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余 斌 2010-1-8 12:40:49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年7月27日“第二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研讨会”在内蒙古大学召开。该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心和内蒙古大学联合主办。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32所大学与学术机构的50位代表。会议围绕如何运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进行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学术创新，以及如何运用中外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观点编写“中国经济科学百本教材”，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用发展的中外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指出，每当世界经济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70年代滞胀、90年代金融危机、全球化浪潮乃至时下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等，那些反马克思、怀疑马克思思想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甚至纷纷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去寻找现实经济问题的答案。我国许多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一些学科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加甄别地直接照抄照搬现代西方应用经济学的论著，缺乏学术原创，处于学术“被殖民”或“学术搬运工”的状态。这有悖于中央倡导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精神，因此，有必要加强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引领应用经济学的创新。
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郑彪教授指出，以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是一场经济学革命。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破产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大量素材，提供了巨大的理论创新空间。无论世界还是中国，经济学“去政治化”的时代已经终结，回归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经济学的革命。他强调，贯彻党的十七大路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理论上要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全国的指导地位，恢复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教学和科研中的指导地位。这将决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何自力教授指出，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创新，是两个创新。如果这两个创新能够实现，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现在说政治经济学的边缘化，其实说到底，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范畴与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政治经济学对于现实的解析有所欠缺。那么，如何使它的解析更进一步，如何能够使它真正地有生命力，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呢？现在一些应用经济学对于国际贸易、金融、投资、劳动、区域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都是用西方经济学来加以解释。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支撑，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编写应用经济学的教材，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怎么去体现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理论经济学不结合应用经济学，是不可能表明自己是科学的。因此，应用经济学的创新，很自然地应当成为政治经济学家必须关注的问题。离开了这两个创新，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有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他呼吁，一些有所成就的政治经济学家要当仁不让地要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向应用经济学延伸，同时还要吸引一些较为年轻的学者，共同进行应用经济学的创新与研究。为此，应当组建一个团队，加强交流和探讨，避免应用经济学创新流于形式。他强调，尽管任务很艰巨，但是我们充满了信心，这个信心来自我们对中华民族崛起的责任心，来自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信仰，希望各位同仁努力进行创新，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关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总编辑、经济学院孟捷教授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光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不够的，中国经济的一些重大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也应当纳入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形成真正能够体现后冷战时代的教科书。如果我们能把演化经济学关于竞争和市场的一些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结合在一起，我们就有可能更全面地来认识市场经济。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王朝科教授认为，程恩富教授关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1）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2）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3）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4）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是对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研究的创新性工作。他还认为，林岗和张宇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对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人本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惠雄教授指出，企业的要素使用权的交易性质决定利润性质与分配公平性，缺乏公平交易基础上产生的企业利润是收益而非效益，是分配率而非生产率，两者在财富性质上有很大差异。他认为，公平与效率具有内生一致性，两者存在着多重一致性演化均衡关系。为了提高企业与社会效率，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要坚持公平分配，但两次分配的公平基准与效率向度不同，初次分配中按要素贡献分配必须以按劳分配为基础，再分配中按社会要素贡献分配必须以生产要素贡献为基础。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越公平且两次分配之间越公平，企业效率与社会总效率（包括社会和谐、科技进步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越逼近最优值。
福州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周小亮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经济关系尤其是以劳资关系为基础的，现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是跟这个关系的偏离密切相关的。目前世界金融危机的产生，就是经济结构失衡与劳资关系失衡的必然结果。我国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效率评价，而这个效率评价又在一种赶超的发展战略背景下进行的，这就必然导致对资本偏爱型的改革和发展体制以及雇佣劳动关系的出现，进而导致劳动者收入下降，劳资关系失衡。我们当然要肯定改革的成就，但必须防止改革的一些不足。如果改革的效率评价方式不加以调整的话，我国也可能会像美国那样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朱富强副教授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比现代主流经济学更容易发现经济危机，这主要源于其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在社会哲学观上坚持矛盾冲突论，从而发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不一致性；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平均主义分析，从而更适合使用统计材料和历史材料来考察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且，正是由于坚持利益冲突的社会哲学观以及采用平均主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经济学充分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内含的冲突性，并从收入分配角度揭示了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相应地，它提出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措施就是，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此外，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林金忠教授指出，当前正主导乃至控制着我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教学和科研话语权的，乃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教条，可以称之为“西方经济学迷信”。在这种“一边倒”之下，我国高校理论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只见政治意识形态，唯不见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应当立足于我国实际，在取长补短中兼收并蓄不同的经济理论学派。广州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朱殊洋教授认为，经济发展的程度取决于自然资源再生系数。该系数越大，经济发展的空间越大。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只能延缓经济发展的停止，只有改进资源再生系数的技术进步才会使经济发展持续下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岳宏志副教授指出，马克思没有提出所谓的“一般生产劳动”范畴，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两个定义：一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本的劳动，即资本主义劳动；另一个是指在资本主义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生产资本的劳动，即物质产品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劳动。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