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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都金牛区女厂主唐福珍用打火机将自己浇上汽油的身体点燃时，被烈火燃烧的不只是唐福珍的生命，更是中国舆论界的悲痛以及对政府强制拆迁手段的愤慨。
这是今年里第三起因强制拆迁而导致的自焚事件。或者说，经媒体曝光的已至少第三起。最早的一起发生于2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30岁的工人王娜家所住的房子被强制拆迁，她在屋里浇汽油引火自焚。
青岛胶州市的小店主张霞1998年买下180平米的土地，建了二层楼房开酒楼，有产权和土地使用证。2007年，该土地被当地政府卖给开发商做小产权高层住宅。张霞与开发商就赔偿方式谈不拢，今年10月28日，在遭遇第四次执行强制拆迁时，张霞提着汽油一边哭一边用石块扔挖掘机，现场公安来抓她，她往身上浇汽油，最终点燃了打火机。
自焚，却没有阻挠推土机的前进。唐福珍和张霞的房子在他们激愤的行为后依然灰飞烟灭。只不过，上述几个人中，张霞与王娜经抢救，人还活着。唐福珍抢救16天后，于上个月底撒手尘寰。临终时，她几个家人还因“暴力阻挠依法拆违”指控被刑拘，无法见她最后一面。
在快速扩张发展的中国城市里，拆迁一直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一笔难算的账，更是社会紧张与官民冲突的一大根源。在发展的强势逻辑下，部分因为阻碍城市重新规划，或违背土地价值最大化使用原则的原有建筑，往往被权势机构看做“绊脚石”，面临被强制拆除的命运。
城市发展有其强势逻辑，但是文明社会的另一项根本原则，是对私人合法产权的尊重必须放在首要位置，中国2007年通过《物权法》其实已体现了这项追求。再者，出于商业目的的发展规划，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土地征用必须区分对待，房地产商开发土地以牟利，要依据民法与土地上的产权所有者进行交易，公权力不得介入。
但在现实中，情况有时不是这样的。
一方面，靠“土地财政”作为收入的地方政府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住户一同“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由商人与政府、城管合作使用方法让原有住户离开。
还有一些情况，是一些产业早年因各种原因没有解决产权问题，后来成了违法建筑而被政府理直气壮拆除。
成都唐福珍看似后一个例子。据《新湘报》报道，她与夫婿胡昌明原本在成都市区做服装生意，1996年被胡昌明老家天回镇金华村说服回村投资设厂，并且以优惠条件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建房用地合同。期间，夫妇俩作为村领导招商引资的成功样板，还分别被评为“勤劳致富带头人”、女性自主创业模范。
但是，村领导一直没给胡昌明办下必要的房地产证书，2005年金牛城乡一体化，地方政府要修路，指胡昌明的工厂为违章建筑，因为修路，必须拆除。几经谈判，补偿金提高217万。但胡昌明自认对工厂的投资超过700万，这个价码难以接受。
此后，就发生了胡昌明上访，企业停产以及最后的唐福珍自焚事件。金牛区政府事后发通告强调，胡昌明工厂属于违章建筑，政府的行为合法。对于唐福珍之死，它说“深感惋惜”，“现场指挥的有关人员判断不当、处置不力”，对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采取停职调查处分。
这些理据可以说得理直气壮，普通人心里却有另一个直觉的质疑：如果不是遭遇强烈不平，正常人怎么会采取自焚这样最惨烈、决然的自残手段？
再者，当面对一个生命存亡的关键时刻，执法人员的无情让许多人震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发表评论指出：“在明显要发生流血事件时，推土机还轰鸣不止，这让政府在人性和道德面前蒙羞。”
中国古话说：“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当老百姓连性命都豁出去时，执法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手法将更有限。在往后的官民抗争行动中，有一部分人会将汽油往自己的身上浇，另一些人会走上街头，还有人会将汽油往政府大楼上浇。事实上，这些情况这两年已在瓮安、石首等地方出现了。下一次打火机点燃时，对象会是谁？值得为官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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