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12【充实计划】第10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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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
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
出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臧宫传》。弱者往往能得到别人的帮助与同情，而强者却往往遭到人们的妒忌而成为众矢之的。这说的也是世态人情的真相。因为凡人都有同情之心，也有妒忌之心，见弱者予以同情，发自本心，也是自我满足的心理表现；见强者而心生妒忌之意，那是因为强者势必要盖过自己一头，不仅会让自己的自尊心受损，更有强者会危及自己利益的现实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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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层面，谈不上放松，也谈不上不放松，只能说是更切合实际。既然权力责任下移，各地因地制宜，中央分类指导，由于中央和地方的目标不一致，中央要防止房地产过热，但不少地方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因此客观上来讲，这次会议确实让部分楼市开始微调“松绑”。
  我们预测，2019年各地的楼市政策可能分成两类：一是前期紧缩力度较大、房价泡沫相对较小、长期需求又比较强劲的核心城市，政策可能基本保持稳定，让市场随着宏观货币环境的宽松实现自动宽松，比如北京、上海、深圳等。二是短期房价有明显下行压力、长期需求又偏弱的非核心城市，政策可能会明显放松，比如菏泽取消限售。
  最新一轮“微调”中，菏泽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取消限售的，主要是因为它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2017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例高达118%，限售政策对其财政压力影响较大。与此同时，2017年菏泽棚改开工数量18万套，占山东全省的四分之一，全国排名第一。棚改政策的收紧使菏泽这个人口流出、库存高企、经济下滑的四线城市前期过快上涨的房价难以为继，需放松政策支撑房价。因此，预计后续地方财政压力较大，棚改红利衰退明显的城市率先放开的可能性较大。
  日前衡阳发改委和住建局联合发文，暂停执行了一年的商品房限价政策，被视为全国首例取消限价的城市，但很快这一文件就被撤回，表明各地对于放松限价仍较为谨慎。但随着这些城市的房价逐步降温，限价政策的必要性越来越弱，可能逐步退出。
  限购的城市还会继续限，不可能完全取消，但这不妨碍部分城市放松限购的条件。一种是缩短社保年限，比如广东珠海将外地户籍购房缴纳社保的时间从5年降低至1个月、3个月、1年不等。另一种是放宽补缴限制，比如2018年年末杭州发布新政，允许外地户籍居民社保或纳税累计补缴3次，其实相当于对外地人放宽了限制。
  因此，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实际上把原来套在地方ZF头上的紧箍松了一些，但并没有摘下来。所以中央虽然说了分类指导，各地可以因城施策，但有个条件，就是不能出这个紧箍的“圈”，虽然目前来看，这个圈稍微大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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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ets n. 原理，原则（tenet的复数）；信条\contradict 反驳；否定；与…矛盾；与…抵触

President Trump's 2020 budget proposal has many story lines, but the main story is the "chaos" in the numbers. Not only do the economic forecasts appear to be overly optimistic when compared to consensus estimates, they contradict two of the basic tenets of the Administration's fiscal strategy in that "tax cuts will produce faster growth" and "tax cuts will pay for themselves in the longer run."


每日计划清单

1.背单词1个-O
2.阅读60分钟-O
3.俯卧撑-x
4.卷腹-x
5.负重行走-X
6.手臂-X
7.肩膀-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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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FT中文版：
2018年全球经济环境和资本市场经历了很多经济政策制定者，投资者，企业家都始料不及的重大变化。从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全球经济贸易秩序， 到以美国联储加息周期为代表的全球货币体系重塑，再到以比特币和FAANG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所对应的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让全球既有一种凛冬将至的担忧，又平添了一分无所适从的焦虑和无奈。纵观历史，越是在这种秩序变革和趋势调整的重要时点，ZF政策制定对于经济运行的方向和影响就越是明显。而中国转轨经济的本质，经济增长转型升级的现状，和进一步全球化进程中对于变幻莫测全球经济依存度的进一步提高，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政策制定都提出了不同于一般国家的更多和更高的要求。 经济政策的质量，也因此对于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运行和发展，会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经济政策制定，虽然是一个复杂甚至带有些神秘色彩的决策过程，但最终其实也是由一个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政策制定者所起草和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制定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影响投资者群体和企业家群体决策的人类所共有的行为偏差的影响。只不过因为经济政策制定特有的复杂性和神秘性，外界难以对于其中的过程进行深入透明的分析。但即使如此，通过对过去二三十年里全球数次重大经济金融危机前后中的经济决策的回顾，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行为，特别是人类行为偏差，对于经济政策制定，一国乃至全球经济运行， 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历史表明，对于企业家和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过度自信(Over confidence)，代表性偏差(Representativeness bias)，以及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和维持现状(status quo)的趋势，对于经济政策制定，其实也产生同样，乃至更加重大的影响。
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可能是至今为止,行为经济行为金融领域研究时间最长，实验领域最广泛，研究发现最一致的一个领域。简言之，人类在进行主观性地判断时，普遍存在高估自己的趋势。这种趋势往往在复杂的决策过程中，在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时体现得更加明显，对于“成功人士”，和在决策者经历了多次连续的成功之后，会表现得尤其明显。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人类的过度自信，既可能反映在决策者对于自己信息准确程度的过度自信，也可能反映在决策者对于自己应对不确定局面时掌控能力的过度自信， 也就是心理学研究中所说的控制幻觉（Illusion of control）。关于信息准确度的过度自信，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联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进行的一系列的货币宽松政策。直至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格林斯潘逐步说服自己和自己所领导的美联储，金融创新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并无需担心诸如通货膨胀之类宽松货币政策传统上需要关注的风险隐患。在自己过去十多年的成功操作和在全球政策界鹊起的声名，使得格林斯潘信心满满地把自己的这种信念积极地向市场沟通，并且由此改变了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预期，和经济行为。事后看来，格林斯潘在当时很可能高估了自己对于经济周期数据的解读和对于货币政策和经济理论的理解，因此直接导致了错误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