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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笔记之：比死刑更可怕的…… 作者：田成杰
以下内容摘自筱敏《死刑的立论》一文（原载《天涯》1999年第1期）。为什么“在献身性的教育中”那么高尚的死刑（“革命的献身”），观看者却那么冷漠，以至于“市民们像过节一样去围观行刑”（诸如《药》中的情节）；德国人为什么“战争就像圣诞节一样”，对于践踏他人生命真的像“碾死蚂蚁”？在那个刚刚过去不久的“伟大时代”，杀人者为什么日此残忍、阴暗（甚至下作），还要手续子弹费，甚至“默认国家有随意切取死囚器官的权力”……看过后你当会体会到：死刑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执行的方式，和由此透露出的对待人最重要的的权利——生命权的蔑视！（你应该注意到，文中很多多余的*！之类的符号并非标点符号，而是当作敏感词的隔离符用——你懂的！）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社会对我们进行的“死刑教育”开始得很早，那是一种威慑性的教育，与为某种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献身性教育是并行的。这构成一种对待个人生命的基本态度，……
……
这与献身性的教育所展示给我们的死是完全不同的死刑。在献身性的教育中，我们看到的是：江姐从容赴死，抻平蓝布旗袍，穿好红色外套，连围巾也是雪白平整的，昂首挺胸的，具有人的尊严的，而且能在临终最后一刻高声呼喊自己的信仰；刑场上的婚礼当然更富有诗意；还有绞刑架下的报告；还有牛虻，临刑前他可以要求不捆绑他，不蒙住他的眼睛，他可以保持尊严而微笑，并对发抖的行刑者说：枪法坏透了呢，伙计们！把你们的家伙举高一点，都对准了吗？那么来吧！……
市民们像过节一样去围观行刑。……在行刑车队的后面，每每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青壮年骑着自行车在拼命追赶，以求及时赶到郊外的杀场，赶上戏剧的高潮。
……所以当德国皇帝下令发动战争，从而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位青年军官如此概括全国人民的感情：“战争就像圣诞节一样。”而这个节日的残忍，很快就能加诸于每一个人。
只是这时的看客比阿Q时代的看客更少了一些趣味——那些死囚，竟没有一个会张口呼喊一声，哪怕就是一声绝望的叹息。竟然没有一个例外，这是我们所奇怪的。直到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一名死囚的颊上横勒过两道细铁丝，像是勒住口中的什么，我才明白内中还有秘密。但我无论如何想不到铁丝之外更有谁也看不见的手段：割断喉管，如施之于张#志%新；针药麻醉，再加口中塞入竹筒，如施之于李！九*莲……
……
对我们这些从小就受到“专政的威慑力量”教育的人来说，上述那些遥远的死刑都是不可思议的，它们竟然允许死囚像一个人那样死去，允许死囚保持其最后的尊严。即使被我们认为最黑暗凶残的宗教裁判所，也不曾预先割断异教徒的喉管，以禁绝他在最后时刻呼喊异端信仰的权利。这跟我们所眼见的死刑有极大的不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侮辱死囚的表演，都是戏台上面的事情：踢其腿窝使其仆倒跪地，强按低头，扯头发，挂黑牌，背长签，铁丝横过面颊拧实勒住其口，还有电喇叭引领下的民愤……都是戏台上面的事情。已为我们所习惯，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了。还有更多被幕布掩盖着的事情，是看客所不知道的。即使时间的潮水退去很久，它们也为淤泥所覆盖，仅有极少的痕迹在不经意中暴露出来，让我们觉得惊恐：
北京大学女学生林*昭，因思*想#罪于1968年被枪杀。
这是秘密的枪杀，没有一个亲人知道她死亡的确切消息，更没有人会追问死囚的权利。
警察找到她的母亲时，是无需对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做任何说明的，这位国家机器的代表，只为了再次表明强大的国家机器与低贱的个人生命的关系，这是一种碾轧与被碾轧的关系。
警察的话极其简单明了：林昭家属吗？交五分钱子弹费。
而另一位同样犯了思想罪的女性李！九·莲，1977年12月在江西赣州被枪杀的时候，就是先经过万人公判大会的侮辱，这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加之群众，对一名失去反抗能力的个人的侮辱：五花大绑，四人按跪，脚镣，黑牌，针药麻醉之外，还将竹筒塞入她口中，使她不可能呼喊。在如此非人的公判和游街示众之后，她被押到刑场。临刑的最后一瞬，她唯一可能用以保持个人尊严的是——拒绝下跪，但行刑者射弹击腿。专#政#机器对剥夺个人尊严的一套太娴熟了，布置太周密了，它所要告诉人们的，并非如何为个人的行为负责任，而是要人们明白，任何个人在那强大的机器之下，都不过是蝼蚁而已。李九莲死后曝尸荒野，作为一位女性，她所受的侮辱还没有完，她还要受到看客的侮辱，她最终被看客之一割去了乳·房和阴%部。这倒是我们这方水土的特色，这里自古以来没有什么不习惯处死妇女的传统，倒总是要变一些残忍的花样，使杀死一名妇女的过程变得更“好看”，更“刺激”。我们习惯了对人的侮辱，更习惯了对妇女的侮辱。
还有一位女死囚名钟海源，她的罪行是为李*九！莲呼吁平反，因之为“现行反！革！命！罪”。她被枪杀于1978年4月，确切地说，还不能使用“枪杀”这个曾经给予死刑以人道主义色彩的字眼，她的死惨厉得多。她没有亲人，父母早逝，丈夫在她被捕之时就断然起诉离婚。专政机器对于这样一个孤零零的人，就更可以任意处置了。对她执行的枪决是象征性的，因为国家需要一个活着的肾脏，这无需她自愿，也无需她知情，她对自己的一切都没有处置的权利，她属于国家。刑场上有一辆白色救护车，车身上必然会有红色的十字这种人道主义的标志，枪声一响，“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
如何断定她究竟是死在枪响时分，还是死在车内的简易手术台上？总之她确是死了。当幕后的惨剧完成以后，她被人从车里丢出来，像丢一条草袋子，然后重新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仿佛刚刚执行过枪决的样子，供司法部门拍照，以完成最后一道戏台上的程序。作家胡平对戏台下面的记叙是这样的：“她的肾脏被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F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
……
……在有着形形色色残虐地折磨死囚的行刑方式的背景之下，吉约坦的提案是革命性的，他以为，如果非有死刑不可，就应该让死囚死得迅速，没有痛苦。对于自己的名字因此而化为断头台的代名词，这位博士是引以自豪的，因为是他寻求了死亡的平等，代表了人道的进步思想。
……
……我们每每在审判词中听到历史上一些统治者宣布这样的公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依照这样的法律公式，对那些胸挂黑牌，背插长签的死囚，无论怎样残虐的折磨和侮辱，都是符合“政治的伦理”的。在这里，至高权力教给我们的判断标准，并非人身权利的有与无，死亡平等与否，更不是人道与非人道，而是另一种——“我们”还是“敌人”。
一部死刑的文化史，从头读来，读到石砸、落崖、架刑、绞刑、车刑、四马分尸、肢解、溺死、活埋、火刑、断头台、毒气室……直至电椅和枪决为止，一直见着血迹斑斑。但或许搜索还是粗疏，我竟没有看到一个向死囚家属收取“子弹费”的例子，也鲜见一个切取死囚器官的例子，无论是以国家的名义还是行刑者私下的交易。两百年来的启蒙者向国家发难，所要讨论的是：人民以契约的方式把权力交给大家选出来的管理人员，这种社会契约说已明白告诉人民，国家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因此，国家没有权力随意处死它的公民。但没有人提出过似乎与此相似的另一个问题：国家是否拥有以国家的名义随意切取死囚器官的权力？或许这对欧洲启蒙主义者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但事实上，在极权专制之下，它是真切地存在的。纳粹德国有残杀犹太人后，用人的脂肪炼肥皂，用人皮做灯罩的例子。而我们有钟海源的例子。纳粹的理由是，犹太人是劣等种类，他们甚至不能算作人。这种种族的理由不大适合我们。我们的理由是阶级的理由，更是顺民的理由，我们不习惯向国家这种庞然大物追问人的权利。革命了许多年之后，我们的潜意识里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依然不大清楚国家是什么，不是什么。只有内心深处依然自称“蚁民”的人民，才会默认国家有随意处死蚁民的权力，而且默认国家有随意切取死囚器官的权力。
（www.earm.cn/田成杰 2010-8-20整理，2018-8-3重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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