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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优先扩大就业还是提高生产率?
在中国，迄今由于农村地区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创造就业成为最重要的政策课题。然而，随着接近经济发展的充分就业阶段，劳动力供给渐渐开始制约经济增长。要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必须把政策的重点从创造就业向提高生产率转移。这与中国政府要实现的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方针也是一致的。
从1991年至2008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3％。与此相比，就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0％（参见表1）。其中增长率高达12.5%的第二产业（工业）的就业年增长率也只有2.4%。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把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就业增长共存的现状称为无就业增长，视为严重的问题。政府也为了保证就业，长期优先发展劳动集约型产业。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就业年均增长率只有1.0％，GDP却增长了10.3％，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3％，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无就业增长&也可以看作是不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由此可见，如果把GDP增长率作为既有条件，那么劳动生产率和创造就业处于此消彼长的关系。应优先哪一方，根据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可以做出不同的判断。在劳动力剩余，失业者过多的前提下，即使牺牲劳动生产率，也必须创造就业机会。与此相反，当实现了充分就业时，为了保持高增长率必须维持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率。
接近刘易斯转折点
迄今为止，一般认为中国的农村地区存在大约1.5亿人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政府编写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年1月公布）中也援引了同一数字。对于这种劳动力过剩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根据一系列的研究提出了异议，认为低生育率、老龄化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了农村地区过剩劳动力的枯竭。他进而又论证了意味着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充分就业的刘易斯转折点将于2009年来临，引起了热议（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2007年5月10日）。
其后，由于受到雷曼危机的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一时大幅度下滑，在城市地区，众多的民工失去了工作，不得不返回家乡。但是，2009年夏季以来，正如城市地区的求人倍率和采购经理指数（PMI）的从业人员指标得到大幅度改善所显示的，在经济复苏的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再次紧俏起来（参见图1）。
今后，随着从劳动力过剩向不足急速转变，预计不仅就业整体的增长将进一步下降，而且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其他产业移动的速度也将放慢，从而使迄今为止的高经济增长率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参看“支撑GDP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产业间劳动力移动”一节）。以此为契机，中国政府政策的优先次序也会从重视就业转变为重视生产率。而且，一旦从必须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这一制约中解放出来，中国将从劳动集约型产业“毕业”，以向附加值更高的领域转移资源的形式，加速产业升级。最近，中国的劳动集约型产业陷入萎缩，而另一方面，汽车和钢铁等重工业实现了飞跃发展，就是这种征兆的表现。
支撑GDP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产业间劳动力移动
从供给方面来看，GDP增长率作为衡量产业整体生产增长的指标，反映着就业量的增加（劳动力投入）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后者不仅受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产业间劳动力移动的影响。
在中国，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无论从水平上看，还是从增长率上看，都是第二产业最高，接下来是按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顺序下降（参见表1）。不仅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移动也提高了整体的劳动生产率。
实际上，如果以1991年至2008年的数据为对象，把GDP增长率分解为“就业人数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并把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分解为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和“产业间劳动力移动”等因素，就可以推算出，在GDP增长率（10.3％）中，就业人数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所实现的贡献度分别为1.0％和9.3％，而在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中，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和产业间的劳动力移动所实现的贡献度分别为7.8％和1.5％（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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