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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应该遵循的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高鸿业
刘国光同志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位大师，也是一面旗帜。最近他发表了一次谈话，影响很大，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今天，我仅仅从一个方面结合该文，谈谈我的意见。这个方面就是：中国经济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目前应该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的道路。其理由可以述之如下： 第一，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者虽然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然而，却在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具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第二，正如刘国光同志指出的那样，邓小平的贡献之一便是指出市场经济不过是管理经济的一种手段或方法。既然是一种方法，社会主义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而我国目前所做的正是如此。 第三，作为一种方法，在使用它时必须受到某种理论的指导，才能取得有利于人民的效果。例如，火药是突然取得大量能量的一种方法。在和平理论的指导下，它可以用于开矿和道路修建，而在战争理论的指导下，它也可以被用于杀人武器，二者的结果是迥然不同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市场经济的管理方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第四，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即：它既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西方市场管理的经验总结。对于前者我们当然应该加以摒弃，但是对后者总结出的方法，我们却可以加以借鉴和吸收。当然，管理方法的借鉴和吸收也必须考虑到国情的差别。经验总结并不能完全脱离理论指导，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又一原因。 第五，作为方法的西方经济学未必在逻辑上都是正确的。例如，次优理论(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表明，缺乏任何一个必要条件都可以使目标远远达不到西方经济学家所崇拜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使这一状态毫无现实意义。又例如，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y)指出，初始条件的丝毫差异不但不能达到西方学者所追求的均衡状态，反而会导致失之千里的后果。这一结论意味着：由于国情的差别，使用相同的经济发展的方法的两个国家，却未必能得到相同的有益后果。有的国家甚至会失败。以上例子表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不当之处。 第六，在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不是信奉马克思经济学，便是信奉西方经济学。即使从这一表面现象来看，二者都有其生命力和价值，从而，结合二者是有必要的。 以上六点，我陈述了为什么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在此之上，我还想提出两个理由来说明：这种结合并不违反马克思本人的做法： 第一，马克思自己就吸收了一部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内容。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我不多加论述。 此外，马克思应该愿意使用西方经济学的“数量化”的方法，如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等。例如，马克思在1873年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你知道那些表格、贴现等等在它们长年的运动中上下升降的曲线。我为着分析危机，已屡次企图把这些升降算作不规则曲线，并且相信(我还是相信有充足的经选择的材料，这是可能的)由此用算式确定危机的主要规律。如说过的，穆尔认为这件事暂时办不到，我已决定目前把它搁置起来”*。由此可见，“数量化”是得到马克思重视的。 第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探索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而不是管理市场经济。因此，虽然他也研究了市场经济的各种方面，然而，其重点是它们与他研究目的有关的部分。除此以外，他认为，由于这些部分仅仅研究事物的表面现象，从而与他研究的目的无关，因此加以忽略。关于这一点，对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他写道：“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庸俗经济学不过传教似的把那些拘囚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当作为生产代理人的观念来解释，来系统化，来辩护”。他又说：“庸俗经济学越是在事实上不过把普通的观念翻译成学究式的文字，它就越是成为单纯的，合于自然的，一般人利用的，越是和各种理论的锋锐相隔离”。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的上述两段文字可以表明：西方经济学不过把参与市场活动的各种人物，如消费者、生产者、资本家、地主等人所使用的语言、见解和成规加以系统化并形成学术上的表达方式；这种研究成果对他所要发掘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理论毫无用处。虽然如此，他并没有说：表面现象的研究和市场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准则等等就完全没有用处。例如，日规并不追究太阳绕地球转（表面现象）或是地球绕日而行（内在规律）的是非，但是，却可以给人们时间的数据，如此等等。进一步而言，在假设市场经济成为不变（或暂不变的）条件下，市场参与者的语言和规律性总结并不能说对管理市场没有用处。例如，上面引文提到的贴现或贴现率固然有助于经济危机的研究，从而有利于寻求资本主义消亡的原因，但是，在市场经济既存的条件下，它仍然是调控经济或的一个手段。 以上的论述表明，中国经济学应该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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