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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系李敖于1999年写的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的文章,今日重读,仍有不少收获.
标题: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李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国庆撰文
正文:
领导人须使小市民谅解﹐对国家有利﹐即对家庭有利﹐并应力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二十八年前﹐在读物管制的国民党伪政府黑狱中﹐我有幸看到一本《读者文摘》﹐书中一个故事﹐吸引了我。故事写广州的一对青年情侣﹐觉得他们在祖国的生活太苦了﹑太不自由了﹐一起朝香港用游泳方法偷渡。游到半途﹐男的淹死了﹐女的却以无比的毅力与深情﹐拖着男的死尸﹐终于游到香港﹐她在香港海滩上对着情人的死尸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
做为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做为匹夫匹妇﹐这对情侣没有甚么错﹕我们管不了甚么国家大事﹐但我们要选择不再过太苦了﹑太不自由的生活﹐祖国再见了﹐我们走了。
小市民没有甚么错﹐与小市民相对的国家领导人错了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国庆前夜﹐我提出这种问题﹐并且提出答案。
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遭遇了两大挑战﹐一个是如何避免挨打﹐一个是如何避免挨饿。如何避免挨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功的做到了﹐虽然付出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虽然付出了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错误﹐但在最后﹐终于做到了没有帝国主义敢打中国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种成就﹐一般小市民未必感觉得很清醒﹐这是由于小市民和领导人对利益的理解层次不同﹐小市民关心的重点是家庭利益﹐领导人关心的重点是国家利益﹐至少在挨打的局面下﹐国家利益要比家庭利益优先﹐这也就是陈毅元帅在日本人奚落中国人穷得没裤子穿还要搞核子弹的时候﹐发出「宁要核子﹐不要裤子」豪语的缘故。
但是﹐有多少没有裤子穿的小市民﹐能够体谅这种豪语呢﹖
美国林肯总统的国务卿施沃德（ William H.Seward）﹐在林肯死后约翰逊总统任内续任国务卿时﹐买下了俄国出售的阿拉斯加﹐耗资七百二十万美金﹐在一百三十二年以前﹐那是笔大钱﹐买下以后﹐举国哗然﹐大骂这是「施沃德的蠢事」（ Seward's Folly）。但是﹐几十年后﹐这一百五十三万零七百平方公里的「冰天雪地」带给美国的利益（尤其是国防安全上的利益）﹐真可谓「民到于今受其赐」了。如今施沃德被「平反」了﹐事实证明了领导人真有眼光﹐可是当年却被骂得臭死﹐小市民能够体谅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吗﹖
小市民很难体谅为甚么要买阿拉斯加﹐一如小市民很难体谅为甚么要「一胎化」。做为匹夫匹妇﹐我们要的是生男育女﹐是多子多孙﹐谁要甚么「一胎」﹖但是﹐小市民能够清楚知道不控制中国人口成长的恐怖后果吗﹖毛泽东一个「人多好办事」的错误政策﹐害死了多少生灵﹖面对诞生的快乐就要面临饿死的痛苦﹐非洲人的画面﹐我们中国人要重演吗﹖
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 George Moore）在《折枝》（ The Bending of the Bough）一剧中说﹕「国家与家庭永远是作战的。」（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are for ever at war.）一语道出了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的冲突﹐也就是国家领导人与一般小市民着眼点的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来﹐这种冲突一直存在。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展望未来﹐领导人在成功的做到使中国避免挨打以后﹐如何做到避免挨饿（积极的说法是民生乐利﹑举国繁荣）﹐已是首要的问题﹐解决问题有很多面﹐其中一面是如何达到小市民与领导人的谅解。
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挖通用公司董事长威尔森（ Charles E.Wilson）做国防部长时﹐任命案送到参议院﹐参议员坚持他抛售他在通用的股票。威尔森为免招瓜田李下之嫌﹐说可以。不料参议员追问他﹐如果做了国防部长﹐设计国防工业的时候﹐碰到不利于通用公司的情况﹐他将怎么办﹖威尔森火了﹐他说﹕「对国家有利的﹐都对通用公司有利﹔反过来说也一样。」（ What's good for the country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and vice versa.）
威尔森这种博大观点﹐就是领导人与小市民取得谅解的最好示范。领导人有责任使小市民谅解到「与国同休戚」﹐谅解到对国家有利的就对家庭有利﹐反之亦然。当然这是高难度的作业﹐但国家领导人必须正视它﹑面对它﹐并且要认清不再是过去的教条语言所能收效﹐吃饱肚子的小市民聪明了﹐会要求更多的东西﹐国家领导人已在百尺竿头﹐他们必须更进一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要用展望未来的前瞻方式来庆祝﹔中国人终会得到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的谅解﹐中国人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啊﹐就是中国。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国台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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