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同情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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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钱学森因为父亲重病，决定回国探望

钱学森一生最大的转折点，是他在1950年的某一天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信中，父亲谈及自己病重，希望有生之年能与儿子再见一面。孝顺的钱学森念父心切，立即向学校申请探亲假并准备回国。
在此之前，钱学森曾经担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的顾问。当钱要回国的消息传开，美国海军次长丹·金布尔立即电话通知司法部，要求无论如何要将钱学森留在美国，因为钱的头脑里装满了美国的军事机密。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金布尔的做法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此时恰逢美国政府处于严重恐共的麦卡锡（McCarthyism）时代，中国留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容易引发怀疑。金布尔的这通电话使移民局怀疑钱学森是共党分子，并很快将其逮捕，此后，钱学森被软禁了整整五年。
1950年前后的确是很多读书人主动迁徙的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流落欧美的大批华人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很多人抛弃已经成形的事业，冒着危险，立志要回到祖国参加建设。但钱学森不在此列。他本没有积极回国服务的意愿，也从未加入过共产党，可是历史围绕着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一封家书和一次回国探望父亲的意愿，竟然遭到了美国政府的不信任。几年之后，钱学森以莫须有的共党罪名，通过朝鲜战争的战俘交换方式被遣返回国。
钱学森一直对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耿耿于怀。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对抗终于将他推到了中国利益的一边，钱学森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爱国分子、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多年以后，金布尔谈及此事仍不无遗憾：“这是美国所做的最愚蠢的事。如果说钱学森是共产党，还不如说我是。我们却逼他回国了。”
一封家书，竟然成为钱学森人生最大的分水岭。假如没有父亲的来信，钱应该继续在美国求学，研究，日后究竟能取得何等成就，的确是一件值得展望的事情。
1938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钱学森留校任教。为从事火箭研究，他和几个同学结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没有资金和设备，他们就到旧货摊上、废品仓库里去拣废旧零件自己安装；没有试验场地，就在自家房后草坪上进行。由于成天和电机、火药、二氧化碳、废弃零件之类的物体打交道，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他们将这个小组戏称为“自杀俱乐部”。有一次，小组在古根海姆大楼实验室里进行火箭喷射推力的试验，竟然发生爆炸，古根海姆大楼都摇晃起来，钱学森等人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金属零件也被炸飞，好在大家都没有受伤。不过这次爆炸后，学校便勒令火箭研究小组停止一切活动。为了继续搞试验，这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将实验室迁移到远离洛杉矶的马特里山的一个偏僻的山谷中，还亲自动手盖起一座简易的火箭试验台。几十年后，这里成为美国宇航局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中心所在地。
那时，钱学森年轻的头脑里只有科学，他思维缜密、治学严谨，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意识形态。同事弗兰克·马布尔在整理钱学森当年的手稿时，发现了他为解决薄壳变形的难题写的研究手稿，包括图表、公式推导、演算稿、数据列表等等，长达800多页。问题解决后，钱学森在装手稿的信封上用红笔注上“Final”(中文：最终定稿)，后面却又加上一句“Nothing is final.”（中文：没有什么是最终确定的）。



                                                                   作者：苏小和  
                                                原文出自：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541b7bef68c4f8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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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钱学森 中华人民共和国 Nothing Article final 钱学森

      
        1949 年9月，38岁的钱学森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负责研究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被世界公认为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和火箭技术先驱，以及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社会地位和生活非常优越。钱学森希望利用美国的优越条件进一步深造，因此正式提出了加入美国国籍的申请。
可是历史不容假设。钱学森不幸卷入了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冲突之中。美国抛弃了他，他别无选择，只能丢下自己的研究事业，回到中国。世界之大，似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他一个平台，给他一份完整的亲情。
钱学森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情回到了祖国。中共中央政府给了他非常高的礼遇和重用。1956年 1月，刚刚回国三个月的钱学森在陈赓的邀请下出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6年春，他应邀出席政协会议并在会上讲话。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体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与自己坐在一起。钱学森为国务院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也受到中央高度重视。1956 年3月14日周恩来还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认真讨论了这份《意见书》。
此时的钱学森激情有加，他要把全部知识献给自己的祖国，做出成就，以报答知遇之恩，同时或多或少也想让美国人看到，他们丢弃掉钱学森，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有意思的是，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既有对美国的怨气，
却也带来了美国的学术作风。中科院院士戴汝为说：“钱学森对美国有些事情说起来是咬牙切齿，（因为）等于是把他从美国给赶出来了，但是他觉得美国的讨论班是非常之重要的。” 创建力学所期间，钱学森积极倡导学术民主。他让行政部门为每个办公室购置黑板，走到哪个屋子里都便于学术讨论，有什么问题可以当场在黑板上推导。这种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平等的做法，被钱学森称为“科学的民主”。
如果钱学森按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他一定能够成就大业。可惜时代变化了，这一次不是美国人的意识形态敌视，而是大鸣大放大清算的反右运动。
时代再一次亏待了钱学森。现在，我们无法推测，当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当 55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受到迫害的时候，聪明的钱学森在思考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年的6月，钱学森在一次科学工作者集会上谈到民主和自由时，忽然改变了过去对科学与民主的坚守，语调中有了方向性的变化
“右派分子好象是在替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但是他们所要求的民主和自由，是一种不要领导和组织的民主和自由。这种民主自由是没有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的组织工作就越来越复杂、繁重。有社会的组织工作，就要有领导。目前的问题是：要资本主义的领导呢？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美国每年用在商业广告等非生产方面和军事方面的费用有几百亿美元。假设美国没有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钱就可以拿来为人民服务，人民生活也就会好。所谓美国生活的优越只是在表面上，事实上要不得的东西太多。它有一个很大很好的科学技术基础，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好处。到底应该选择资本主义的领导，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呢？当然，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的领导。”
1958年，钱学森更是亲自撰文，清晰的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整风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我们每个人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前看起来不能做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了。……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掏出来，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我们科学事业的大跃进是一定的。”
如此话语系统下，钱学森借用他的科学家身份论证粮食亩产过万斤，就是一种必然。
“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作者：苏小和

原文出自：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541b7bef68c4f8bd

是啊，一个赤子之心

这篇名为《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科普”文章，至今还在被众多知识分子嘲笑。两个月后，粮食产量浮夸风、放卫星的失控局面席卷全国，钱学森的文章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影响到了毛泽东的判断力。李锐曾就此问毛：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
这是一名卓越的科学家受到意识形态控制之后所说出的最没有常识的观点，是钱学森一生最大的败笔。美国学者张纯如对此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在极权政治下，科学家沉默地顺服疯狂的政策倒也罢了，而积极地倡导、附和那样的政策，对服膺真理的科学家而言，未免太过头了。”
但我们不能就此全面否定钱学森。在全国的科学、文化一片凋敝的情况下，钱学森的导弹研究工作却始终没有停滞。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29日，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66年10月27日，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钱学森，中国的 “两弹一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登上世界舞台。这显然是他此生最大的科学成就。不过钱学森后来却对他的秘书涂元季说：“其实搞两弹，这种工程项目，这是组织上的任务，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的创新。” 这句话隐含着钱学森对自己工作的不满。无论政府怎么夸奖钱学森的科学成就，他毕生的工作的确如他所言，仅仅是做了一名工程师的工作，这距离一名卓越的科学家相距太远。他所有的工作，只是让一个处在冷战时代的落后国家拥有了看上去很强大的能力，但对人类的科学进步、文明发展却没有提供必要的贡献。
一个天分极高，起点极高的科学家，由于时代的裹挟，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不仅没有创造伟大的科学成果，而且丢掉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一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 ，一生却陷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左右为难，举目四顾，像一条丧家之犬。这就是钱学森一生的写照。面对这样的人生案例，我们无法赞美，无法抨击，只是心中堆满了对钱先生深深的同情。

作者：苏小和

原文出自：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541b7bef68c4f8bd

有些事情，是历史造成的，人在滚滚社会大潮中，越是聪明人就越难不明哲保身。虽然都是过去的事，但我们的大环境没能给优秀的学者提供发挥的舞台，还让无数人卷入无尽的痛苦漩涡，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时代的局限，没办法

钱学森对科学的热情和惊人的创新能力总是给人梦幻般的感觉，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祖国、民族的热爱。爱国主义是钱学森创新的最大动力，在他身上充满着作为中国人的自信。

钱学森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的枪炮声中度过的。受到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影响，他希望能像“做了外国人做不了的事”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造火车，抵御帝国主义侵略。1929年，钱学森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机械工程系(铁道门)。但1932年“1·28”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日寇优势的空军和国民党政府妥协的双重压力下失败了。钱学森急切地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出力，因而他的志趣从造火车头愤而转向设计制造飞机。

1935年，钱学森获得赴美“庚款留学”的机会，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一次，一个美国同学在谈天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抽鸦片、裹小脚的蔑视，钱学森大义凛然地对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是还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咱们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有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份很难的考卷，全班大多数人不及格，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吵着去了教授的办公室，走到门口却发现有一张卷面整洁、无任何错误的考卷贴在门上，走近一看是钱学森的，同学们都安静下来，不敢推门进去找教授理论了。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为了给祖国和人民效力，毅然决定回国，但是美国政府为了阻止其回国，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检察官古尔丘问:“你认为应该为谁效忠？”钱学森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美国人的迫害和拘禁都没能动摇钱学森回国的意志，最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只好同意放行。在回国途中，钱学森对美国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美军上校”影响了美德中火箭

陈纳德将军的美军第14航空队为中国抗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众所周知，“飞虎队”是美军援华的“抗战英雄”，然而鲜有人知道是谁为美国空军插上“胜利之翼”的，正是钱学森！他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因此获得了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的“通令嘉奖”。

其实，钱学森的工作一直与祖国的命运相联系。早在1944年10月，钱学森就曾被授予美军上校军衔，并佩戴上可以参与最高机密的金色证章，经常出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

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师生三代作为世界现代火箭技术的先驱，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世界火箭科研的发展一直起着主导作用。20世纪30年代，即使在美国，研究火箭也属登不上科学殿堂的旁门左道。那时的火箭、宇宙飞行只能算是和科学幻想扯在一起的无稽之谈。

1936年6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弗兰克·马林纳等几个年轻人找到了冯·卡门，希望在他的航空实验室做实验，冯·卡门被这些年轻人的真诚打动了，破例允许他们在下班以后利用实验室的部分车间，但不予经费支持，这便形成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5人火箭研究小组。

钱老晚年回忆道:“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他几个人动手能力也强，但他们理论上不怎么样，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解决一些理论计算问题。就这样，我参加了火箭小组的工作。”那时，他们的工作既得不到理解，又没有经费，只好靠打工挣钱来购买二手材料试制火箭。1937年5月29日，钱学森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这就是被小组称为“圣经”的理论指导手册，它解决了火箭设计中的一系列问题。

火箭实验是非常危险的，还发生过爆炸，他们被全校师生称之为“自杀俱乐部”。在学校实验室发生爆炸后，他们就把设备搬到了一个名叫阿洛约·塞科的干涸河床上。那里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成为美国火箭研究的摇篮。多年后，钱学森参与编写了美军航空航天发展的远景报告《迈向新高度》，并亲自编写了其中的五卷。《迈向新高度》被誉为奠定了二战后美国取代德国在航空史上领先地位的理论基础之作。

作为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的贡献当然功居榜首。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曾从欧洲大陆袭击伦敦的臭名昭著的德国V1\V2火箭竟然也应用了钱学森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据被俘德国导弹研制负责人赫尔曼交代，其飞弹设计的关键技术正是应用了钱学森两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超声速气流中锥形体的压力分布》。

主动选择接受世界一流的科学训练

钱学森在学术上的不断创新源于他主动选择接受世界一流的科学训练，为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刚刚硕士毕业的钱学森赴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冯·卡门教授读博士。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感受到了这所著名大学的民主学风和创新氛围，他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想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地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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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选择了几个航空领域革命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正在从螺旋桨时代进入超音速喷气式时代，是典型的速度决定命运的紧要关头。但按当时的航空理论制造出来的飞机，一进入超音速飞行就会被烧毁，而且飞机机翼的设计也达不到超音速飞机要求的精度。经过3年的潜心研究，钱学森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论文，荣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他在论文中提出的“热障”理论和与导师共同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得当年波音公司推翻了B-47飞机的原设计方案。

卡门和钱学森的发现使他们在这个领域中领先了几十年，直到战后计算机大量应用之前，他们的发明都是超音速飞机制造设计的基本指导理论。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对中国留苏学生提起“卡门-钱近似”公式还赞不绝口，而且特别强调“钱”是中国人。

当年的美国同事马勃回忆说:“只要你看到冯·卡门和钱学森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计算，过一段时间，他俩就会有新的创造性的成果出现。”

1955年8月，回国前夕，钱学森带着全家来看望恩师卡门，送上了自己的新作《工程控制论》。卡门翻阅后欣慰地说道:“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调来“大炮”创办中科大

1946年，年近36岁的钱学森副教授走上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台。他的课引起了青年学生的极大兴趣，当年，麻省理工的学生甚至以能听到他的讲课为荣。当年听课的学生回忆道:“他的课程在我就业的前十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发起创办中国科技大学并担任该校近代力学系系主任的近20年，称得上钱学森教育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当年的学生张瑜回忆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那踌躇满志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

这个名单堪称空前绝后: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物理学家严济慈主讲“普通物理”；1957年与钱学森同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数学家吴文俊主讲“高等数学”；刚刚归国的留美博士蒋丽金主讲化学课；钱临照、卞荫贵、林同骥、郭永怀……钱学森不仅邀请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而且亲自为学生们上课。

钱学森的讲课风格是喜欢自己动手编教材，因为他讲的都是本学科最前沿的知识。这种风格是1938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刚登上讲台时就形成的。1944年，他在组织研究生教学时，专门编著了内容丰富的教材《喷气推进》。美国学者富兰克·E·马勃评价说:“《喷气推进》这本巨著，成为以后十几年间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尽管在此期间该领域有重大进展。”

在中国科技大学，钱学森亲自编著了《火箭技术概论》。当年的学生刘济生回忆说:“它(这门课)涵盖了所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钱老将这些领域深奥的理论和技术融化在讲义中，讲课注重深入浅出。”钱学森教学起点高、要求严。米博恩同学说:“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钱学森曾在黑板上给学生写下“严谨、严肃、严格、严密”几个大字，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学术精神的体现。

钱学森出的考题很绝，有一次竟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解”。这次考试让钱学森感到这一届学生数理基础还不够扎实，于是特别为他们延长了半年的学习。后来，钱学森关于学科设置的意见直接影响了国防科技大学的系科规划和设置。

提炼中国人自己的科学思维

1952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了新课“工程控制论”。1954年，他的名作《工程控制论》由美国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出版。维纳的《控制论》出版后一直不被理解，哲学界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伪科学”。钱学森的著作发表后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献身于控制论的研究，连原来持批判态度的人也转而肯定控制论是一门“研究信息和控制一般规律的新兴科学”。

钱学森善于思考，并善于融会贯通。

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根据世界科技发展的水平特别是大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提出应该把人的精力从记忆、计算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紧接着又提出，改造客观世界，必须运用人类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世界所积累的知识，而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个体系。

钱学森意在建立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其中包括11个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他说:“这是个活的体系，是在全人类不断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发展变化的体系。”“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而这里的障碍是人们习惯中的部门分割、分隔、打不通。而大成智慧学却叫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从而做到大跨度地触类旁通，完成创新。”

钱学森的任何思维和创新都是脚踏实地的，同样他对学科的重新划分和大成智慧学的提出，也都是着眼于解决今天我们面对更为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的研究难题的。钱学森的解决方案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理论。这个学术思想应该说直接的来源是钱学森搞“两弹一星”时创设的“总体设计部”，当年这种方式确保了我们在技术条件远远不如苏联、美国的情况下，导弹发射的成功率却在苏美之上。

在这里，钱学森针对的是传统的还原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还原论认为事物的整体性质可以由部分的性质来说明，一切都可以用物理学的规则来解释。但当事物经过组织特别是形成复杂巨系统时，这种解释是无能为力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洛伦滋用过一种形象的比喻:一只小小的蝴蝶在巴西上空扇动翅膀，可能在一个月后的美国德克萨斯州会引起一场风暴，这就是混沌学中著名的“蝴蝶效应”。这是一种复杂现象，人类可以把物质分解到6个顶夸克，但依然无法解释生命、社会和一些复杂的现象。钱学森用方法论来区分，凡是还原论能够解决的就是简单现象，不能解决的则是复杂现象。要解决复杂现象，就需要用钱学森的主张: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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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这代人没有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的努力，哪有这样安定和平的年代，
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