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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莫里斯·博拉（Maurice Bowra）的名字，除了钻研古希腊历史的专业人士以外，恐怕无人听闻。但提起伊夫林·沃尔（Evelyn Waugh）的《故园风雨后》，董桥的读者们则再熟悉不过。只是，少有人留意到小说中带领塞巴斯蒂安毕业旅行的山姆格拉斯先生，这位来自牛津万灵学院的教师，正是以莫里斯·博拉为原型。
小说甫一出版，作为学生的沃尔便给时任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Wadham College)院长的博拉寄去一份样书。博拉对那个并非主角却与自己颇为相似的人物赞不绝口，甚至在给沃尔的回信中连用了三个“精彩卓绝”。需知，博拉说话一向以刻薄著称，他曾经称奥顿是个只知喝酒不做学问的庸才，痛批政府为托尔金授爵。他的同行，古典学教授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更是被他奚落为“一无是处的市侩”。而旁人对于经常“出言不逊”的博拉也绝不会嘴下留情，以至于以赛亚·伯林拒绝承认博拉与自己有过交往。如此，对于沃尔书中自己不太负面的形象，博拉的欣喜之情自然出于意表，即使那不过是个有些愚蠢、迂腐的教员。
《故园风雨后》的跟风之作不少，亦有好事者在此类以牛津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寻章摘句，将某些角色与博拉对号入座。但作为20世纪牛津大学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莫里斯·博拉若仅仅出现于“稗官野史”和人们的臆测之中未免可惜。现实中的博拉如何影响了牛津，牛津又如何塑造了他，这是莱斯利·米切尔（Leslie Mitchell）在《莫里斯·博拉的一生》（Maurice Bowra：A life）中将要解答的疑问。
博拉1898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供职于中国海关的父亲却没有给他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在博拉幼年的时候就将他送回英国的私立学校就读。1916年，博拉考取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并进入沃德姆学院，在因一战而搁置了一年的学业后，他重回牛津师从古典学者莫里（Gilbert Murray）研读希腊典籍。自1922年成为沃德姆学院的教员起，博拉再未离开过牛津大学。1938年，40岁的他被选为院长。博拉将这个职位保持了一生，并在五十年代一度成为牛津大学副校长。对博拉而言，牛津不啻为其毕生倾心注血之所在。至于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当上大英帝国研究院主席、受封进爵等等则又是后话，本文按下不表。
若单表博拉与牛津大学，则无法绕开受博拉影响的一代牛津学人。奥顿曾将他们统称为“博拉集团”，并说道“在一个时期，当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困惑于自己的信仰和人生观时，他们的个性，以及举止、言谈、思维，都在博拉的那一时期被塑形，并伴随其一生”。从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到艺术史家克拉克(Kenneth Clark)；从诗人约翰·贝哲曼（John Betjeman），到政治家休·盖茨克(Hugh Gaitskell)，博拉的圈子几乎达及人文学科各个领域。至于哲学家汉普夏尔（Stuart Hampshire）, 艾耶尔（A. J. Ayer），以及以赛亚·伯林，更是与博拉有过深交。
虽然门下弟子多有与政界往来者，但博拉本人很少谈论时政。对于政治的喧嚣，博拉认为这“侵损了他静谧的思考，而对于政治的狂热感情则有害于他那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因此，对于自己引为同侪的晚辈休·盖茨克弃学术而从政，他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63年，当上工党党魁的盖茨克去世,博拉也未原谅这位“背叛师门”的学生。
而对于信仰科学主义的作家，博拉也一概否定。佐拉、威尔斯、萧伯纳在他眼里均不值一哂。“任何作家皈依科学的唯一后果就是艺术感的丧失”。终其一生，博拉始终相信古希腊文明高于他身处其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而在古希腊文化中，博拉独爱诗歌与文学，却视古希腊科学之价值为无物。在他所推崇的个人中，你可以找到萨福和品达，却绝不可能发现阿基米德或亚里士多德的影子。
在生活中，他却践行着上溯自维多利亚时期的二十年代文人的风逸与不羁。牛津的彻韦尔（River Cherwell）河畔以前有一处被称作Parson's pleasure的地方，常给男教师裸泳做日光浴，女士止步。有一天，一艘载着女客的船不小心闯入禁地，引起了骚动，男士们赶忙遮遮掩掩。别人都遮下体，唯独博拉此时却用手去遮他的老脸。事后，他说，你们这些人遮哪里我不知道，“但我这张脸在牛津可是尽人皆知啊（My dear, in Oxford I am known by my face）”。
若单从以上三方面审视，博拉岂非一个成天放浪形骸、思想偏激的隐逸之士？其实不然。拥趸古希腊自由民主政治的他，无时无刻不希望以雅典学院式的自由影响周遭的人们，而非将之强加于人。因此，虽然博拉个人反对科学主义，但他也公开表态，“当代牛津的基本任务有四：培养领袖人才,科学研究，培养新型的学者和科学家，通过学院传递文明。”而在二战期间，“不问政治”的博拉更是暗中帮助伯林等来自俄国、德国的学者引渡欧美。
以此观之，博拉倒也颇识大体。只是忧虑于牛津古老的自由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的命运，让博拉有时难免偏执于一端，以期影响后学与同辈，使此种希腊式的自由传统不至于倾覆。
作为典型的中世纪大学(studium generale)，牛津大学的建立可上溯至1096年学者们自发的教学活动。随着杰弗瑞·卢西(Goeffrey Lucy) 在13世纪初被任命为牛津大学校长，牛津也开始被称为universitas，这标志着牛津大学由一个同人性质的学者团体，独立为一所学术机构。此时的牛津具备了大学原初的两个涵义：首先，大学是探索宇宙通则的场所,另外，它也是学者组成的社团。时至今日,这种理念依旧影响着牛津大学,成为牛津大学理念中最深远的一部分。
在19世纪轰轰烈烈的牛津运动当中，纽曼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大学理念的演讲，他的基本理念是：与学者的小圈子比起来，大学更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继之而起的，是以赫胥黎为代表的科学教育理念。他们已经不满于牛津精英教育的传统，转而倡导平民的科学教育。通过历次运动，牛津大学成为了一所更为专业化的学府，但同时，博拉却认为，在为学生创造自由理念和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上，牛津似乎有着过于“平民”和“大众”的趋势。设若博拉活到今天，对于大学设置MBA和网络远程教学等“敛财”之举，定有更为辛辣的言论，只可惜，我们再也无法听到。
拉斐尔名画《雅典学院》描绘的自由学术氛围无疑博拉心目中理想的大学精神，但这种自由绝不等于知识的泛滥。换言之，大学之道贵在“熏陶”，而非“传授”。林语堂当年引证牛津的导师制，称师生间的思想激荡全凭一只烟斗吞云吐雾。这也决定了此类教育的受益者只能是“小众”。今天的牛津，喷烟的导师越来越少见，但“自由”与“精英”的意味却未减损。如果我们不将“精英主义”理解为一种偏狭，那么无论博拉之于牛津还是牛津之于博拉，都称得上一笔财富。（原刊《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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