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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张颖清教授被渐渐淡忘了，但是他的直着和勇气始终激励着我
我和张先生相识是在1983年内蒙古集宁市的一个研讨会上。会议的名称是“第一次生物全息律研讨会”。我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信息群论》。 我认为生物遗传基因的表达是分层次的，个体也某种程度表达器官、系统乃至整体的信息，这种表达的抽象可能是造成“全息”现象的基础。他的观点要复杂许多，我不能接受他的全部论点，不相信生物会是如此机械，但是我很赞同他的精神和尝试。我们之间的争辩是平和的，各自谈了观点之后都答应要再仔细看看对方的文稿。 散会之后我留在集宁，有幸利用我的电子学知识伴他十天时间，帮助他从事人体微光观察试验，他认为可能会是激光，我说不大可能，因为激光产生的条件很苛刻。用光电倍增管只能看到光脉冲，要积分之后才能看到曲线，我试图为他组装一个积分器，我们俩骑自行车跑遍了当时的集宁，也没有找到所需要的器件，回家之后才装好寄给了他。 他有令人惊讶的数据分析和抽象的直觉，能从一大堆实验数据里为我指出这些数据之间可能的关联，就像破译密码一样。他很佩服我电子学的功底，居然可以看着示波器屏幕的故障就能直接从纷乱如麻地电路板上指定是哪只二极管被烧穿，其实这真是小菜一碟。 当时，住在招待所里，就在他家里吃饭，也就熟悉了他的家庭。他妻子很贤惠，内蒙的芹菜出奇的肥硕，她见我喜欢吃就天天做。她说因为老张出了这本书，家里的情况好了许多，单位给了一套两室的小平房，添置了一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 家乡的医院说我患了胆囊炎，老张用他的“第二掌骨侧”方法判断我不是胆囊炎而是十二指肠溃疡，回山西途中经过北京，我去了协和，医生得出了和老张同样的诊断。 之后，我们有些书信往来。记得有一次他用“武断”这样的词来评论我的一个观点，我又不得不作一大堆说明。90年春天，我专程到济南看望他，他抽烟很多。 这期间他又出了新书，开了几次研讨会，搞的很红火。
当时我对山东大学的开明很是敬佩，一种朦胧中的学说能得到如此尊重这很不简单。 说这种学问还很初步可以，说是伪科学就过分了，不给科学成长、成熟的过程，容不得个人的缺点和个性，不给探索的机会就不会有科学，就只能靠洋人了，因为人家有这个度量，我们没有。 最近我看过一个著名的业余哲学家网站，让我瞠目结舌的是，东北一个业余哲学家曾经为冯友兰做过专门读书读报的服务员，几十年专心致志，倾家荡产写了一部专著，却在这家网站上备受攻击。令人悲哀的是所有参与攻击的人没有一个读过这本书，仅仅是依据报纸上关于这位仁兄的一篇报道中150个字的介绍。他们居然在批判一本自己压根就不知道的书！ 这是怎样的荒唐！ 看来文化专制、科学专制的根源不仅在于体制，也不仅在于官员和权威，民间也一样，民族的劣根性是这种专制的基础。我们容纳不同见解的胸怀不够，探索的勇气不够，这两者加在一起就格外地怪异和糟糕。 进化论为新理论设定的命运本身就是一条极其艰险的不归之路，更何况路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同胞、师长、长官、权威们设置的重重关隘。只有极少数极其幸运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幸运儿的辉煌都是不幸者尸骨燃烧的火光所照的亮。 张兄走上了不归路，我想他应当有这种牺牲的思想准备，他闭上双眼之前应当为自己居然能走这么远而庆幸，这就是一个男子汉应当去的归宿。 不要指望这种局面能有多大改善，挑剔和压抑别人是人天性的一部分，也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也不会因此就没有了理论探险者，挑战权威这也是男人天性的一部分，也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不过，既然选择了挑战权威，就不要指望别人不反抗，因为你挑战的是别人的信仰，是一大群人安身立命的命根子，不付出生命的代价那简直就是奇迹了。 所以，当我发现我自己的观点挑战了权威时，或者说具有了挑战价值时，就决不会奢望任何奖赏，也不祈求任何宽容。 让这两种天性较量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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