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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政策退出时机成新考验
（文见于《新京报》9月17日）
欧盟委员会14日宣布，欧盟及欧元区经济已经结束了60多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预计将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恢复经济增长，但复苏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这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委会做出的首次乐观经济预测（见《新京报》9月16日报道）。
进入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已非一枝独秀，各国经济百花齐放，帮助经济复苏的刺激举措功不可没。刚刚结束的G20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呼吁继续执行积极宽松政策以维持经济的复苏。9月10日，英国、新西兰、加拿大、韩国四国央行均宣布维持当前利率不变。各国暂时不会实施退出机制，并且一些国家恐怕还要继续扩大刺激规模。如加拿大央行表示，可能在必要时采取非常规举措支撑经济增长，例如量化宽松；新西兰联储认为，不排除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
尽管言语间信心满满，但各国“不会立刻退出”的表态，其实也是退出政策难度给决策者带来巨大压力的产物。
如何选择正确的退出时机，无疑最为关键。从历史上看，这方面的教训远近皆有。美联储在大萧条中犯下的“退出战略”错误，至今仍遭诟病。1936年至1937年，由于担心商业银行利用其在美联储累积的巨额准备金发放贷款，可能引致“未来的信贷扩张失控”，美联储提高准备金率以吸收这些资金。这种大幅收紧货币政策的做法葬送了自1933年开始的强劲复苏，并导致了1937年至1938年间的“双谷”衰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他们合著的《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将其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而1990年日本人为的政策急刹车也导致了本已走向自然衰退的泡沫经济加速下落，沉入“失去的十年”。
退出如此可怕吗？其一，加息对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有积极的帮助，但无疑给资本市场“泼一瓢冷水”；其二，全球化大背景下，热钱将奋不顾身地扑向率先升息的国家；其三，货币政策收紧后，或引发本币升值，直接打击外向型经济。
从此推论，率先退出的国家，必然金融体系健全，经济结构相对平衡，完全能够对付大规模全球流动性的冲击。
如果一国经济持续走稳，就业形势改善，金融体系漏洞弥补，增长新引擎确立，那么其可能率先回归政策正常化，并凭借先机，在后危机时代巩固全球主导权。也只有有信心成为未来经济领头羊的国家，才敢率先选择退出。
目前而言，主要国家中，美国仍为退出领袖。这也难怪，全世界的目光都关注着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而美国退出策略的执行者—美联储主席的连任问题更是赚足眼球。
实际上美国已经走在了前面。老谋深算的伯南克已预先布局，做好了提前抽身、应对通胀的准备。根据9月10日美联储公布的资产负债表，其整体规模已缩减至2.04万亿美元。目前的规模虽比雷曼倒闭前的正常规模（0.9万亿美元左右）高出1.1万亿美元，但较2008年12月中旬的历史高点（2.3万亿美元）缩减了11%。
在此轮金融危机中，美联储的动作堪称风向标。正是美联储在2007年8月之后的快速减息，影响了欧、英、日央行，先后加入了大幅降息的进程，并引发全球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计划出笼。若美联储步入加息进程，其他主要央行也将先后效仿。从此意义而言，新兴国家尤其需提防本国经济形势受美国等发达国家退出策略的左右，警惕热钱流出、资产泡沫破裂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中国对经济成功输血后，下一阶段政策导向无疑应把握目前难得的时间窗口，培育造血功能，以应对全球退出对经济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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