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获得诺奖的“三个不代表”

楼主的见解相当令本人佩服，人才。

聂辉华　　以下资料来自www.niehuihua.com，截至2009年5月
　　聂辉华，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2006－）。1978年生，籍贯为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他200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3年提前一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的三年期间，他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和《管理世界》等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这一学术发表记录在国内经济学博士生中居于领先地位。此外，他还在《中国工业经济》等其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十几篇。除了撰写严肃的学术论文，他还在《经济学家茶座》、《读者》、《环球》、《经济学消息报》和《新京报》等报章杂志上发表经济散文和经济评论，其中部分文章被翻译为日文转载。根据权威的google学术搜索引擎（http://scholar.google.com/）统计，聂辉华的学术论文引用率在3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人中名列前茅。他还是《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等国内最权威的学术刊物的匿名审稿专家。聂辉华致力于通过传播现代经济学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并对政府政策和社会现象发表评论。个人主页为白鲨在线http://www.niehuihua.com，Email: niehuihua2000@yahoo.com.cn。
　　他是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作者，当年理论经济学类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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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三个不代表

学习学习,长点见识

看不懂楼主的高论。隔行如隔山。但是，感觉国内的研究都差不多，呵呵。不知道何时可以有真正的创新出现。

一资料供大家参考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威廉姆森其说、其人﹡

李建德　 编译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被誉为重新发现“高斯（又译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威廉姆森对这一新分支的命名。当代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以凡勃仑、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它是以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因此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的新领域。此分支的启蒙者高斯本人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威廉姆森其说

威氏早期的研究领域是工业组织和价格应用理论。比如，他的第一篇论文《管理权限和企业行为》（1963），他的第一本专著《自由支配行为的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管理目标》（1964），都是关于工业组织的。1970年，当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时，需要他开设一门组织理论的课程，这件事成了他转向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的直接原因。他在这个领域的建树颇丰，本文只能按主要脉络介绍一、二。

一、威廉姆森研究方向的起源与基础

威氏研究的一个起点，是由约翰• 康芒斯1935年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完成了把 “交易”一般化、概念化的工作。康芒斯把 “交易”和“生产”这个概念相对应，指出，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是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分析单位，他进一步将“交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康芒斯认为，这三种职能上相互依存的交易，共同构成我们称作“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个组织。不过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中对以交易为基础单位的制度分析，不是采用经济学的方法，而主要是哲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

威氏研究的最重要起因，无疑是罗纳德•高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在这篇论文中，高斯从解释如下一些问题入手；既然个体生产之间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生产合作，为什么还会存在企业呢？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在相继生产阶段或相继产业之间，为什么即存在长期合同关系，又存在纵向一体化现象？为了解释这些问题，高斯提出了“交易费”的概念。所谓交易费用，是为了完成交易所必须的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搜寻交易伙伴和交易价格、进行交易谈判、订立交易合约、执行交易和监督违约的行为并对之制裁、维护交易秩序的各种费用的总和。这一概念意味着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可比较的，因此可以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范畴。而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即以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的规模被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他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那一点上；相继生产阶段或相继产业之间有订立长期合同，还是实行纵向一体化，取决于两种组织形式的交易费用比较结果。威廉姆森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不过，威氏认为，在完全静态的条件下分析交易费用，并不会有很大的意义。

威氏研究的另一主要源泉，是肯尼思• 阿罗在1969年发表的《经济活动的组织：关于市场配置与非市场配置之间选择的争论》。经济学早就认识到市场并不是万能的。问题的关键是市场失效时，取而代之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什么。从传统的观点考虑，此时的主体是政府， 取代市场的资源配置方法是计划。因此，往往陷入是市场还是计划这个古典的问题。阿罗指出，克服市场失败的主体，不一定只限于政府，一般地可以说是“组织”，所谓组织是在价格体系难以顺利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为体现集团行动的优点而采取的手段。限定地说，企业、工业、工会、大学、政府等都是组织，在价格体系或市场不能适当发挥作用的领域中，这些组织进行着资源配置。不过，阿罗并没有提出如何判定市场有效和失效的原因。

威廉姆森汇总了前任的成果，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以对不同组织方式的交易费用进行具体的经济学分析，从而，研究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相互替代的这样一个制度问题。

二、关于市场失效的分析

庇古早在本世纪初就从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差异，分析了市场机制中的外部性问题，并对这一种市场失效及其政府替代作了论证，并由此区分了共同物品和私人物品，指出共用物品的供给是不宜由市场来配置的。高斯发表于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进一步把外部性问题和交易费用联系起来。所谓解决外部性问题，实际上是用何种方式正确地度量和界定利益边界问题。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高斯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力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我们现在的论述范围内，可以解释为，若交易费用为零，市场在配置资源时是完全有效的。然而，现实世界中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因此，高斯的论点又可以这样来理解，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力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这被称为定理，或反高斯第二定理。在我们的论述中可以认为当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市场就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了。

威廉姆森的重要贡献是具体分析了在什么情况下会使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到使它失效的程度。他的分析着重在以下四个方面。

机会主义行为。威廉姆森对经济分析中关于人的行为特征的基本假定作了新的界定：经济生活中的人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经济中的人都是自私的，而且，为了利己，还可能不惜损人。不过，人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约，违反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法律使损人利己的行为受到一定的节制。威廉姆森把人一有机会就会不惜损人而利己的“本性”，称之为机会主义。人的这种本性直接影响了以私人契约为基础的市场效率。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每一方都不清楚对方是否诚实，都不敢轻率地以对方提供的信息为基础，而必须以自己直接收集的信息为基础作出交易决策。因此，机会主义的存在使交易费用提高。交易越复杂，交易费用提高的幅度也越大，威氏认为，对于“机会主义”的认识，是他对经济学首创的贡献之一。一切足以引起提高市场交易费用的其他因素都是通过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才会具体转化为交易费用的上升。

不确定性。包括经济生活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不可能完全准确预测未来的局势；或者说，充满着不准确性。在市场中，一项交易从发生到完成重要持续一段时期，在该时期中可能会发生很多影响交易双方权力和义务的事件，从而影响交易契约的执行。又由于合同执行者很可能有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当市场条件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可以借口契约的前提改变而停止履行合同，在不违反法律的的情况下给交易伙伴造成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交易双方将尽可能把契约写得十分复杂，力图包括一切未来的可能性，以及每一种情况发生时双方的权力和义务。但是，任何契约不可能是完全的，总会给机会主义行为留下可乘之机。其基本态势是，交易本身越复杂，交易谈判及其所达成的契约越趋复杂化，交易费用就越高，市场作为一种交易的管理机制其效率就越低，甚至不能完成交易。

小数目条件。如果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性就很小，那么，机会主义本身就会有颇高的代价——机会主义的行为会使机会主义者失去交易伙伴。因此，竞争的压力会使经济利益的考虑较少地诱发机会主义行为，而是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然而，如果市场上角色的数目很小时，那么，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就会增大，经济利益的考虑就会更多地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当市场是寡头、甚至是垄断时，依赖寡头和垄断的另一方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或者说，对于非寡头、非垄断的一方，市场交易费用将会十分高昂。

专用性资产。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使用日益专一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越是专用的，设计就越简单，制造费用就越低。资产的专用性有三种。一种是资产本身的专用性，如特殊设计能够一次性加工成某个部件的设备；二是资产选址的专用性，如为了节省运输费用，设备一般以原料产地布局，一旦建成，移迁费用很高，甚至使移迁成为不可能；三是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如果一个具有专用性资产，又有一些雇员在这一企业的工作中积累了与此相关的丰富经验，他的经验和技术是特定于这个企业的。对于厂商，重新训练這样的雇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或很高费用，同时，他的这些经验和技术也并不适合其他厂商。维持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对于厂商和这类雇员都会有好处。专用性资产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专用性资产价值越大，拥有专用性资产的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越大；因为他越有可能被其交易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所损害。只要他的交易伙伴不再保持交易关系，甚至中断交易关系，就可以使他的专用性资产蒙受重大损失。因此，对于拥有专用性资产的厂商，一方面是降低了生产费用，一方面如果他仍然依赖市场的话，他将大大提高自己的交易费用。

以上四个因素是市场交易中会互相影响并表现为大幅度提高综合性的市场交易费用。对于复杂的、因而是市场交易成本很高的资源配置过程，就可能不应由市场机制来运行，而通过企业之间的合并，把原来的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过程，即所谓“内在化”，从而能够实现降低费用的目的。也因此，我们并不能一般地、笼统地评价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而要依据具体的交易对象和交易过程特点，分析它的交易费用的高低，从而得知这个过程是适合还是不适合采用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