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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海关总署昨日公布的数据，10月当月，中国出口值1107.6亿美元，连续第4个月超千亿美元，同比下降13.8%，降幅继续收窄；进口值867.8亿美元，同比下降6.4%，降幅较9月份有所扩大，这也导致当月贸易顺差达到了240亿美元，为今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随着近几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回升，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卷土重来。美国提出的全球经济再平衡计划、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全球资金涌向新兴市场等等因素也在为人民币升值推波助澜。对于资金流动带来的短期升值压力，中国央行是可以从容应对的，只需在外汇市场投放人民币并采取相应手段回笼人民币即可。事实上，这并非“中国特色”，俄罗斯、韩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但是，对于来自贸易顺差、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再平衡计划等方面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央行就难以从容应对了，因为这不是通过调整名义汇率就能解决的问题。
中国现阶段有必要保持人民币同美元挂钩，维持汇率稳定，但绝不能以汇率稳定为保护伞坐等出口复苏，而是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通过加快资源价格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来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当然，这些改革的推进是会伴随着适度的通货膨胀的，但这种通货膨胀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要经历的，而且适度的通胀会让中国的贸易顺差回落到正常水平，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届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其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调整名义汇率不是解决贸易失衡的唯一办法也不是有效办法。设想如果中国立即宣布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30%，中国的经济结构就会转型吗？贸易顺差就会减少吗？这种想法和掩耳盗铃没什么区别。因为名义汇率的调整只是会在短期对贸易部门有一定负面影响，促使他们调整出口商品、出口价格和出口目的地。等一切调整结束后，如果不考虑国际资本流入的因素，汇率的变化只是与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存在替代关系，即名义汇率升值意味着国内价格水平有下降的趋势，名义汇率贬值意味着国内价格水平有上升的趋势。
香港大学金融学院肖耿教授曾形象地描述了汇率与国内价格水平的替代关系。假设有一天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从1美元兑8元人民币到1美元兑4元人民币，而同一天中国所有的产品及生产要素价格也降价一半，包括人民币资产与负债的价值也减半，即一般价格水平整体通缩50%。这时，出口商挣1美元只能换4元人民币，但因为通缩了50%，4元的购买力同之前8元是一样的。出口商既不赚也不亏，对进口商也是如此，对所有人都是如此，因为即使你的收入和财富减半了，但开销和负债也减半了。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升值50%将有导致价格水平下降50%的效果，那么人民币升值其实并不影响企业和居民的行为，也不会影响贸易顺差。
当然，这只是理想过程，政府和企业多会注重短期的影响，名义汇率的升值会让出口企业难受，政府也担心短期的失业影响。而且由于资本的全球流动，名义汇率的升值也会招来热钱，让升值与通货紧缩之间的替代效应减弱，甚至会带来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日本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开始升值之路，结果既没有改变同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又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在2007年左右，中国学术界曾经有一种说法，要用人民币升值来化解贸易顺差和通货膨胀的压力，结果同当年的日本如出一辙。
其实，基于名义汇率同国内价格水平的替代关系，可以用国内适度的通货膨胀来替代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升值。理论上，在适度的通货膨胀下，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会相应提高，这可以缓解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升值压力。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度的通货膨胀要通过资源价格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来实现，而不能通过滥发货币来实现。
毫无疑问，资源价格改革将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但这种压力是中国早晚都要承受的，必须让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让中国摆脱高能耗的发展路径。收入分配改革当然也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中国的消费之所以不足，是居民收入太低，如果把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向居民转移，让居民的购买力得以释放，也就是让趴在银行帐户上的“死钱”变成“活钱”，需求的增加当然也会带来物价上行的压力。金融体系改革也是如此，中国的贸易顺差之所以大，是因为储蓄与投资的缺口太大，金融体系没有利用充分利用好这些剩余资本，用其买美国国债显然不如投资国内，这就要求政府需要进一步开放民间投资，金融体系也应该努力用这些剩余资本支持民间投资，这也是让“死钱”变成“活钱”的道理。
当前国内物价水平并不高，正是中国政府实施这些改革的最好机会，中国应该忍受转型过程中适度的通货膨胀，这既是长期结构调整的需要，可以让中国摆脱国际收支失衡，也有助于短期内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目前看来，中国的天然气、油价、水价和电价都正在或将要进行调整，如果这一系列改革继续推进，可能意味着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并不在政府的视线之内，冀望人民币升值的人或许要失望一段时间了。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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