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度变迁与减少TC的因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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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了一系列关于交易成本比率之争（此话题先是五常在经济解释中提出，然后韦森、薛兆丰、林毅夫和五常本人又陆续对此发表了文章）的各家文章后，总的说来交易费用在各人的观点中都进行了不同标准的划分：如预期和实际之分（韦森）；农业、工业、商业之分（五常）；降下来、升上去之分（薛兆丰）。有些TC是因为一些以前不交易、交易量少、交易不规范的（各种原因造成）现在交易了或交易价值量大或规范了，造成此类TC增加，是好事；有些TC是因为现在办起来比以前复杂化了（以前花钱也能办好的事），造成此类TC增加，是坏事。

但是在进一步看了韦森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错误命题》《亲情、市场与交易费用》后，我产生了疑惑，如其文章所述，那么NIE的基本命题都是错误的，韦森提出：制度变迁是果而对减少TC的自然追求是因。岂不许多目前的研究都失去基础，请高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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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 交易费用 制度

？

这个问题提的很有水平，我前段时间也遇到同样的境况

我想说的是：TC只是个制度分析的工具，通过TC大小的比较来判断制度的效率问题。

这也是延承新古典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工具而来的，只要是社会问题涉及到TC的，都可借此来分析相应的社会制度是否有效，这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交易成本经济学深入到方方面面的主要手段。

正如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受到批评一样，TC也并不是完美的，也遭到很多的质疑：比如，TC定义的外延与内涵还不清楚，契约事前/后的搜寻成本到底包括哪些条款，如何度量在不同制度下这些条款的经济费用，在采用TC分析时是否也应该结合TR--交易收益，通过TC和TR的比较来考察制度的效率问题。。。。。

简单地说，TC的界定不完善，导致了划分的不同标准。

不知道这样分析是否正确理解了楼主的本意?

在我们看来，减少tc一直都是因，制度（无论是制度的起源，演化还是变迁），都是果。制度变迁是在意图减少tc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我觉得也可以体现这一原则。

不好意思，上面没有说全，或者是说得不清楚。

制度变迁后，他们所计量的tc的增加，或者是减少。都是一种事后观察状态的表征。这并不是说制度变迁是tc减少的原因。而仅仅说明这两者之间也许存在了一定的关系。这好比一个好人多的社会上，制度比较好。而我们就可以推断制度比较好的社会上，好人就多，这是一个道理。

制度变迁是果，追求tc的减少是因。因此在制度变迁之后，通常会带来tc的减少，这恰恰是努力减少tc的结果（由此才产生了制度变迁）。

以下是引用盈盈一水间在2006-1-6 17:53:26的发言：

这个问题提的很有水平，我前段时间也遇到同样的境况

我想说的是：TC只是个制度分析的工具，通过TC大小的比较来判断制度的效率问题。

在小弟看来，交易费用本身仅仅是一种分析的手段或者说是工具，所以，既不能说是因，也不能称之为果；交易费用本身是评价制度优劣的标准和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但交易费用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状况的，单纯的考虑交易费用的大小并没太大的意义，过度地予以强调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小弟并不否认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只是感觉现在似乎强调的有些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