州人”的绰号。寻查两者历史的脉络，可以发现邵东和温州的发展经历有着惊人地相似。改革开放之初，邵东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是典型的内陆贫困县。但到了1998年，该县GDP达47亿元，高于中西部239个县级市32。15亿元的平均水平。在2002年时，GDP升至70.3亿元，居湖南省第四位；县治所在地两市镇更是获得“湖南综合实力第一镇”的桂冠。虽然邵东经济实力和沿海发达县市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但放在内地,还是让人刮目相看。这个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人多地少的弹丸之地，外无重点工程投资拉动，内无经济特区政策优惠，是如何创造被经济学家称之为“邵东现象”的经济奇迹的呢？但也有人说：“这城，那城，其实是座空城！”，“邵东繁荣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泡沫经济。”甚至，外地商店还一度打出“本店决无邵东货”的逐客令。毁誉交加下的邵东到底是怎样的发展状况？带着兴趣与好奇，笔者于4月28日实地走访了邵东，希望通过零距离的感性体验发掘出邵东的真实背后。
“逆境美德”之“
敢为人先” 有个小故事，很能体现拓荒时期邵东人精明的商业头脑：80年代初，邵东人在秋收后，将稻谷15元一担卖给邻县人，春荒时，再以20元一担的价格买回。邻县人窃笑：“邵东人傻，每担白送我5元！”邵东人感慨：“邻县人笨，帮我存了一年粮食不说，还给我一笔活钱，让我落实好几笔生意！”在文革时期，商品经济已在邵东骚动萌芽，70年代末，僵化的经济体制开始解冻，私营经济开始发展。邵东出现了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企，地方将此事上报，省里冒着政治风险下达了“不提倡、不反对、不支持”的指示，在事实上对邵东创新举措提供了保护。78年，国家对邵东经济恢复集市贸易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并作为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邵东人多地少，78年人口密度就达535人，有“百工之乡”传统的邵东，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迫于生计纷纷外出“淘金”。现在邵东有30万人常年在外经商务工，邵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在一些城市里，出现了“邵东街”“邵东区” 。邵东人在压力下的出色表现倒印证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说。
就目前而言，邵东形成了“商业城、工业镇、专业村”式经济格局。所谓“商业城”，就是以工业品市场为核心，以100多个专业市场、综合市场和农副产品市场为网络，编织了辐射全国的商业物流网络，其中的药材、五金、服装、皮革、建材、家电等市场有较强实力。在商业强劲带动下，第三产业占据了GDP半壁江山。工业镇是指以打火机、铝制品、铁器、五金等产业为依托的小城镇，专业村则是工业镇内部的分工单位。笔者实地发现邵东工业区域布局已具“块状经济”雏形，“块状经济”是指在一定地域积聚形成具有比较优势，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产业及其组织形式。块状经济区即是由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积聚成的专业化产业区。笔者走访的仙槎桥镇以小五金见长，其特色又进一步分解：锤子村、扳手村、钳子村、起子村等，各村又将每道工序发包至户。在仙槎桥镇上调查时，有一群“特殊工人“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在不到10平方米的手工作坊里，六名“童工”在加工扳手配件，其熟练程度并不亚于成年男工。旁边家长模样的中年人解释说，他们利用五一学校放假空闲帮工。这让笔者不禁想起亚当·斯密笔下十八世纪英国生产针的手工作坊。当者想把这场景拍摄下来时，敏感的孩子们用跑开的方式善意地拒绝了。扳手村村支书介绍了生产流程：在黑田铺铸铁，然后转到廉桥加工成毛坯，再到火厂坪进行车床作业，在仙槎桥镇完成电镀、打磨、组装等最后工序。与此类似的还有打火机行业。邵东继浙江、广东之后，打火机产值排名全国第三，年产130亿只，一次性打火机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塑壳打火机占全国60%的市场份额，并且行业内出现了卡特尔式联合。在一些强势产业上，初步实现了横向专业一体化：众多生产经营同类、同档次、同环节产品的不同企业，形成了专业化产区和专业化市场区。“块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同业充分竞争和部门分工协作，发挥规模集聚优势。民营经济是浙江崛起的资本，而块状经济正是浙江民营经济的组织形式。作为效仿者，邵东似乎起步不错。
明天的奶酪在哪里？ 如果邵东人和外地人打交道表明身份，一般外地人露出神秘的笑容，用暧昧的语气说：“呵呵，邵东是个好地方咧——有钱！呃，听说你那儿造假蛮厉害的~~！”说“邵东货”全是假货，倒有点冤枉，因为“邵东货”的原产地并不全是邵东。笔者在工业品市场以商人身份就五金、打火机、服装、电器等产品来源地进行调查，发现款式好、价格高的产品近八成来自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在一化妆品店铺，发现某标价34元的“名牌”洗发精竟然只卖3元！问店主该产品是否为本地生产，店主摇头：“本地买不起一整套生产设备。” 在高附加值领域本地产品市场占有率并没有40%（官方数据），真正“邵东货”多为仿制品——因为它们有自己的商标。在五金市场看到同样型号的扳手，浙江的5元一把，而本地产的只要2元。不过质量和价格成正比，笔者仅凭肉眼就能分辨两者质量高下。如此说来，称邵东人为“温州人的搬运工”倒更为确切，邵东只不过是江浙产品的内地中转站而已。
90年代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邵东能成功发展批发业，让人颇为不解。但若能联系当时的大环境，便能破解其中奥妙：首先，当时内地交通普遍落后，在汽车长途贩运方面邵东交通劣势相对并不明显，而且还紧依衡阳和娄底这两个铁路枢纽——几千里都跑完了，还会在乎最后几十里吗？；其次，在保守气氛厚重得连邓公南巡都不愿停留的湖南，邵东棋高一着，以极小的投入在谋篇布局中抢得先手。在别处“高筑墙”进行如火如荼的“诸侯大战”之际，却拆除流通“藩篱”，邵东率先进行市场建设，构建全国性小商品交易平台，极大地节省了客商的交易成本，外地厂商由此对邵东形成“路径依赖”。然而，近来邵东商业“空心化”趋势日益明显，工业品市场个体经营户从98年的6800户，减至2002年的5800户。其中常年经商约有一万人，外地前来进货客商在两万上下，很难在恢复往昔五万人的繁荣景象了，有些批发城“空壳率”在60%左右，无怪乎有人发出“这城，那城，其实是座空城！”的感慨。在高速公路和提速铁路的冲击下，邵东交通条件虽然也有所改善，但区位劣势逐渐凸现；外地客商在利用邵东交易平台的同时，自身也从中积累了大量信息和经验，开始可以绕开邵东这一中转站，直接和厂家交易。所以，邵东中转站地位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对邵东人来说也不必有太多失落感，关键是要有“危机意识”，所谓“危机”乃是“危险”与“机遇”并存，关键是能否扬长避短，开发其中的新优势。现在，邵东将发展重点由商业转向工业，结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检验。
温州的民营经济的成长，依循“地下微量型——数量积累型——规模数量型——规模质量型” 发展路径。邵东经历了第一次飞跃，现在还处于第二次转变之中。邵东打火机“一分钱利润”神话可以击败广东，但却在欧盟受到“
CR技术壁垒”的狙击，如果每只打火机装上自己没有专利的
CR装置，那么邵东人不赚反赔。温州学习的是“意大利模式”，试图效法意大利北部轻工业发展路径，培育出自己的国际名牌。相比之下，邵东仍然受
OEM的贴牌掣肘，利润空间极小，邵东打火机单价只有温州的十分之一，产值只占全国的4%，并且还不时受到上游企业取消合同的压价威胁。民营企业的发展还遭遇“资金瓶颈”，一位政协官员无奈地对笔者苦笑：“不能说邵东人没有钱，去年邵东的各项存款余额为51个亿，但除了银行准备金外，大部分被省里调拨，企业贷款并不轻松。03年财政收入为3亿，财政支出却达3.2亿。基本的吃饭财政就占一大块，还能剩下多少钱来搞建设呢？”
笔者在县城发现一“邵东特色”，几乎每家店铺前都有一张牌桌，给人一种散漫浮躁的经营作风。其实并不是邵东人好赌，在外地时他们非常兢兢业业，但除了打牌和唱卡拉OK外，在邵东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可供选择。刻薄一点讲，县城是邵东最大的农村——虽然有城市的基本硬件，但居住其间的邵东人并没有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虽然邵东经济发展不错，但湘人并不怎么买帐——有霸蛮气质的湖南人看不惯邵东人浓厚的商人气息。邵东人在经商生活中养成的小心谨慎不相信外人的心态，妨碍了民营企业的转型。邵东企业主大多是十多年前白手起家的，现值当打之年，凭以闯荡商海的是多年经验积累。经验在初期发展中是弥足珍贵的，但在企业进一步蜕变中，经验若没有理论视野的依撑，反成为束缚发展的蚕茧。家族制是民企的一大特点，笔者对家族企业在初期打拼阶段的内聚力持肯定态度。但有学者调查表明中国家族企业的寿命在25年左右，邵东民企能够跳出“一代勤、二代富、三代垮”的“家族怪圈”吗？就以笔者了解的批发业为例，大部分业主由于时间和心态关系，对待下一代用顺其自然的“放羊式”教育：“能读书就读书，自己也有钱送；不行，则跟我做生意赚钱；反正我是没有时间来管。”蓝未必出青，青也未必胜蓝。一些先富子弟中已经出现了“铁锈一代”。邵东的教育水平并不落后，每年都有一大批学生考上名牌重点大学，但其中高收入阶层子弟只是凤毛麟角而已。
政府的“失位”与“越位” 在邵东崛起之时，邵东政府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适时制定“兴商建县”的战略，并对民营企业加予以引导鼓励：96年县里奖励给民营经济纳税大户五辆吉普车和六台大哥大，97年拨出140万元再奖励六辆桑塔纳两辆吉普车，民营企业家身份的抬高在邵东人中间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在民企壮大的过程中，政府合理利用规则模糊大打“擦边球”，规避僵化体制带来的不利因素。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不是先规范后经营，而是先经营后规范，边经营边规范，“先上车后买票”的措施，降低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准入门槛。“打假不打死，打假促成真”，政府在打假中教育从严，处理从宽，销毁假冒商品，引导企业创造自己品牌，把企业从“地下”转到“地上”。不过这多少也有一点“地方保护主义”的“假打”嫌疑；自由量裁空间的过大，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加入WTO后中国要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势必会加强打假的力度，地方政府这种权宜之计不利于民企长期的健康成长。政府在财政汲取方面能力明显不足，以相似经济结构的义乌市为参照物：2002年义乌GDP为156.1亿，财政收入为 16.6亿，邵东GDP为70.3亿,财政收入为2.4亿,但按相应比例财政收入应为7个亿，虽然这种估算很粗糙，但确实可以想象邵东“地下经济” 造成了很大的“财政漏出” 。邵东有很多“空壳房”暗地里在经营，政府通过提高税率加强财政收入的举措在上招致一片责质疑：“防君子不防小人，增加了合法经营者的负担，只能迫使
更多的人将经营转入地下。”
有人戏称邵东是“三色社会”，指的是：黑（社会）白（毒品）黄（色情）三色。媒体对此多次曝光，但未见其根本好转。笔者在邵期间，就看到一张法院对一起绑架案的宣判公告。邵东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2000人，庞大的吸毒人群跟抢劫案件的高发频率不无关系。“三色现象”并非邵东之独有，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劣，极易影响嗅觉敏感的商人投资经营信心的波动。另一方面，政府以“统一规范”的名义频频介入正常的市场运作，与民间利益发生冲突。前两年，政府对托运业务进行干涉，导致民众与政府发生激烈摩擦。
邵东启示录 邵东本身并无先天优势，政府的“无为而治”营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这是邵东崛起的关键因素，但是，随着各地对招商引资的逐渐重视，这种政策优势将逐渐丧失。政府应将着力点放在改善其它软环境方面，“进得来，留得住。”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制度就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初始阶段，模糊的政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进入成熟发展期后，更需要一种稳定的制度环境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线，推动“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邵东的“商业优先”发展路径有其时代背景和地域人文积淀，后来复制者未必成功，重要的是品味出邵东发展轨迹起伏与政府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或许，我们也不必对“小富即安”的邵东人过分担忧，因为市场是最好的实验场，它会告诉邵东人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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