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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经济学的形式论文之害猛于科举八股》（朱富强）http://zhuf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286292172009101114044786/
究其原因，当前的学术已经不再是精英追求“为己”的精微学问，而是大众（或草莽）盲从“主流”的浅薄琐料；学术界不但充斥了智力非常愚顿的人士，而且只有那些为一般大众所接受的“流行思想”才能为学术界所认可。结果，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相结合，那些哗众取宠的形式文章反而往往更容易发表，因为那些编辑也为了其杂志的销路而极力选择那些迎合大众趣味的文章；相反，本应是具有高度学理并且能够体现学术不断进步的学术刊物却充斥了那种周而复始地为满足俗人需求的流行文章，而那些体现人类认知提高的精微的学理性文章却往往因曲高和寡而连让世人知晓的机会都没有。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为了发表和职称或奖励的需要，那些“学术”人士不断发表一些“热点领域”文章，却竟然还往往被尊称为“理论”家或理论泰斗；而且，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这些人尽管发表大量的热点文章却往往并不能对现实问题产生了自己的真正认知，而仅仅是为使编辑相信这是一篇值得发表的文章而努力。再加上当今那些编辑的学识也实在不敢恭维：不知何种文章是鹦鹉学舌的，哪种文章是具有真创见的，从而就出现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盛况；即使是那些貌似“自创”的数理和计量文章，也往往只是在一些“模具”或“母文”的基础上改变其中的一些参数或数据而已。其实，不管那些已经发表的同类文章所得出的结论是那么的矛盾和冲突，但那些相关作者却很少有人理会；究其原因，在这些“学术人士”眼里，文章的发表已经是写作的根本目的，当然也是“研究”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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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static Blog 功利主义 曲高和寡 哗众取宠 抄袭 腐败 垃圾 原创

少谈论别人，多埋头干活，这才是学问人该做的事情，否则，自己和倍自己批判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文章是自己的孩子，就不会有人抄袭，而为发表而写文章就是卖银，不讲道德，抄袭也就心安理得了。

lzhfgood 发表于 2009-11-22 20:42
少谈论别人，多埋头干活，这才是学问人该做的事情，否则，自己和倍自己批判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你这是埋头干活，还是在批判别人呢？

经济学八股猛于虎，解决不好实际问题就是伪学问！如果真要认真批判，恐怕学界要发生大地震，现在的许多泰斗的位次都要改写了！

现在学界也是论资排辈的，科研数字化、工程化，而不是看真正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贡献，不争的事实！

这篇文章非常长，认真看一下！

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粗读了一遍您的文章，感觉其中既有前人和其他研究者的智慧结晶，也有您个人的真知洞见。八股文章确实对我们明确科研目的，探索真正的世界，追求真正的理论造成了混淆，迷失了我们的方向，这种单纯具有形式美的文章其实是没有多少用途的，对理论也不会有什么促进意义。但是，也不能完全因形式可能是八股就一味批判，认真分析其内在的思想有无创新才应该是真正实事求是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兼容并蓄，有容乃大”！

因此，笔者不奢望能够影响时人，而是希望能够将著作留下来，希望自己的认知能够逐渐为后人所知，从而缩小社会回归正途的时滞。当然，笔者最近也对学术发展开始表达了关注，但所关注并非是具体的理论观点，更不是宣扬自己提出的理论或认知；而是关注当前的学风，希望当前的这种学风有所转变。实际上，如果学术界没有好的学风，就必然不会有真正的理论洞见！

能否提提您的理论，相信真正创新的产生，真正有学理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是需要在更多的观点的碰撞中更能得以完善的，进而更有利于“帮助个人更好地看清世界”的目标。

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

内容提要：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为己之学”，但在学术等级体系的支配下，却蜕变成了一种的体育竞赛：不再是为了提高自身的认知，而是获得他人的认同。正是由于学术研究与体育竞赛的混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经济学论文的写作也蜕变成一种八股文格式；但在社会分工日益深化的今天，这种八股文式学习和研究显然产生了比古代科举制更为严重的后果。



一、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一种“自己不相信而努力使别人相信”的扭曲学风：一方面，研究者知道自己在数据收集、处理乃至模型建立过程中充满的主观性、随意性以及逻辑上的不严密性，从而并不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出于为了文章发表以获得私利的需要，他们又试图通过应用各种复杂的数学和计算来获得编辑或他人的认同。正是基于这种学术倾向，经济学论文中充斥了各种复杂的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并且要符合特定的学术“规范”，正因为这种文章只注重方法而轻视经济理论，注重规范而缺乏个性洞见，从而呈现出本末倒置形式主义的八股倾向。《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的编辑韩嫄在《经济类稿件的三种八股倾向与编辑选稿之管见》一文中就将这类形式文章归为三类：一是教材式的土八股，其明显标志就是教材化、概念化、平庸化。无论是在题目还是内容上，这类文章均无倾向性，无作者独立思考的显现，更无主见和创新，它无旗帜鲜明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学术主张，更无与他人的商榷、争鸣和论辩；它只是将教材上、他人的专著上的专业知识移植过来，以学术期刊为载体介绍、传授给读者。二是对策式的垃圾八股，它以长期以来盛行的“问题—原因—对策”类文章为突出代表。这类文章看似既提出了问题，又有原因分析，尤其提出了对策见解或政策建议，貌似有观点、有主张、有见解，其实等于废话，毫无学术味道；因为其所有见解都是人们的共识，不会有人提出不同主张，更不会引起广泛的争鸣。三是实证式的洋八股，它目前盛行的数学实证类经济稿件最为典型。这类文章几乎全篇都以统计数据、表格、数学公式推导和模型构建为主干，很少有文字论述，即使有也大都为说明性、解释性的文字；同时，此类文章大都没有作者的学术主张，既不主张、赞成什么观点,更不反对、驳斥什么观点，唯一的目的就试图证明一种无甚学术价值且往往是人所共知的经济现象或浅显道理。[1]其实，前两类八股文章已经越来越为学术界所排斥，但第三类八股却日益偏盛；而从其对规范和形式的强调以及规范的日益精致化趋势来看，这种八股论文与中国古代科举制中的八股文非常类似。

问题是，在今天，传统科举制中的八股文已经如此声名狼藉而遭到了唾弃，但实证式的八股却受到广大青年学子的推崇和模仿。为什么呢？一者，在一些学者看来，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这种 “规范”往往是必要的，或者说是没有更好方法的次优选择；例如，玛斯特曼就认为，“哪里有‘常规科学’，哪里就有科学，而没有常规科学的领域，则只存在哲学思辩或别的什么，但就是没有科学”。二者，这种形式化的学术取向似乎还受到某些理论的支持。例如，根据主流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教育本身对主体生产能力增进的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起作用的仅仅是入学考试或毕业学分对天生能力进行筛选的机制；因此，根据这种理论，那些通过复杂的数量训练的人似乎具有更令人相信的科研能力，从而适合于从事科研工作。[2]在无论如此，这类全篇充斥了说明与解释、以及表格和数学运算、公式推导、模型检验的所谓研究确实没有多大实际价值和学术价值。麦克洛斯基就写道：“数学常常空洞无物，偏离主题。然而，既然能做如此艰深工作（在1947年的经济学家眼中似乎理当如此），那便可以保证它具有专业能力。这种论证类似于以前的古典学教育所摆出的那种盛气凌人之势。像使用自己的母语一样精于拉丁语和希腊语被认为是极难的事情，这意味着此人的能力远超常人；故而——或者像1900年左右的英国人认识到的那样——获得了这种技能的人应当能够管理一个大帝国。同样——或者像在1983年左右的经济学家所认识到的那样——学会了分块矩阵和矩阵值的人应当掌管一个巨大的经济系统”。[3]正因如此，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尽管西方已有很多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方式和研究取向产生了不满，但大多数人还是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主流的学术传统；显然，欧美这种数理化倾向成为海归们在国内搞“形式”和“规范”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而中国历来流行的八股文应试训练似乎也成了这种学术倾向的社会基础。问题是，八股文式的训练和研究还适应当代社会吗？是以本文就此作一辨析。

二、学术研究不是体育竞赛而是“为己之学”

当前，国内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越来越严格的规范或形式，只有符合主流经济学规范或思维的研究才能被杂志所接受，才容易得到学术界同仁的认可，才会被视为是有价值的；正是基于这种“被认可”的压力，经济学研究也逐渐演变成某种体育竞赛的东西，就如绝大多数的国家或运动员都热衷于奥运会比赛项目一样。一些学者也认为，只有那些为大众关注的主流分析方法和研究领域才是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只有得到他人赞誉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例如，多年前笔者曾与某在北美某名校拥有TENURE而在国内声名响当当的经济学教授谈到自己的研究，他非常好心地说，你研究得固然不错，但不是西方的主流，就像体育运动，你玩得再好，但如果不是奥运会比赛项目，也是没有人理会的，就只能被边缘化。但问题是，学术研究本身仅仅是对世界奥妙的探索，或者是一种对认知提高的追求；但认知提高的追求并不等同于智力或体力上的竞技，从而学术研究的本质不同于体育比赛。正因如此，学术研究不应该设定它的“奥运项目”，而是应该积极拓展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来丰富经济学研究的多样性，从而深入到社会现象的认识。

显然，正是基于竞赛的思维，欧美社会设立了经济学的克拉克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这些奖项的获得者的研究领域往往都会成为新闻媒体乃至学术界炒作的话题，那些追奉者们也乐此不疲地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研究精力集中于这些泰斗所划定的“领域”：学习、传播和发展。同时，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心甘情愿地被那些追随者供奉为“教主”，在他们周围则形成了一群上流或一流的研究者，旁支者则努力挤入“主流”的行列；即使那些根本不能入“流”的学人也似昂头望着天空，以至在经济学界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种姓制度的等级结构。并且，为了便于竞赛，那些支配学术的“泰斗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并通过控制那些所谓顶尖杂志对跟随者颁发各种可疑招摇于各高校乃至社会领域的证书和奖杯；在竞赛思维的支配下，后进者们往往只能在这个规则之下进行研究，只有接受这些规则并在这个规则下竞争的优胜者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而任何超出规则的研究者往往会被视为异端而出局。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一致化，研究对象也越来越集中化；特别是，随着经济学在演绎和归纳论证方面越来越形式化和越来越严格，不但经济学逐渐离开了它的特定目标，研究者也几乎完全丧失了他们研究经济学的原初目标。

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受这种竞赛思维的支配，一些并不入流的海归人士往往仅凭对学术的一知半解就极力移植西方学术界那种类似“体育比赛”的研究方式，强调学术的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而且，比西方经济学界往往还更加极端：西方的主流转变成了惟一，西方的规范成了形式主义。正是由于受竞赛思维的支配，经济学界片面追求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和计量化，在科学哲学界遭受极大批判的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思维几乎排挤出了其他所有的研究方法。例如，张维迎在纪念《经济研究》创刊50周年笔谈中讲到：“今天的《经济研究》己越来越像一本真正的学术期刊了，……20年前，《经济研究》上很少看到数学公式，而今天的情况是很少看不到数学公式。……这正是中国经济学越来越成熟的标志。当然，数学只是经济学的研究工具之一，最重要的还是思想”。但问题是，当前的那些数理文章中果真有思想乎？如果充满的是空洞的思想以及眼花缭乱的数学推导，是否就是一本真正的“学术”期刊的特质呢？

事实上，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为了深化认知，否则，就会成为符号游戏和数字游戏；显然，正是这种受竞赛思维的支持，我国经济学界盛行着“自己不相信而努力使别人相信”的学术风气。在这种学术风气中，国内经济学界盲目地跟随欧美学术界那种重视论文而轻视专著的学术风格：除非出于一些课题结项的需要，一般学者很少愿意静下心来写著作，更少有人能够静下来系统地梳理文献，撰写系统地理论专著；相反，却热衷于在一些数据的基础上“克隆”出来一篇计量文章，或者在一些“前沿”paper的基础上再“综合”出一篇“前沿”。显然，这种情形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终身制评定的激励而萌生的功利主义学术有关，更与当前一系列学术制度（如奖励、评比）对它的诱导和强化有关。究其原因，这些论文往往只是需要满足一定的规范就行了，从而更加容易捣浆糊，同时也仅仅需要花费相当少的时间和精力；相反，要真正写成一部有系统性的著作则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那些不是真正以学术为业的人不愿花费的，况且在那些“主流”杂志上发表论文还可以获得各种高得惊人的奖励。

当然，当前学术著作的质量确实也很不敢恭维，因为在商业主义盛行的学术界，似乎不管怎样拼凑出来的书只要支付资助金就一定可以找到出版社出版；而且，这些人之所以出版这些“著作”也不是为了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思索成果，而是为了填报职称、课题结项乃至是为了各种评比之用。正如卢梭很早就指出的，“他们当中好多人只是为了著书，不管是么样的书，只要写出来受欢迎就行。他们的书一旦写出来和印出来，除了设法使别人接受和当书受到攻击而需要为它作一番辩护外，书中的内容无论如何再也引不起他们自己的兴趣。此外，他们压根儿不从中汲取点什么为自己所用，只要没有受到非难，甚至连书中所讲的是真是假也不屑一顾了”。[4]显然，这种胡编滥造而用于凭职称的“专著”、“编著”对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外部性：不仅误导拮据的青年学子的金钱配置，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学术市场上的信息混乱，从而极大地提高人们的搜寻成本；如果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看，必须对这种胡编滥造行为征收“外部”税。当然，尽管很多人都在批判当前学术著作的质量问题，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市面上所展示的各种论文的质量也不怎样，其产生的负外部效应甚至更为糟糕。试想，尽管时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学术（尤其是经济学的）论文“制造”国，但真正有价值的论文又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