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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说到中美教育的差异，一个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特别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能力——特别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难怪钱学森先生临终之前会发出最后的考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了一个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
在通常情况下，就整体而言，优秀学生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教育？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帮助人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已经渐渐忘记了教育的目的。恢复高考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奔跑？
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古代中国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的一面，即教育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某种问题而存在的：教育为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和基础等等。
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她）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她）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如果教育不能帮助他（她）们实现这些目标，他（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读书无用论”渐渐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
反观美国，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着于公民教育背后的产物。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越强调教育对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机构，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质作为最根本的教育目标。
因此，实用主义哲学最为盛行的美国，在教育领域却非常地“不实用主义”：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教给学生的越是些“无用”的东西，如历史、哲学，等等；越是优秀的学生，越愿意学这些“无用”之学。
实际上，美国学生之所以基础差，和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方式有直接关系。美国教育界深受古希腊苏格拉底“产婆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教育是一个“接生”的过程，教师就是“接生婆”，人们之所以接受教育是为了寻找“原我”以不断完善自身。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知识非他人所能传授，主要是学生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自我领悟的。
所以，在美国课堂里——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师很少给学生讲解知识点，而是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学生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诵什么东西。
美国学校教育是一个观察、发现、思考、辩论、体验和领悟的过程，学生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资料、得出结论的技巧和知识。虽然他们学习的内容可能不够深不够难也不够广，但只要是学生自己领悟的知识点，不仅终身难以忘记，而且往往能够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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