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01【充实计划】第995期

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369小时。

今天是3月的第一天，要好好加油啦。由于悠了小宝宝，每天需要找故小宝宝，时间被占用了，但是时间都是挤出来的。
昨天阅读2小时，一共阅读1077小时！
昨天主要是阅读《经济学》。
今天的主要任务：继续修改论文，梳理工作计划表格，继续看书，能看多少看多少。
今天的杂事：照顾宝宝，给媳妇做饭。
告诉自己：回眸昔岁催奋进，不忘初心再出发！！！战胜自己才是最大的成功！与其焦虑的思考，不如静心的实干！

1.每日在最新【充实计划】主题帖跟帖，【每日计划清单】，并填写是否完成（O or X）
2.计划清单形式（范例）：
【昨日计划完成情况】
1.梳理工作计划表。-X
2.杂事完成。-O
3.修改师弟的论文。-X
4.阅读一小时《高微》。-O
O表示完成，X表示未完成

昨天阅读3小时，累计阅读1780小时。

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32小时。

昨天阅读5小时，累计阅读2055小时

3月1日
3月第一天！复习一下今年的任务？必须的！
昨天阅读3小时，累计阅读918小时。

1.今天你阅读到的有价值的全文内容链接
推荐：零基础全套Python量化交易视频教程
先收集起来吧，还没下载完，看跟贴好象还不错！
https://bbs.pinggu.org/thread-6686429-1-1.html

2.今天你阅读到的有价值的内容段落摘录
继续读：《宽客：华尔街顶级数量金融大师的另类人生》
今天开始读      第1章 从赌博开始
      彼得·穆勒（Peter Muller）踏入圣瑞吉斯饭店的凡尔赛大厅。这是一家位于曼哈顿中城的百年老店，大厅里美轮美奂，但穆勒对此不屑一顾。
      能够引起他注意的不是天花板上金碧辉煌的三层碎花玻璃吊灯，不是左边的古董落地镜，也不是宾客身上的阿玛尼礼服和珠光宝气的晚裙。空气中弥漫着金钱的味道，还有血战到底的纯爷们儿竞赛的气息，这些才是令人陶醉的馥郁芳香，环绕在他左右，令他无法自拔。迎接穆勒的是新启香槟的翻腾泡沫，还有朋友们会意的颔首和目光。在这里，各路顶尖银行家和对冲基金经理济济一堂。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穆勒的同类。
      现在是2006年3月8日，“华尔街的扑克之夜”即将开始。100多位玩家金履华服，在大厅中川流不息。白天，他们是精英交易员，衣冠楚楚地撮合一笔笔买卖；到了晚上，他们摇身一变，成了狂热的豪赌客。今晚进行的是一项小型私人赛事，参与者都是百里挑一的富豪和天才，是凭着神算和果敢横行华尔街的风云人物。这些人都是高端金融弄潮儿，大部分是穆勒的同侪，他们平时行踪诡秘，走出这个大厅便鲜为人知了。但实际上，他们是金融市场的幕后大佬，谈笑间决定着全球金融体系数百亿美元的跌宕起伏。
      同在凡尔赛大厅的还有一些职业扑克玩家，T.J.克卢捷（T.J.Cloutier），曾60次荣获扑克大赛冠军，以及科洛妮·高恩（Clonie Gowen），得克萨斯州的金发美人，有着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不过在这间大厅里，她是美国最成功的扑克女玩家之一的身份才是重点。
      穆勒42岁，皮肤黝黑，身体健硕，看上去比实际要年轻10岁，俨然是短小精悍版的巅峰期帕特·布恩[1]，身上散发着一种战无不胜的男人特有的轻松酷感。他朝大厅另一端的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招了招手。西蒙斯是身家亿万美元的数学天才、全球最成功的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创始人。这位胡子花白、有些秃顶的量化投资大师四周围满了仰慕者，他一边向穆勒眨眼示意，一边和他们交谈。
      2005年，西蒙斯收取的对冲基金管理费高达15亿美元，创下了当时的最高纪录。他的精英交易员团队栖身于长岛西岸一隅，整合了世界上最高深的科学和数学成果——从量子物理、人工智能到语音识别技术，无所不包，然后他们将这些成果应用于金融市场，攫取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在穆勒心目中，“数风流人物，还看西蒙斯”。
      穆勒和西蒙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认识了。当时穆勒曾一度考虑加入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但最终他还是决定前往纽约投资银行巨头摩根士丹利组建自己的对冲基金。穆勒将他的精英交易团队称为过程驱动交易（Process Driven Trading，PDT），这是个神秘组织，甚至不为大多数摩根士丹利员工所知。然而，他们过去10年的业绩记录足以傲视华尔街，区区50人便为摩根士丹利带来了60亿美元的利润。
      穆勒和西蒙斯是“宽客”（quants）中的巨人。宽客是一类不同寻常的投资者，他们使用复杂的数学公式和超级计算机在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中挖掘数十亿美元的利润。21世纪初，精于技术的宽客开始成为华尔街的主宰，他们手中的武器便是数学在金融市场应用方面的理论突破，其中不乏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他们将这些突破运用于高度实际、利润丰厚的实践当中，计算市场运行的可预测模式。
      这些依靠计算机程式交易的投资者对公司的“基本面”毫不在乎，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难以捉摸的东西，比如员工士气、首席执行官的尊容，等等。基本面属于华尔街的老顽固研究的对象，这些人像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那样，关注一家公司究竟生产什么东西、质量到底如何之类的因素。而宽客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们预测某公司的股票会涨还是会跌是基于一连串令人头晕的数字变量，比如该公司股价相对市场上的其他股票是高还是低、涨跌是快还是慢——或是把这两者综合起来考虑。
      在圣瑞吉斯饭店之夜，宽客们意气风发。此刻，他们是人中龙凤，是华尔街的主宰，一如20世纪80年代的垃圾债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君临金融市场，又如20世纪90年代骑墙派对冲基金经理乔治·索罗斯征服华尔街。
       穆勒理了理遮住自己眼睛的沙褐色头发，一边从移动托盘中取酒，一边寻找朋友。今晚一些老派的基本面投资者也在场，他们时不时地与宽客们擦肩而过。长着娃娃脸的绿光资本[2]经理[3]大卫·艾因霍恩（David Einhorn）倚在又高又窄的窗前打电话，从那里可以俯瞰55号大街与第五大道。他年方37，但已迅速崛起为业内最强的基本面投资者，回报率连年保持在20%以上。艾因霍恩同时也是扑克高手，曾位列2007年拉斯维加斯“世界扑克系列赛”第18名，斩获659730美元的奖金。
      接着，穆勒又碰到一位亿万富翁——肯·格里芬（Ken Griffin）。格里芬长着一双蓝眼睛，是美国大本营投资集团（Citadel Investment Group）经理，出了名的冷酷无情。他的对冲基金是业内最大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堪称对冲基金中的“坟墓舞者”[4]，基金以整顿受困公司而著称，擅长在断肢残臂之间寻找剩余的血肉。但他的基金的核心引擎是基于计算程式的数学模型，他们根据这些模型的指引采取行动。格里芬留着板寸头，发色乌黑，是员工眼中的午夜凶铃，即使是亲信也怕他怕得要死：绝对不要在暗地里跟肯·格里芬耍小把戏。他笑过吗？这家伙希望主宰一切他所接触到的东西。
      “彼得。”
      穆勒感到有人拍了下自己的背。原来是老友兼牌友克里夫·阿斯内斯（Cliff Asness）。阿斯内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从高盛发家，目前是最老牌的纯量化对冲基金之一——AQR资本管理公司经理，是与穆勒、格里芬平起平坐的宽客急先锋。
      “今晚咱俩好好赢一把？”他说。
      阿斯内斯明白，穆勒是绝不会错过这个加冕“世界宽客扑克之王”的机会的。他沉迷于扑克已经好几年了，最近还把阿斯内斯带入了一个私人高赌注牌局，与其他几位交易员和对冲基金高手对弈。牌局通常设在曼哈顿各大饭店的豪华包间中，起始下注额高达10000美元，玩家和看客都是阿斯内斯和穆勒这样的一流交易员。
      令阿斯内斯感到不快的是他搞不清楚穆勒什么时候才会在曼哈顿。这家伙经常到处乱飞，不是远赴不丹坐牛车观光，就是在玻利维亚玩激流漂，要不然就前往大提顿山[5]高山滑雪，有时还去格林威治村[6]的卡巴莱[7]假扮民谣歌手。穆勒甚至有过在纽约地铁里弹唱鲍勃·迪伦[8]作品的经历，琴盒里还散落着一堆硬币，准是哪个过路人给的施舍。他一定不知道这个卖艺的家伙其实身家亿万，还拥有私人飞机。
      阿斯内斯长着一双顽皮的蓝色眼睛，身材矮壮，一脸横肉，有些秃顶；身穿卡其裤、开领衫，里面是一件白T恤，他一边眨眼睛，一边捋着橙灰色的胡子茬。阿斯内斯不像穆勒那样八面玲珑，但在金融方面的本事毫不逊色，过去5年也是战绩彪炳。他的公司全称——应用量化研究资本管理公司（Applied Quantitative Research，AQR），管理着250亿美元的资金，正处在高速成长期。
      阿斯内斯在业内以精明著称，但努力工作才是他成功的秘诀。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是赫赫有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优等毕业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是高盛的明星员工；1998年，他离开高盛自立门户草创AQR，一开始便筹集到10多亿美元，这在当时已接近最高纪录。随着财富的增长，他的自负和火气也日渐膨胀。在外人眼里，阿斯内斯常常拿自己开涮，思维极其犀利；但在AQR内部，他经常突然爆发，把计算机摔个稀烂，还没完没了地给战战兢兢的员工发送打击自尊的邮件。他的牌友也常常被吓到——只要拿到一手烂牌，他便会勃然大怒，把身边的饭店设施给砸了。
      “看见博阿兹了吗？”阿斯内斯一边问，一边环顾大厅。
      他们在找博阿兹·魏因斯坦（Boaz Weinstein），私人牌局的又一个成员。魏因斯坦今年只有33岁，但已是德意志银行美国信用交易总管。他是国际象棋“终身大师”，25岁便成为德意志银行的副总裁，两年后又被任命为董事总经理[9]，是德意志银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之一。魏因斯坦主持着德意志银行内部一个非常成功的对冲基金，打算将其命名为“萨巴”（Saba），即希伯来语“聪明的祖父”之意——为了纪念自己的“萨巴”。
      魏因斯坦每年都要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秘密21点小组成员（其中有好些人都在德意志银行的交易部门上班）一起去几次拉斯维加斯。这个小组现在早已名震江湖，先是被写成了畅销书《迷失的天才》（Bringing Down the House），随后又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玩转21点》。据熟悉魏因斯坦的人说，他的名字已经上了不止一家拉斯维加斯赌场的黑名单，不过他对此毫不在意。拉斯维加斯虽然赌场遍地，但没有一家比得上他每天都要在曼哈顿下城的三层办公室中搏杀的那一家——华尔街[10]。
      “在那儿呢。”穆勒一边说着一边指向魏因斯坦。魏因斯坦长着一张面饼脸、棕色头发，他一边在黑莓手机上飞快地打字，一边和科洛妮·高恩聊天。阿斯内斯朝他吹了声口哨，又咳嗽了一声。
      这几位玩家直奔主题。优美的开赛铃声将他们召入主厅，衣冠楚楚的庄家早已在一张张牌桌前准备就绪，崭新的扑克牌排成彩虹状展现在玩家面前。今晚玩的是得州扑克（Texas Hold em）游戏。虽然暗中剑拔弩张，但表面上一团和气——毕竟这是一场慈善赛事。赌注中将抽出200万美元用于支持纽约市公立学校的数学项目。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参赛选手可都是华尔街的数学天才，对于穆勒、阿斯内斯、格里芬和魏因斯坦这样的宽客来说，数学就是他们呼吸的空气。本次比赛使用的筹码是特制的，印有伊萨克·牛顿等数学宗师的头像。
      宽客的数学才华、好斗的个性以及天赋异禀的赌博本能使他们对扑克产生了近乎狂热的痴迷——这个游戏包含了胜算、循环心智博弈，还有虚张声势（如果我对此下重注，另一个人就会认为我认为他会这样认为……）。阿斯内斯对待赌博不像穆勒和魏因斯坦那样认真。几年前他参加了AQR内部的扑克比赛，碰巧赢了一把，从这之后他才开始成为玩家，但他的牌友都是扑克狂人。穆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频繁出入扑克场，那时他还只是加州伯克利的一位年轻宽客。他从2004年开始认真对待这项游戏并成为一位高手，参加了世界扑克巡回赛，还赢得近100000美元。穆勒沉溺于网络扑克游戏，甚至有过创设一只在线扑克对冲基金的疯狂想法。魏因斯坦是21点高手，但玩起扑克来也毫不含糊，他在2005年的NetJets扑克锦标赛上赢过一部玛莎拉蒂跑车。格里芬则是因为讨厌在任何方面输给别人，于是凭着交易场上的智力及其杀手本色，磨刀霍霍杀向牌桌。
      也许他们平时只是玩玩，但此间在座的都是宽客同行，他们必须全力以赴。这绝非芸芸众生比试小聪明，乃是自负的灵魂间进行的殊死搏斗。平日里他们在华尔街斗法，但彼此看不见对方，只是利用计算机角逐全球金融市场这个高筹码牌局——我之所赢乃万里之外不知何者之所输，而此时终于有了面对面拼个你死我活的机会。
      在金融市场上，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格里芬专注于通过数学方程寻找廉价债券或是俯首可拾的倒霉公司；穆勒擅长利用摩根士丹利的高能计算机进行瞬间股票买卖；阿斯内斯依据对数十年市场趋势的历史检验，探寻其中隐藏的不为人知的价格模式；魏因斯坦则精于交易信用衍生品——价值由基本资产（某只股票或某只债券）决定的证券，尤其擅长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一种本质上相当于债券保险的新式衍生品。
      这些人擅长的交易类别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某一点上是相同的：对某种难以捕捉的玄妙之物孜孜以求，而这正是他们最为强大的地方。宽客们有时虔诚地将这一玄妙之物暗自称为“真谛”（Truth）。
……

3.今天你阅读到的有价值信息的自我思考点评感想
         西蒙斯是我之前听到过的宽客巨头，现在又看到了其他与之相差不大的大师：穆勒、魏因斯坦（差点就看成了爱因斯坦）、艾因霍恩、格里芬、阿斯内斯（好象在上一本书中提到过AQR公司）等等。如果说西蒙斯的成功是因为他整合了世界上最高深莫测的科学和数学成果------从量子物理、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机器学习到语音识别技术，那么其他与他分享量化金融市场高额收益的巨头们肯定也有过人之处，他们有什么共同特点呢？
      1、具有数学才华；
      2、好斗的个性；
      3、天赋异禀的赌博本能。
      这三个特点是非常鲜明的个性，这样性格的一群超级富豪们聚在一起，场面肯定精彩异常！我们知道美国的量化交易已经占了整个市场交易的70%以上，量化交易在国内（当然包括A股）是一种趋势，为了做好准备，我必须了解量化交易，那么就从读这些大师的简介开始吧！
……

单词挑战第3月第14天
Grave   adj.  重大的，重要的; 严重的; [音乐]沉重的; （颜色等）朴素的;
adv.  沉重地，庄重地; 极慢地;
n.  坟墓，墓穴; 埋葬…的地方; 下场; 死亡;
vt.  雕刻; 铭记;
She tore the rose apart and scattered the petals over the grave.

1.背单词1个 - O
2.飞鸟式36个 - O
3.Code Practices 0.5 hr*2 - O
4.论坛收集资料30分钟*2 - O
5.Cloud Zhuang45minutes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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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分钟正念修炼-O
2. 12点前睡觉-X
3. 走路6000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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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尔与分界问题

批判性讨论的作用
知识是如何发展的？波普尔认为，只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那就是批判性讨论（critical discussion）。知识并非始于毫无偏见的纯粹观察，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所有的观察都包含着某种理论或偏见。试想，假如只是简单地告诉某人：“你去观察吧！”这一要求有多么荒谬。观察什么？为了什么目的？科学并非建立在单纯的观察之上。人们总是从一种理论、一个猜想出发，然后再试图驳倒它。如果理论经得住驳斥，则可以准备开始新一轮的批判。而如果驳斥成功，那么就可以在新的问题情境下提出新的猜想。

波普尔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和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中，我们发现很多思想学派的功能并不是批判性讨论，而是传授某种明确的教义并保持其纯粹和稳定。任何尝试改变教义的人，不仅会被视为异端，更可能遭到学派的驱逐。于是，在这种传统下，成功的改革者会强调，他只是在教义失落或被曲解之前，呈现学派创立者的本意！与之相反，批判性传统是通过外显地确立这样的一种方法而建立的：先提出一种猜想，在学生理解它之后，要求他们通过发现该猜想中的缺点来做得更好。在批判性传统中，其目的不是保留某种教义，而是改进它。波普尔（1994）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方法在人类历史上仅出现过一次。虽然波普尔的这一历史猜想很有趣，但它正确与否与波普尔的主要观点无关。波普尔认为，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36—546）在古希腊建立了自由思想的新传统，他让学生们公开批评他，然后再让他们大胆提出新的设想来应对这些批评（详见波普尔，1963，第5章）。在此后的数年间，人们的知识获得了惊人的增长。色诺芬尼（Xenophanes，公元前570—480）发扬了批判性传统，他在以下这首诗中（由波普尔翻译，1963）表达了“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猜测”这一哲学观点。

“
至于确切的真理，无人知晓

将来也不会有人明白；诸神尚且如此，

更别说我讲的这些内容了。

即使某人碰巧说出了

完美的真理，他自己也不会知道；

因为，这一切不过是种种猜测织成的网。
”
虽然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是否掌握了真理，但我们总是可以努力改进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波普尔认为，由于受到基督教偏狭的镇压，这种批判性传统在西方消失了。但它却在阿拉伯东部酝酿着，最终激发并传递给文艺复兴和现代科学，知识再次出现爆发。因此，批判性传统正是科学的传统在培养你自己的批判思维能力时，请记住唐纳德·布罗德本特（Donald Broadbent）的忠告：对于那些先你而去的人，请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而不要踩在他们的脸上。
波普尔关于批判性传统只出现一次的历史猜想提醒我们，不要将批判性传统看成理所当然。强调批判的重要性似乎很容易被视为老生常谈。但是，要形成惯例让学生和同事批评自己，在心理上并不容易被接受。而且，即便不考虑内在困难，外部也有众多阻碍：比如来自宗教的、政党的和各种团体中独裁主义的攻击和侵蚀。

什么是科学？
波普尔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者试图区分有意义陈述和无意义废话的工作，而代之以研究如何区分科学和非科学（或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波普尔相信，存在一种科学方法作为发展知识时所遵循的具体公式。“我教授科学方法论时有一个惯例，那就是在课程一开始就告诉学生们，科学的方法并不存在。我还补充道，就我所知，自己一度是英联邦内唯一讲授这个不存在的主题的教授。”（1983，第5页）波普尔鄙视在任何情况下将知识划分成为不同的学科。最重要的，应该是找到有趣的问题，并试图解决它们。比如，为什么被催眠的人会有那样的行为表现（我认为它很有趣）？要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可能要从哲学、认知和社会心理学或神经科学等学科的角度去思考。但是，这些“学科”并没有独立的实体（除了在组建大学时，“学科”是一种有用的行政划分），因此我会将这些学科的想法结合在一起，用以构建自己关于催眠的猜想。所有相关的知识都应该汇聚到这个有趣的问题上。然而，“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很奇特，它的存在性甚至不及其他不存在的学科”。
根据波普尔的观点，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发现科学理论，也没有什么方法能从“纯粹的”观察中推断出科学理论。因此，科学就是自由地、创造性地发明理论：科学是由人制造的。同样，根据波普尔的观点，也没有什么方法（如归纳法）能够确定一个理论的真实性，因为没有证实的方法。甚至，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判断一个理论为真的可能性。这一点其实承袭了休谟对归纳法的批判。不过，很多哲学家都拒绝接受这个结论（参见萨蒙（Salmon），2005；为波普尔观点的辩护，见米勒（Miller），1994，第2章。有关归纳法争论的简要介绍，见查尔莫斯（Chalmers），1999，第4章）。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看到，有一种技术，即贝叶斯方法，旨在准确地确定假设为真的概率。但是，贝叶斯方法同样无法真正回答休谟的批评。因为它表达的是，假设世界遵循某个确定类型的模型（即假设某类模型能够并且持续适用），那就可以计算该模型不同版本的概率。但波普尔拒绝这种方法，不仅由于他认可休谟的批判，还因为他否定贝叶斯方法所采用的主观概率。目前人们正对该问题进行激烈争论，我们将在第四章进一步说明。

波普尔认为，人们发明理论的方式与科学逻辑无关。孕育新想法（波普尔称之为知识心理学（psychology of knowledge），1934）与从逻辑上检验它（知识的逻辑）这两种过程的区别，通常更多地被认为是发现语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语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间的区别。后面这两个术语是由汉斯·赖兴巴赫（Hans Reichenbach，1891—1953）于1938年提出的。赖兴巴赫建立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流派——“柏林派”。1933年，由于纳粹的种族政策，他被柏林大学解职并最终在美国安顿下来。赖兴巴赫把爱因斯坦的心理因素和历史因素作为一方，把广义相对论及相应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另一方，将这两者进行对比，以此说明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之间的差别（见基尔，1999）。基尔指出，赖兴巴赫受到了当时文化氛围的影响，他不认为一个人的个人特征（比如是否是犹太籍）与此人所提假设在科学上的正确性有任何关联。一个假设的逻辑是否成立，也和它是由谁想出来的或者是如何想出来的无关。
根本不存在一套创造理论的方法，也不存在能够证实一个理论的方法。波普尔认为，检验理论不是归纳，而是演绎：即认可某一观察为真，就能证明某些理论是错误的（比如确认一只天鹅是黑色的，就能表明并非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就是观察联系理论的过程；我们的知识也因而具备经验性的特征。只有当理论在一开始就可证伪（即该理论会指出哪些情况不会发生）时，科学才能按上述方式发展。相反，非科学或形而上学是不可证伪的。这就是科学与形而上学在逻辑属性上的区别。这种区分并没有在任何方面使形而上学变得没有意义，只是说明它并非科学。形而上学的知识也可以通过批判性讨论继续发展，但科学知识还可以根据实际观测的反馈不断进步，因为它将实际观察也当成批判性讨论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可证伪性是波普尔对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划分标准。

波普尔将科学视为如下过程：先提出可证伪的理论，再严格地试图证伪。只有在理论被证伪时，我们才从自然界获得了反馈，这也是改进知识的机会。但必须保持清醒：即使某个理论经受住了严格的证伪考验，却并不能说明它是正确的或是成立的。波普尔称，它们只是得到了“巩固”（corroborated）：这些理论经受住了挑战，证明了自己的坚韧性，而不是正确性。于是，它们只是暂时成立。正因为如此，在真正的科学传统中，研究者们都需持有一种“证伪主义者的态度”。根据波普尔的观点，这意味着只让理论变得可证伪并不足以增进经验性的知识，社会各界必须积极地尝试各种方法，证伪已经提出的各种理论。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成为批判性传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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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思想界围绕资本主义的利弊展开了激烈争论。其中，有人为资本主义尔辩护，如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的《为资本主义叫好》（1978）；有人对资本主义给予猛烈批判，如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1975）和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1988）；也有态度暧昧的中间派，如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和拉什的《自恋主义文化》（1991）。争论的焦点在于，市场或资本主义对家庭、宗教、国家政权、社会公平和道德规范是否产生了不利影响？市场的兴起究竟使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还是更坏了？
这些争论者的立场多种多样，观点五花八门。其实，在历史上，类似的思考和争论不绝如缕，这场争论不过是诸多历史争论的延续而已。因而，要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有关争论，就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思想史考察，厘清历史上的不同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兴起及其利弊的各种思考。这正是杰瑞·穆勒（Jerry Z. Muller）撰写《市场与大师》一书的主要目的，这“不是一部经济思想史，而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的历史。”

敌视商业的思想传统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人身自由和财产私有基础上的社会体系，它的兴起和发展虽然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但自古以来，并不缺乏有关财富、金钱和贪婪的各种思想。穆勒指出，在西方前现代社会主要有三种思想传统，一是源自古希腊的古典共和主义，二是基督教传统，三是源自罗马法的自然法学说。古典共和主义和基督教传统是前现代西方思想传统的主流，罗马法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中才逐渐得到重视。在古典共和主义盛行的古希腊和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商业、财富、金钱、自私、贪婪在思想上都深受人们的怀疑，它们通常被视为是对美德或信仰的毒害。

在古希腊城邦中，人被视为是政治动物，美德主要指的是勇敢等有利于城邦公共事务的品质。在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看来，商业、贸易及对私利的追求将有损社会美德，危及城邦团结。苏格拉底曾言，“人们对于赚钱越是看重，他们就会对美德越发轻视。”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财富的自私追求，缺乏天然的内在约束，很容易走向贪婪狂。而且，人类物质财富是固定不变的，某些人的获利必然意味着他人的损失，因而经商不仅是自私的，而且在道德上是损人的，不利于城邦团结的。其中，最受诟病的商业形式是以财生财或高利贷，因为高利贷的利息源自金钱而不是劳动。
基督教则宣扬慈爱和利他主义，更是鄙视金钱和私利。对于基督徒来说，“贪财乃万恶之根”，“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累财宝”，“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为了解释商业的罪恶性，基督教也接受了古典假设，认为任何财富都源自他人的损失，都是不义之财。中世纪晚期，基督教对待商业的态度开始转变，开始区分欺诈和经商、合法盈利和非法盈利（尤其是高利贷），私有财产和工作价值也得到接受。但追求财富在总体上还是被视为是对灵魂救赎的威胁，通常是让地位低下的犹太人去从事商业、贸易和高利贷，以避免基督徒去干这种虽然必要但却是堕落之事。因而基督教尤其将犹太人跟商人等同起来，将出卖耶稣的犹大被视为是“最卑鄙的商人”。
穆勒多次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崛起的最重要背景是中世纪末的宗教矛盾和宗教战争。各种信仰冲突和宗教战争使斯宾诺、格劳修斯、霍布斯、洛克等现代思想家认识到，共和主义提倡的勇敢美德和基督教的救赎信仰很可能是其问题所在，因而需要寻找新的思想基础，以使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和平地生活。源自罗马法的自然法传统便是重构社会秩序的重要思想资源。古典城邦和基督教会都具有集体性质和强制色彩，而民法传统则遵循个人主义，国家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个人为了公共利益或救赎而牺牲自我。跟共和主义和基督教对商业的轻视不同，民法传统因强调私有财产和法律对自由的保护，而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

自然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便是要证明，基督教信仰和勇敢美德都是不可靠的和好战的，应该将人们引向温和的道德与和平的生活。“基督教将虔诚和信任视为美德，霍布斯将其视为迷信和轻信；共和主义将对名誉和权力的热情视为美德，而霍布斯将其视为战争的根源。对霍布斯来说，真正的美德应该有利于‘生活的和谐、交流和幸福’，需要行为的谨慎，而这在之前的基督教传统和公民共和主义中都被低估了。”
资本主义是一种更文明的社会秩序
18世纪以来的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便继承了自然法学家对于社会秩序的重新阐发，试图证明市场便是一种促进和平而非战争的社会体制，商业社会是一种自由多元而又和平有序的美好生活。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个人追求私利将有助于整体社会。人们通常从经济角度认为，个人对私利的追求有助于增进社会的普遍富裕。其实，17、18世纪的早期思想家主要是从政治和道德角度进行考虑的，他们更为强调的是市场活动的政治安全性和道德平和性。因为市场经济是“宗教狂热的解药”，跟宗教狂热与投身政治相比，追求财富可以使人们“和平相处并感到满足”，赫希曼将这一点概括为利益对激情的驯服。
于是，跟充满宗教战争的中世纪后期相比，商业社会就是一种更为文明的社会。这不仅因为利益上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制衡而使人们避免了战争，还因为市场制度对于人性的重新塑造。市场不仅是经济体系，也是一种纪律体制。它促进了分工与合作，使人们可以更加自制地和平相处，使人们可能顾及他人的需要而抑制甚至放弃自己的潜在激情。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变成了一个商人，而商人的道德是谨慎、节制而非勇敢、冲动。于是，伏尔泰将证券交易所视为是“和平的集散地”，斯密将追求私利视为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高贵特点，而对财富和金钱的自私追求在古典共和主义和基督教那里都是被轻视和敌视的。
市场的和平性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还将扩展到宗教、政治等一切领域。伏尔泰或许是宗教市场理论的最早先驱，他认为宗教信仰自由和市场交换自由是一样的，而在传统的基督教思想看来，一致信仰和共同价值才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的条件。斯密指出，市场虽然不能造就少数高尚伟大的牧师和英雄，但它可使绝大多数人通过谨慎节制的和平方式实现欲望。商业社会使没有权势和财富、缺乏智慧和美德的绝大多数人，可以过上和平而体面的生活。于是，斯密坚决反对地方贸易保护，希图以个体的权利和契约为基础，重建一个和平的世界开放市场体系。
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辩护中，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诸多问题。自斯密开始，商人对政治的利用、地方保护主义、劳动分工导致人的片面化等问题就得到了关注。但对他们来说，这些问题均可得到适当解决，尤其是政府、教育和知识分子在防止危险和确保市场秩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自由主义内部便存在着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内在张力。斯密、哈耶克更倾向于自由市场，国家职仅需提供最低限度的法律保障，黑格尔、凯恩斯则更突出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突出作用。
资本主义的非契约基础
对于遭受市场之苦的人来说，自由主义者所描绘的美好图景似乎过于将资本主义道德化和美化了。于是，面对市场的扩张，保守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开始谴责资本主义的不道德和罪恶。
作为现代保守主义的先驱，尤斯图斯•默瑟尔（1720-1794）将斯密所设想的和平的世界开放市场视为是资本主义对传统制度的侵蚀。标准化的市场体系不仅摧毁了地方经济，而且摧毁了多样化的地方文化和传统美德。跟默瑟尔将保守主义跟资本主义完全对峙起来不同，同样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伯克则更倾向于商业社会。但他认为斯密等人忽视了商业社会的非契约基础，市场源自于传统的风俗习惯，而非个体的人为契约和理性设计。启蒙知识分子根据理性原则去评判和重建社会制度，反而使一切都变得非法化了，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无序混乱便是明证。

黑格尔
面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黑格尔则试图从哲学的高度进行“调和工程”。受政治经济学和保守主义双重影响的黑格尔，思辨性地论证了基于个人私利的市场秩序与整合为共同体而非“社会”的美好愿望之间所可能存在的一致性。“黑格尔是褪去了面纱的伯克”，分析了社会体系背后的伦理原则，并认为现代人因为明白和接受了这些体系背后的伦理精神，而有利于迈向更高的共同体生活。他跟默瑟尔一样，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归属感，但跟默瑟尔不同的是，他不是守护传统社会，而是向往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包容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巨大挑战就在于，既使人们享有个体性和主体性，同时又将这些个体联系起来，让他们认同社会体系，从中找到真正的归属感。新教伦理便是既允许自私自利又超越自私自利的一种方式。新教伦理比天主教伦理进步的地方就在于，它将精神力量从彼岸转向了现世，从少数精英的高尚道德转变为社会整体的伦理规范。这一点其实已经预示着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亲和性的经典论述。此外，黑格尔反对自由主义者从契约角度对家庭、国家和行会的理解，他将它们视为是超越商业社会和自私自利的利他主义集体，而不是契约关系。
或许，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黑格尔在自私个体与利他共同体之间的平衡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他将“上帝”和国家置于个体的自由交换之上。当资本主义出现严重危机时，对共同体的渴求很可能会压倒个体的自由和自私。于是，面对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的无序性和无根性，弗莱尔等人开始更加怀念和依恋乡村共同体，向往民族共同体。这就使默瑟尔、伯克等人的温和保守主义逐渐走向极端保守主义，企图通过战争和极权国家来实现共同体的复兴，最终却为法里斯主义铺就了道路。
少数人的剥削与多数人的憎恨
无论是斯密等自由主义者，还是默瑟尔、伯克等保守主义者，其实都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比如从涌入城市但却难以融入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因技术更新而导致的贫困或“人为的贫困”和劳动分化对人的负面影响。对早期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这些问题都体现了资本主义自身所不可能解决的根本矛盾，尤其是阶级冲突问题。虽然深受黑格尔影响，但马克思逐渐放弃了黑格尔的目标，他感到难以调和自私个体与商业社会，因而转向更为激进的目标，也即推翻不人道的资本主义体制，重新建立使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同样是反资本主义，保守主义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弊端和道德罪恶，而马克思主义则直指资本主义庸俗文化的经济基础，认为资本主义便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自私和贪婪，“将道德错误地用在不道德目的上的虚伪方式正是自由贸易体制的骄傲”。伏尔泰曾将伦敦证券交易所视为是比法院更可敬的地方，而恩格斯却将其视为是表现资本主义罪恶的最佳场所，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是投机分子和赌徒。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看，赌博、投机、高利贷都是不劳而获，都是不道德的。商业社会使这些投机商人发财的同时，却通过摧垮先前的世袭地位、民族和宗教而使多数劳动者沦落到了商品的地位，法律上的自由掩盖了他们被市场力量所奴役的命运。这种资本主义的自由意味着一种新的奴隶制，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了，自由得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接受剥削来维持生存。

马尔库塞
实际上，资本主义未能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自掘坟墓”，于是，后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解释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便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为何缺乏革命性。卢卡奇认为，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革命者必须首先消除他们的虚假意识，才能使他们获得真正的阶级意识，从而爆发革命。马尔库塞则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是另一种极权主义，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导致人的低能化和愚钝化，造就的都是“单向度的人”。
为了应对左翼知识分子的阶级理论，自由主义者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精英理论。受尼采影响甚大的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企业家的创新，竞争和创新经常带来怨恨，而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正代表着多数人对少数精英的怨恨。群众的怨恨导致企业家不敢投资和创新，导致经济的周期性萧条和衰退。更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认为，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市场中的失败者通过武力和意识形态来谋取利益的绝望尝试，即使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也是“通往奴役之路”。
野心勃勃的“穷孩子”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讲述了这样一则寓言，一个“野心勃勃的穷孩子”，向往着富裕的生活，希望获得宫殿般的房子和可供奴役的仆人，于是全身心地追求财富和地位，为了超越竞争对手而不得不服务于那些他憎恨的人。斯密虽然用这个寓言故事警示人们，不要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迷失内心的道德追求，但他还是有些过于相信和期待这个孩子能够完全融入到商业社会之中。
夸张地讲，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似乎就是在不断重写着这一寓言，不断探寻着这名孩子的可能命运：或许，他会背着传统和共同体的负担，进入到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一名身心疲惫地追逐私利的 “商人”；或者，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享受“共同体富裕”的同时，又口诛笔伐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文化低劣和道德堕落；又或者，试图推翻“吃人”的资本主义，激进地重建传统共同体或迈向想象中的更美好的共同体。但无论遭受何种不公平的结构限制，无论做出何种选择，他的内心肯定都将是分裂的，挣扎的，痛苦的。在某种意义上，上述各种主义和思想的辩论，各种斗争和战争的发生，正是他内心挣扎的某种真实写照。在近现代思想史上之所以涌现出如此多的德国思想家，可能也跟德国人作为“穷孩子”的多舛命运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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