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学术界学术水平低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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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学术腐败现象在中国的大规模出现只有十余年的历史。那么，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杨弘远认为有四条原因：学风与学术道德教育贫乏、学术民主空气淡薄、学术道德法治空缺、政策导向有偏误。(杨弘远：治理学风要抓住“病根”)。在2003年一期的《北京评论》上，有一篇文章专门报道了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探讨学术腐败的根源。这些根源是什么呢？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追求名利的风气比较盛行很有关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也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诚信受到了挑战。”中科院院士郑时龄则把抄袭剽窃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学术交流不畅通”。还有人把学术腐败归罪于“体制”及缺少舆论监督。(佚名：学术腐败因何而起？)。2004年，在全国人大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张恭庆说，学术腐败的原因要从我们体制上去寻找。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则说，政策导向不当助长浮躁风气。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则认为：学术界的浮躁风气是学术腐败的根源。(佚名：五位“院士代表”痛斥学术腐败)。总而言之，中国的这些院士、这些领袖们几乎一致地把学术腐败的“原罪”归咎于客观原因。
　　
　　应该说，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们能够公开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曾几何时，一些大学校长、人大代表还在媒体上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奚彬、翟伟：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中国科协的“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甚至要把学术腐败改称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孙自法：科协呼吁改称“学术腐败”为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即使在被全国人民痛斥了一年多之后，这个委员会仍旧不改初衷，在中国科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继续用“不端行为”来替代学术腐败。(孙自法：中国科协披露当前中国学术七大“不端行为”)。在2004年的全国人大上，北京大学校长还这么说：“学术腐败，是指对科研成果的剽窃、抄袭等，在国际上一般叫做“科学界的不端行为。”(佚名：五位“院士代表”痛斥学术腐败)。尽管如此，“学术腐败”这个词汇已经在中国的现代语言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并且被全世界的华人所认同和接受，而对这一现象的记录和分析将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必不可少的篇章。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逆转的。
　　
　　但是，与扭捏作态、羞羞答答地承认学术腐败现象的存在相反，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们对中国学术界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却讳莫如深，绝口不提。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整体学术水平的连年下降。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中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World Economic Forum. 2003.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3-2004)。而在此期间，台湾的科技竞争力则从1992年的世界第19位猛升为2000年的第10位。
　　
　　学术界的存在价值不就是在於提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及学术水平吗？对关系到自身存在价值的这么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界为什么能够如此麻木不仁呢？它说明了什么呢？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对这个关键问题绝口不提正说明了它的问题所在。这就是：学术水平的低下是学术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学术腐败现象的出现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中国的学术界经过八十年代的人员大流失，即智商较高的学人离开学术界(出国、从政、经商)，“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手中。他们掌权之际，也恰逢“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金钱象潮水般涌入学术界，对於搞不了学术的这些人来说，搞腐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界面对着如同泰山压顶般的“科教兴国”重任，面对着如同潮水般涌来的金钱，它既感到茫然若失，束手无策，又感到了金钱从毛孔中渗入时的兴奋和激动。最后，它找到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条“捷径”。按道理讲，受到过高等教育、并且留在学术界工作的人，一般都有一定的事业心，也就是想要在学术上干出一些成就。但有限的知识和才能在无限的压力下，使他们素质中最薄弱的一环，也就是道德约束，发生了断裂。而金钱的存在，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既是诱惑，但也同时使它丧失了无所作为的最大借口，那就是“政府的科技投入过低”。这就象一个学习成绩一般的孩子，却被父母逼迫一定要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一样，除了走邪门歪道之外，再别无选择。
　　
　　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到底有多低？看一下代表中国学术最高水平的院士就一目了然了。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也就是说，院士是法定的学术权威。可实际上，抛开这些院士的道德水平不提(详见笔者“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系列文章)，他们的学术水平之低，完全可以用“难以置信”四个字来概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国藩领导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项目，它曾在1998年被两院院士推举为“199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首项。可是，这项代表着中国科学最高成就的研究成果，其论文竟然只能发表在一个影响因子只有0.5，也就是相当于“学术垃圾”的刊物上。如果说这个项目本身只能说明洪国藩院士个人的学术水平的话，那么两院院士推选这个“成果”为“199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第一名则说明了中国院士的整体水平：他们比洪国藩还要低。
　　
　　另一个能够说明中国院士学术水平的例子出现在2003年。当时，非典瘟疫肆虐中国大地，对病原菌的鉴定成了非典防治的关键。本来，对於搞传染病学的人来说，病原菌的鉴定工作虽然说不上简单容易，但却可以说是已经程序化了。加上研究方法的改进，任何一个受过专业训练、并且有过几年工作经验的人都应该能够胜任此类工作。而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领导的科研队伍，却犯下了极为低级的学术错误：他无视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的传染病病原鉴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则，而仅根据电子显微镜照片来鉴定病原。结果，他把冠状病毒误认为衣原体，从而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及政府的防治政策引入了歧途。这个被国际同行评价为“违背常识”(“against common sense”)的学术错误，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使非典成为建国以来危害最大的瘟疫。不仅如此，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全世界最丰富的生物材料面前，中国的院士连像样的关于非典的科学论文都没有发表一篇，倒是在国内的新闻媒体上一会儿吹嘘找到了“非典克星”(杜若原、傅先萍：抗SARS药物被找到：了不起的武大病毒研究中心)，一会儿又叫嚷“找到了打开非典病毒大门的‘钥匙’”(张瑾：贺福初院士：病毒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实际上，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的话说就是：“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谢湘、周欣宇：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
　　
　　其实，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并不奇怪。因为从整体上说，中国院士的学术水平大抵相当于欧美国家三流科学家的程度。这一点，连中国的院士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2001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在谈到“有人认为，中国院士的总体水平恐怕连美国二、三流大学教授的平均水平都达不到”这个问题时说，“很难把不同国家的院士水平进行比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优秀学者。”(张其瑶：许智宏谈中国院士水准问题)。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也说：“国外有很多人认为中国院士水平不高，有一定道理，但中国的院士首先要看他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其次才是国际影响。对前者，外国人是无权评论的。”(欧阳斌：中国学术纯度加剧下滑)。
     不过，这两位院士强调的中国院士的特殊性，很难让人信服。首先，把中国院士的学术水平与国外院士进行比较有什么难的？难在哪里？科学研究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开发和探讨，是全人类参与的智识竞赛。就象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样，哪个国家的运动水平如何，通过奖牌的计算一般就可以立见高低。而在学术界，类似奥林匹克那样的比赛在时刻进行，怎么能说很难比较呢？其次，如果一名院士的标准仅仅是“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那实际就是在承认他对世界科学根本就没有什么贡献。而一名对世界科学没有什么贡献的科学家，又如何能够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呢？那不就是所谓的低水平重复吗？第三，就算这二位院士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为什么伴随着“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国院士人数剧增，中国的整体学术水平反而大幅度下降呢？
　　
　　实际上，如果按照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的话，有人甚至认为美国一流实验室的研究生的水平就要相当于中国的几个院士。(苦口药：一个留美科学家的学生相当于几个中国的新院士？)。2004年，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中科院院士王迅直言不讳地告诉国人，若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标准来衡量，目前复旦大学物理系够得上教授水平的一个也没有，他自己“可能”够得上副教授水平。(任荃、王丹红：中国科技界：直面现实)。即使如此自我贬低，很多人还是认为王院士高估了自己。
　　
　　中国科技水平的高低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判断。曾获得过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无缆水下机器人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和获得2003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等项目，其技术基础均来自国外。这些成果不仅科学成分极少，即使是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也不是很高。“神州五号”上天反映更多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不是科技实力。这一点，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并不否认。比如，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陈怀瑾说：“从技术和应用上来说，载人和不载人航天并没有本质区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庄逢甘说：“往返技术怎么做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争论很大，中国到底是走英法的路子，还是走俄罗斯的路子？做了大量论证之后确定了载人飞船。”中科院院士、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梁思礼说：“神舟飞船可以壮国威，体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主要体现的是中国整体的航天技术实力。在单项上，中国和美俄比还有差距。”(吴珊：神舟 你有多少含金量？)。也就是说，神州五号上天的象征意义大於实际意义，政治意义大於科学意义。它的关键技术是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的，并且是国外的。
　　
　　除了上面这些，中国学术界的水平还可以从中国的大学反映出来。据认为，中国的顶尖大学，也就是北大和清华，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位於200名之外。它们不仅在世界上落后，即使在亚洲也算不上是一流。有人统计，在2000到2002这三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这六所全国最强的学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了27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武书连、吕嘉、郭石林：2004中国一流大学评价揭晓 15所大学入围)。考虑到这六所大学的规模(师生人数)都至少在哈佛大学的两倍以上，因此可以说，一所哈佛大学的科学产出相当于大约200所中国一流大学(12÷6%=200)。这就是中国学术界与世界一流的差距。另外，根据发表论文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论文引用率，来衡量，2002年中国的物理学在世界上82个国家中居第66位，与新加坡、白俄罗斯、古巴不相上下。排名最高的中国大学是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为第551和552位。靠在国内刮起SCI旋风起家的南京大学，其化学论文总数在1992-2002年间排在世界第41位，但如果按平均引用次数来计算，它的排名却一落千丈，居第675位。(缥缈孤鸿：可怜的中国物理！可怜的科大、北大、南大、复旦、清华！)。所以说，中国的学术界正在加速制造学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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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目前是在从低下向更低发展。1999年，教育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评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由於每年评选出的论文以百篇为限，因此当选的论文被称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论文能够当选，不仅博士本人能够得到教育部颁发的数十万元科研经费，对其所在学校也是巨大荣誉。什么样的论文能够入选呢？根据评选标准，它们必须“选题为本学科前沿，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取得突破性成果，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材料翔实，推理严密，文字表达准确。”按道理说，中国每年授予数万个博士学位，百里挑一，总应该挑出几个像样的吧？可结果是，清华大学的一篇入选论文被国际学术界一致评为“质量确实很差，在理论上基本是错误的，也没什么应用价值”。(李丽萍：质疑“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一入选作品)。这就是中国科学的未来。
　　很显然，想要依靠水平如此低下的学术界来承担振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重任，无异于赶鸭子上架。鸭子当然上不了架，所以它们只好呱呱乱叫，瞎扑腾。[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正确正确

中国这种机制想搞出高学术，做梦吧

中国学术界学术水平低下 是学术腐败的结果！
而其原因仍然是机制问题！

还学术界一个自由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