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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本篇观点：伊比利亚与意大利一样，因为拥有繁荣的商业和发达的金融业，在资本主义登堂入室以前荣登过世界首富榜，但又都未能领先现代化而陷入衰退，罪魁祸首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社会财富的唯一形态，在一国没有金矿的情况下，财富只能来自顺差的对外贸易。斯密则认为财富包括一国生产的所有商品，它只能来自生产领域。强调前者金银货币的，周期性出现金融危机，例如500年前的伊比利亚、荷兰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强调后者生产的，则周期性出现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例如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我们当前面临的困境。
“咱祖上以前也曾富过”对西班牙来说曾是500年前的事了，但西班牙骨子里的“斗牛士”基因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崇尚征服和财富，而不是农业、工业和贸易。崇尚征服，一旦失去殖民地后也就失去了一切财富的根基；崇尚财富，全民炒房终至泡沫破灭深陷债务危机。《西班牙样本：欧债危机的结构性矛盾》也认为：“西班牙的债务危机主要是由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发银行房贷出现大量坏账，并迫使政府撒钱解救，从而导致西班牙整体负债水平急剧攀升，进而引发国家信用危机。”①
没有高效率的实体经济支撑。地处南欧边缘经济落后的伊比利亚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从事海外扩张，仅仅是因为它们同时兼备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无疑，技术和宗教都属于知识文化，西班牙是仅次于葡萄牙，能成功运用信息资源的国家。然而，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这些支撑国计民生的实体却只是海外拓展的诱因，还只是停留在观念形态层面，从而导致民族价值取向偏颇。
当国家、商人和拓荒者有了钱之后，却没有人投资那些急需发展的产业。因此，没有经济实力和实体经济做后盾的扩张，说明了伊比利亚国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们抢来的巨额资本和它们的新帝国（殖民地），像后来的英国大获成功的模式那样，将殖民地既作为原料地和劳动力市场，又作为倾销产品的消费市场。
拥有让世界生畏，号称“无敌舰队”的西班牙，却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远洋航运业，②以及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制成品的工业，无意中却为西北欧提供了机会。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控制了西、葡两国殖民地的大部分运输业。西北欧人不久还供应了巴西和西属美洲进口制成品的90%，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本身所消费的制成品的大部分。“西班牙人在经过漫长而危险的长期航行之后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一切，外国人轻易、舒适地夺走了，运回自己的祖国”。③西班牙应了那句俗话：“猫儿搬蒸笼给狗忙活。”
法规和赋税扼杀了新产业。海外扩张的“开放”思维，居然丝毫没有“放开”国内的思想禁锢。16世纪西班牙国王很忌惮异端邪说，就像毛时代和现在的朝鲜一样剥夺了国民出国旅行的权利，禁止书籍进口阻断了思想和企业之间的自由交流。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迎合一般平民的大宗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迎合少数富人的奢侈品贸易。这是不同于意大利时代奢侈品交易为主的巨大商机，却被拥有发展大宗商品社会化生产资本的西班牙，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拱手送给了西北欧国家。由于远洋船只的新需要和皇室的青睐，西班牙的造船业和羊毛产业兴旺起来。但是皇室的官僚机构通过源源不断的关税、港口税打压了贸易商、制造商和农民的积极性。
西班牙贵族（利益集团）抗拒变革，皇室采用繁复的法规和赋税扼杀了新产业，因为他们惧怕因新产业而兴起的新兴阶层威胁其统治地位。于是运用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设定国内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限，减少了国内商业的利润，同时还鼓励从国外进口廉价商品，进一步打压了民族制造业。除最后一点，大约是所有集权统治政府管理经济的通病。
500年前西班牙封建集权对经济的扼杀恍如昨天，居然被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完整地克隆为一条“重走衰亡路”的历史倒退。各种出于政治需要而限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赋税，成为深化改革必须突破的第一道封锁线。
产品价值高搞垮了工农业。当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西班牙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西班牙的工资仅略落后于剧增的物价（人工工资高使产品包含的劳动价值过高，将劳动价值视为劳动力成本，便于说明拿工资的“活劳动”以外的要素不创造价值的原理），而欧洲其他地区的工资（劳动力成本）则控制得很低。这种膨胀使西班牙工业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因为其产品过于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于是巨大的财富造成了西班牙“产业空心化”。飞来的横财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由于工业落后，自己生产所需商品要很长的时间；而有钱要什么可以买什么，毋需自己生产，这是从思想上、从国家经济取向上封杀了西班牙的现代化。
1560年以后，西班牙对英国、法国、荷兰工匠和商人的商品需求不断增多，在这一新的贸易格局中，它们的输出品几乎全是原料。例如它们自己的羊毛，经由外国加工成织物再买回来。英国的圈地运动、工业革命正是始于羊毛的生产和加工，这无异于“为他人作嫁衣裳”。
西班牙不是没有工业，但却是“生产率低→工资高→人力成本高→产品价值高→销售价格高→缺乏竞争力”这样的路径，完全无法进入经济赛场的“世界杯”。
相反的路径则是“生产率高→单位产品分摊的人力成本低→产品价值低→产品价格低→超强的竞争力”。无人工厂更是将“人力成本”降到接近零，产品几乎没有价值，却按照别人支付了工资的产品一样的价格交易，别人支付的工资也成为无人工厂的利润。
如果至此还不明白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④的道理，坚持认为“资本也创造价值”、“机器也创造价值”，那么“产品价值高→销售价格高”，就是西班牙工业的死路。
社会生产是为了“使用价值”，是物品的有用性；资本家生产是为了“剩余价值”，是利润、是金钱，谁会哭着喊着要给工人多发工资的“价值”而去？他们其实是不懂“劳动的二重性”和“商品的二重性”，因而分不清“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别。
抢来的财富为他人做嫁衣。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荷、英为满足西、葡殖民地和其“土豪”宗主国大量生产所需产品，并因此赚取大量利润，满足了现代化急需的资金，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任何国家垂涎欲滴的发财机会。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货币财富，却阻挡了早该实行的基本制度的改革。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突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对北欧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言，伊比利亚国家像意大利等依赖贸易的农业国家一样，此时正从依靠掠夺来的财富暴富的状态衰落为落后的社会。
西班牙的衰退使其失去了克服经济落后和摆脱对西北欧经济从属地位的任何可能性，也注定了伊比利亚的拉丁美洲殖民地同样陷入相同的落后和从属地位。这一影响的严重性，便形成了对世界贫困地区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连用的习惯说法。
没有高效率的实体经济支撑，即使是最发达国家照样玩不转。英美近年来“去工业化”陷入的困境，实际上是在重复、并再次证明500年前西班牙这一重金融而轻实业的错误。（请参考“084 资本要素增加财富的奥秘”）今天海湾产油国的情况综合了当年美洲金银流向两端所带来的效应，在这些国家，一端是巨额的石油收入，都浪费在少数人消费外国奢侈品上（中国奢侈品消费曾是全球第一⑤），创造财富的石油则流向了工业化国家。人类刚进入新世纪，伊拉克萨达姆人亡政息、利比亚卡扎菲人亡政息，叙利亚危机四伏……。另一端，当波斯湾油田枯竭时，石油收入的流入将会停止，正如美洲金银流入伊比利亚停止一样。届时海湾国家将会发现，没有现代农业，没有现代工业，没有现代航运……，连唯一有的石油换来的钱也没有了时，他们的处境将比伊比利亚国家的处境更糟，因为海湾地区剩下的只有黄沙和枯井。
重商与崇武，加上以下几个原因，西班牙交了500年的昂贵学费。美国哲学与医学双料博士伯恩斯坦搭建了一个“四位一体”解释经济发展或停滞的原因，在《繁荣的背后》⑥一书中以此来比对西班牙衰落的原因，认为对新大陆矿藏的依赖和军事冒险的掠夺影响了四个传统要素的发展：一是财产权，二是科学理性主义，三是资本市场，四是交通和通信。不妨将其看着发展经济必须要素的一家之言。本篇先说财产权和科学理性主义。
一是财产权。西班牙封建制度的历史以及从新大陆源源不断流入的财富，使其无法判断有效经济动机的重要性。即使是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也都朦胧地了解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与臣民经济利益的相关性，而哈普斯堡王朝却忘记了臣民福利的重要性。美洲白银、战利品和来自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的贡品（1506年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继承了这些土地。027）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富得流油的王朝自然不必费心考虑商业、工业以及臣民的福祉。大多数的西班牙财产是通过征服获得的，尤其是对摩尔人的征服。宫廷将大量的土地奖励给杰出的军人以及皇室的亲信，而这些土地是限定继承权的，也就是说它可以传给子嗣却不能出售。这一体制滋生了懒惰行为，使得土地荒废长达几个世纪，却不允许出售给那些或许能对其进行改善的人。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破坏的方式比这种方式的影响力还要大。实在要说有，就是“人民公社”，影响到数亿农民。
到了17世纪，所有私人经济动机都消失了。用历史学家约翰·艾特略的话说：“经济系统的自然状态就是，一个西班牙人除了想当一名学者、修道士、官僚甚至乞丐外，就别无出路。”在“055封建专制的法国难以领跑资本主义”中谈到了与西班牙相邻的法国类似的情况，“在法国，那些白手起家的人则是渴望为自己的长子购买一个官职。……鼓励寻租行为的制度将公民的动机激励耗尽了。直到今天，法国人仍然青睐公务员职务——大致来说，就是青睐政府赋予的可观名位、福利和津贴”。而法国，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与我国有着最大的相似性。但祖师爷，还是西班牙。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行政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说：“公务员毕竟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职业，和其他职业比起来职业安全感较强，福利待遇比较好。”职业的安全、稳定来源于什么？就是财产权。说的更明白一点就是，没有财产权就没有稳定和安全，那就到有财产权的国家机构或国营企业去谋一份可以分享财产权，或至少可以分享到财产权红利的公差。道理太明白不过了，但是“三个代表”就是想不明白。
有必要引用一段对我们具有警示作用的财产权的事实：“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内的税负都非常高，财富分配沿袭着传统方式，少数人可以放纵地追逐华贵，但多数贫困的农民和工人只能勉强生存。”⑦
私有制也存在国家财产如税收等，引用人大经济论坛hhj楼主的话：“私有制下人民更有意识知道这些财产是由他们提供的，因此监督的意识与觉悟更高，一直把各想要腐败的官儿监督到床底下、地洞下。因此私有制就比公有制更能切实保护国家财产。公有制由于国家财产的来源混乱不清，人民缺乏权利意识，让掌控者从容贪腐”。
自农业文明以来，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是经济关系，人民没有财产权自然也没有政治权利等一切权利。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⑧
二是科学理性主义。
如同对国内经济活动的扼杀一样，哈布斯堡皇室也按照同样的方式扼杀了西班牙人的精神生活。菲利普二世将西班牙王国转变成了反宗教改革的军火库。资本主义是因为宗教改革（路德教）、思想启蒙才得以发展，而西班牙却坚定的反宗教改革，从而改变了西班牙的学术传统。现代化定义于资本主义的内涵与繁荣经济的外延，一个思想上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宗教裁判所逮捕了学者，禁止学生出国，从而有效地将国家隔离开来，避免了受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法国及欧洲大陆）的异端学说的影响。
前面说到神圣罗马帝国害人害己的宗教狂热，建立了国家宗教裁判所，不受罗马教皇的监管约束，尽管最初的牺牲者是所谓的“异教徒”，如犹太人、穆罕默德信徒以及随后的新教徒，但它同时也把矛头转向一些非宗教目标，包括启蒙哲学家和科学家。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于1550年颁布“血腥诏令”，对不满西班牙统治的人，男的杀头，女的活埋，甚至处以火刑，仅在其统治的尼德兰（即低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部分地方）被宗教裁判所处死的新教徒达5万人之多。镇压尼德兰“破坏圣像运动”，⑨处死安特卫普的市长，贵族厄格蒙特伯爵、荷恩大将以及起义者达8000多人。通过血腥的方式，西班牙帝国成功地阻止了它的国民参与或享受17世纪科学理性主义的成果，为国家落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既然要坚定不移地落后，对尼德兰的残酷统治也于1648年被推翻了，荷兰宣布独立,西班牙从此反而被踩在脚下。
对哈布斯堡皇室血统的残忍评价常常被18世纪的欧洲人引用：“查理五世既是武士也是国王，菲利普二世仅仅是个国王，菲利普三世和菲利普四世连国王都不是，查理二世甚至连人都算不上。”封建帝王对人民精神的扼杀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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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学军：《西班牙样本：欧债危机的结构性矛盾》，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5月30日。
② 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全球通史》,第425页。
③ 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全球通史》第六章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
④《资本论》第一卷，第53～54页。
⑤ 中国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一的隐忧《半月谈》，2012年1月16日。
⑥ 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J.Bernstein)著《繁荣的背后》第206页。
⑦《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第34页。
⑧ 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2014年07月22日人民网，来源：《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⑨ “破坏圣像运动”是1566年8月11日由尼德兰手工业者、平民和农民发动的反对天主教会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人民运动，短期内捣毁教堂和寺院5500余所。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部分将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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