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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武汉大学颇有些流年不利。先是发生了一起据说在中国大学领域十分“罕有”的腐败案，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原常务副书记龙小乐被拉下马，这是9月份的事情；近日，又有网帖爆料称，武汉大学寡情薄义，在一位功勋教授病危之时，宣布与其解除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
此事乍听起来，令人愤怒于武汉大学的刻薄寡恩、官僚化的无情；可细细分辨其中细节，追索罗生门般叙事背后的真相，你会发现，武汉大学也许只是被迫充当了悲剧的陪衬。
据《广州日报》11月17日报道，新闻主角名叫张在元，乃是东京大学工学博士、UIA国际建筑师协会研究员、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1984年开始主持筹备武汉大学城市规划专业，1988年出国留学，此后一直在外叱咤风云。2005年，他获聘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算是叶落归根。依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张在元每年在武大学校工作时间不少于120天，即非全职聘用，其人事档案关系不在学校，亦不享受校内教职工住房及公费医疗等福利。然而，自2006年起，张在元便因患上了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而住院疗养。武汉大学宣传部门负责人称:“虽然张教授长期不能在岗工作，学校仍旧按原合同约定继续发放其薪酬用于其医疗和家属生活。”而且，按照合同约定，张在元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但截至2009年10月，学校除补贴16.5万元，已经垫付医疗费用68.6万余元。
这里可以算一笔功利主义的账。首先，张在元教授之功勋，并非贡献于武汉大学，而是投入到香港大学、广州市政府名下的“生物岛”总体概念性规划设计、“喜马拉雅空间设计”等项目中。他真正学成归来，施惠于武汉大学，仅短短一年。对于这一年来的情分，武汉大学已经为其支付了超出合同规定的数十万元医疗费，怎么说都是仁至义尽。
争议出自接下来的一幕。2009年4月30日，张在元与武汉大学的聘任合同到期，自然终止。据其亲戚兼委托人陈四平称，恰在这一天，“当时张教授只有老伴在身边，学校方面派了人事、组织、学院、校医院四个方面的人来，当面宣布与张教授解除合同，张教授当时就面色大变，老泪纵横”。
假如这一幕完全属实（武汉大学发言人认为“网上内容片面，过度夸张”），那么张教授遭遇之凄惨，直追当年的陈寅恪先生——在1967、1968年之际，贫病交加的陈寅恪曾经向中山大学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内云:“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此情此景，锥心刺骨。
尽管从法理上讲，武汉大学所选择的这样这一种与张在元教授解除合同的方式，并无什么错谬可挑——陈四平称，实际上当时聘任合同还没到期，“但学校为了尽快解除合同，居然擅自更改合同时间”，这很好办，拿出证据，法庭上论是非好了。但从情理上讲，武汉大学此举实在不妥，不妨理解为官僚主义在暗自作祟，政策的执行者像冰冷的机器一样，履行合同精确到某一日甚至某一秒，同时却麻木不仁，冷酷无情:难道不能推迟几日解除合同？难道不能换一种婉转一些、温暖一些的方式宣告合同的结束？非要这么硬邦邦、冷冰冰？这不得不令我以小人之心揣度:武汉大学是在甩烫手山芋吗？本该以人为本的大学丝毫不知、不顾人情冷暖，还凭什么“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武汉大学校训）？
但是，武汉大学之错仅止于此。那些以此而猛烈批判武汉大学“狡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道德沦丧的人士，恐怕找错了靶子。大学不是慈善机构，不是张教授的孝子贤孙，没有义务为他养老送终。与其苛责实际上已经尽责的武汉大学，不如迫切追问:张在元教授既非武汉大学的正式员工，那么他的人事关系单位在哪里呢？相应的医疗保险制度为什么不见踪影？若为退休后返聘，还有养老保险呢？最终，批判的矛头应该指向脆弱不堪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
从三代开始，中国人就在探寻“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制度，可今日，我们依然得直面这个迫在眉睫的难题:老有所养，谁来养？谁来承担顽疾缠身的张在元教授的巨额医疗费用？很显然，武汉大学并不是适格的主体。法律所规定的主体无奈缺席，或者借用时下正流行的术语，叫“临时性隐身”，令武汉大学沦为道德批判的冤大头，沦为民愤喷发的出气筒。这严重错位的一幕，也许更让病榻之上的张在元教授“老泪纵横”。
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opinion/society/200911/1118_6439_14404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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