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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归一，一统儒学
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正如道家治国五十年必一乱，诟病已久
在中国汉武帝时代开启了一个争论，其争论的主要对象就是儒家治国还是道家治国？其实所谓道家治国，也就是现在的自由主义经济，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原理如出一辙。它们认为：国家应该放任自由，顺法自然，让个体自由竞争和发展，减少干涉，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称之为上帝之手，道家称之为“顺法自然”）来调节经济，最后达到高效率。
在汉武帝之前，大汉帝国一直使用道家思想来经世治国，也就是使用今天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来治理国家。但是随着地大物博的汉朝其结合着政治势力的经济割据开始形成，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这种割据类似于今天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而形成的大量地方垄断势力。在这些势力之中一大批豪强得以形成。所谓的豪强拿今天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就是形成了超级垄断。这些垄断集团的行为在今天就是拿着享有超额利润的定价权来攫取巨额财富，使普通的企业无法生存和发展，使自由竞争市场不复存在。在古代是拿着类似的权力去攫取土地所有权，拿走了农民的土地，导致了土地的过度集中，民不聊生。最终带来的是滋生各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或引发大量农民起义，或引发外族入侵，从而颠覆国家政权。所以在中国古代，有一个“道家治国，五十年必有一乱”的说法！
汉武帝时代，儒家终于取代道家登上了政治舞台。它采取了公共品国家管制的方式，不允许豪强垄断土地，把土地变成了公有制。所谓的公有制实际上就是国家管制这种人们生存的必须品资源，防止私人形成超级土地垄断，使得耕者有其田。这个所有制的安排实际上是一个分成合约的安排。即： 1）国家享有取得社会基本经济发展的分成权利的所有权； 2）大地主可以经营大一点的农场和土地，可以雇佣农民有一个较高的分成权利； 3）但是汉武帝实行了一个推恩令，就是大地主也好，还是富豪也好，需要模仿各地藩王的做法，将土地以及自己占有的财产，强行得平均分成数份来继承给他的下一代子孙（拿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企业拆分，类似于将微软拆分成几个企业），下一代子孙也如是。这样任何超级垄断就不再能够简单形成，于是有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普通的民众可以得到翻身和发展； 4）对于普通农民，国家尽量地保证每个人都有一小片土地，以此来至少能够享受到国家总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是一个分成合约的保护机制。于是自汉武帝时代起，儒家终于代替了道家登上了主流经济学的舞台，开创了自汉朝以来中国近两千年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大厦的根基早已不复存在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正如道家一样，诟病已久。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是分层次进行的，从假设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结果。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首先要保证“人性是自私的”的假设是对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能引申出“竞争性”来，只有在竞争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均衡；其次要保证“自私的人性”的选择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人在竞争时，每次选择都是对自己的最优选择；在上面两者的基础上，还要保证“信息是透明的”，这样才能体现公平竞争，才能最合理化的配置资源。
整个“主流”经济学的大厦，其实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些其实也早已被各个学派推翻了。
（一）演化经济学确凿地否定了“自私的”人性假设
在近几十年的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
“自利动机并不排除利他动机，因为利他动机可以转化为利己动机，即道德上的利他追求本质上仍然是其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利他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亲缘利他；二是互惠利他；三是纯粹利他或者道德利他。”
“生物学证明，具有亲缘利他倾向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Hamilton，1963：354-356）。
“如果生物物种的目标是使其物种的基因遗传频率最大，那么亲缘利他行为在生存斗争中能够更加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互惠利他其实也就是作为一种期权式投资或者是将其未来的收益贴现到现在的效用函数之中。但由于这种互惠行为之间存在时间差和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只存在于一种长期、稳定的群体或重复合作博弈之中，并且还需要具有某种识别和惩罚机制，以克服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否则这种互惠利他就不可能长期存在。而纯粹利他同样可以作为一种道德偏好，将其帮助他人带来的心理满足归入到其广义的效用函数之中。”（详细讨论可以参见叶航，2003） ——这是关于宋胜洲2008年的一本演化经济学中的一段介绍性文摘。这说明演化经济学对人的“自私性”的研究已经很彻底，就是否认了人的自私性，当然也没有说人是无私的，而是认为，自私性的利己心伴随着利他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演化经济学是彻底否认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关于人性的假设！
更多的引经据典，我们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
（二）行为经济学确凿地否定了“理性经济人”的选择假设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不可动摇的，因为一旦动摇后，后期均衡的形成和选择的结果一定是最优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但实际上，这个假设早就动摇了，行为主义经济学的出现，就是它的掘墓人。
赫伯特•西蒙通过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指出经济活动当事人在决策时不仅面临复杂环境的约束，而且还面临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即使一个当事人能够精确地计算每一次选择的成本收益，也很难精确地作出完全正确的选择，因为当事人可能无法准确了解自己的偏好。
西蒙是很多人熟知的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内生性地否定了“完全理性经济人”，“有限理性”表面上介于“完全理性”和“不理性”之间，但实际上就是推翻了“完全理性”！那么，既然这个完全理性是不可能的，是有限的，那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瓦尔拉斯均衡就是不成立的，因为完全理性的假设具有内生性的错误，那么均衡就永远不可能发生，即使在绝对真空条件下也不能发生！
到了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表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研究成果，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以效用函数的构造为核心，彻底否认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流派，其理论观点的形成发展建立在不承认“经济人”这个前提之下。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人们在面对损失和获得时，敏感程度应该是相同的。但实际上，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不同。卡尼曼通过心理学研究断言，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所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计高出得到相同价值的两倍。同样，当所得的比预期的多时，人们会很高兴，而当失去的比预期的多时，就会非常愤怒痛苦，关键在于这两种情绪是不对称的，人们在失去某物时愤怒痛苦的程度远远超过得到某物时高兴的程度。
也就是说，人具有内生性，是非理性的！这样，均衡中的供需平衡所带来的价格上涨和下跌对人们的影响的一致性，就变得不可能起来！即在人们面对价格上涨和下跌所带来的心理感受不同的基础上，均衡就不可能是马歇尔理想中的状态，或者说，那条完美的双剪刀供需理论其实失效了，因为人们内生性地不接受这样的曲线！
这个个人选择的非完全理性，且普遍性地存在着个人的非完全理性，这就是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假定的每个参与自由市场的竞争者，他们的经济选择普遍性地不是最优的选择，在这个普遍性的非最优选择下，自由市场可能根本就不能原理性地形成均衡，且这个均衡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最优，也即，不是资源的最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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