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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究其原因，当前的学术已经不再是精英追求“为己”的精微学问，而是大众（或草莽）盲从“主流”的浅薄琐料；学术界不但充斥了智力非常愚顿的人士，而且只有那些为一般大众所接受的“流行思想”才能为学术界所认可。结果，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相结合，那些哗众取宠的形式文章反而往往更容易发表，因为那些编辑也为了其杂志的销路而极力选择那些迎合大众趣味的文章；相反，本应是具有高度学理并且能够体现学术不断进步的学术刊物却充斥了那种周而复始地为满足俗人需求的流行文章，而那些体现人类认知提高的精微的学理性文章却往往因曲高和寡而连让世人知晓的机会都没有。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为了发表和职称或奖励的需要，那些“学术”人士不断发表一些“热点领域”文章，却竟然还往往被尊称为“理论”家或理论泰斗；而且，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这些人尽管发表大量的热点文章却往往并不能对现实问题产生了自己的真正认知，而仅仅是为使编辑相信这是一篇值得发表的文章而努力。再加上当今那些编辑的学识也实在不敢恭维：不知何种文章是鹦鹉学舌的，哪种文章是具有真创见的，从而就出现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盛况；即使是那些貌似“自创”的数理和计量文章，也往往只是在一些“模具”或“母文”的基础上改变其中的一些参数或数据而已。其实，不管那些已经发表的同类文章所得出的结论是那么的矛盾和冲突，但那些相关作者却很少有人理会；究其原因，在这些“学术人士”眼里，文章的发表已经是写作的根本目的，当然也是“研究”的终点！
问题是，本质上是“为己之学”的学问追求怎么成了“向他人显示”的体育竞赛了呢？显然，把学术探求等同于体育竞赛本身混同了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体育竞赛目的是为给他人提供娱乐，而任何学术研究都首先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提高自身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正如王安石曾写道的，“为己，学者之本也。……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而天下之事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但是，“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八《杨墨》）。事实上，只有为了增进自己认知的人之才能获得真正的学问，孟子所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并且，只有获得了真正的学问才能将这种学问传授给后来者，并最终才能真正对社会有所贡献。显然，正是基于这种态度，在文革期间那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中，顾准计划花10年的时间来通研西方、中国的历史（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史等），并在其基础上形成对历史未来的“探索”，而根本不是为了发表；如他那充满思想光芒的《希腊城邦制度》就是仅仅作为“笔记”而写成的，后来被冠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也而仅仅是在与其弟陈敏之通信的过程中解答他的问题所写。但正因如此，顾准为后来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人格财富，试问：在当时的情形下，又随能够写出那些充满思想的笔记呢？那些发表的文章尤其如此，现在杂志上的文章也是如此。
正因为探究学问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认知，对学问的可信性的追求本身就是这种探究的目的，这就要求学者对其学问非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不可；卢梭就写道，“只要我去学习，就是为了认识自己，而不是教育别人；我一贯认为，在教别人之前，首先要充分认识自己”。[5]事实上，一些对科学、思想以及理论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往往都是那些不盲目追随主流的学者，并且具有坚忍的学术意志；科斯就写道：“在我的漫长生涯中，认识了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我从未把自己算入他们之中，也不和他们一起走路。我没有在高级理论中创新。我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促进把经济学系统的特点纳入我们的分析中”。[6]而且，只有本着真正求知的态度，我们才能够忍受学问追索中孤寂；同时，只有经历一段时间的沉寂，才能对学术产生真正理的兴趣，从而才会与学术产生真正的相知，甚至把它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并时刻挂怀它的命运。例如，尽管杰文斯是一个具有深奥分析能力的人，但其学术之路却很不平坦，不仅研究上不被承认，教学上也很不受欢迎，他的一位同事就说，“再没有像他那样蹩脚的讲授者了，人们不愿听他的课，他充满热情的工作却不能彻底完成任何事情”；但是，他却对自己的学术价值充满无限的自信，他曾经写信给他妹妹说，“我有一个看法，即我对人类知识和基础和实质的洞察要比大多数人和作者深刻得多。事实上，我认为致力于这样的学科是我的天职，我也打算这样去做”，[7]正是基于这种学术理念，他最终成为“古往今来真正最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之一”。[8]
总之，学术本身是一个“为己之学”，学者与学问之间的关系有时就像年轻人恋爱时的情形一样：如果仅仅是试图凭借各种包装吸引那些给自己以眼观愉悦的异性之注意，那么只要双方还没有发生强烈的互动，即使对方今后遇到怎样的命运都似乎与自己毫无关系；相反，如果对方是自己长期以来默默地真心所倾慕的，那么，即使最终两人并没有走到一块，心仪之人的命运也常常引起内心的牵挂。正因如此，尽管真正的学问探索者往往是孤独的，但是，正是在独处中，他坚定了自己的学术理念，从而会一如既往地“爱”下去，并最终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相反，那些本着竞赛的态度追求形式优美的人，尽管从学术界或论文发表中获取了巨大利益，但一旦发现其他更有利可图之处，马上就会舍弃学术而追求其他。不幸的是，事物的本质是一回事，而现实往往是另一回事，因为任何事物在现实中都或多或少地被异化了；显然，在当今社会，学术已经完全被异化了，以致学术研究成了一块敲门砖，而学术界也日益处于严重的失范状态。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学术的话语权已经完全为教条和浅薄两类人士所掌控，他们各自形成了自我保护的利益圈子，而置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于不顾；他们或者就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一些大“问题”争吵不休，或者在学术市场上“潜心于”寻找个人的“发财”之路。结果，在当前这种极端膨胀的功利主义支配下，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学风不仅不在于追求“为己”学问，而且也不是真的“为人”，而是为了“蒙人”；显然，这里可以借鉴王安石之语强调：目前的学术不是追求“为己”之信，而是追求“为他”之信，结果就造成了当下理论研究的极大困境。孔老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这正是当前经济学界中沽名钓誉的学术风气的真正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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