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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中国的教授是小学生评出来的
在中国，吃教授这门饭，很难，但也很容易，关键是你怎么看。如果一个人一心钻研学术，在中国敢于面对真问题，做真学问，那么在中国的教授会非常难当，甚至可以说难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环境，学术的孤峰是难以立起来的。同时还因为，在中国常识缺乏，做真学问的教授，常常要花极大的时间精力与被扭曲了的常识反覆纠缠，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对常识、常理的恢复上，而且还要遭受许多不测，这个反覆博弈过程是异常痛苦，异常艰难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又是世界上最容易的职业。只要你不要把学术当一回事，不要做真学问，研究真问题，那么混教授这碗饭其实是非常轻松的。
许多行外的朋友，可能由于隔行如隔山的好奇原因吧，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教授是怎样当上的？”或者说“怎样才能够当上教授？”面对这样行外的话，我常常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回答：“要想做教授嘛，先要送两瓶好酒。”许多朋友听了这话，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其实我是说得很认真的。两瓶好酒，这当然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但是以为做教授就是做学问，做教师，其实那是极大的误解，至少在中国大陆不是这样的。中国有言：欲做诗，功夫在诗外。其实在中国做教授也是这样的。当教授，功夫常在教授外。在中国做教授，常常不是目的，以教授的头衔作为跳板，进一步加官进爵才是最终目的。因此，在深圳特区这样的地方，一个副处级校官，常常会有四十多个教授去争夺。其实，在中国，就工资遇来说，教授是副厅级的工资待遇，弄到这个境地，可见中国大陆的教授是多么不值钱。其实说了多年的大学行政化、衙门化、官本位化，知道了这层就知道中国的大学教授无论从学术水平、思想境界与社会地位来说，都是多么可怜了。十年前，香港的一个普通助教的工资是广州教授工资的十倍。如果不是亲自拜访问得，还不太敢相信。但是，对于这样的待遇差别，应该服气。因为人家那里是独立自由地研究真问题、探究真学问的，在我们这里的教授只是为官爷与衙门跑龙套的。一个拥有独立精神的主人与公民，一个只是随时随地备用的婢女与奴才，这种情况无论是经济待遇，还是社会地位都是无法相比的。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教授的产生过程。有一次我与一个博导聊天，我说中国的教授是小学生评出来的。他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十分赞同。因为我点到了要害。中国的教授评选过程，表面上有一套十分严密的程序，但是仔细一分析其实这个程序的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是由官僚体制操控的。根本没有学术什么事。那些硬条件后面，说到底都是靠各色交易的结果。目前我所经历的教授评选，主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发表的科研论文，必须是指定的某某权威期刊，而且有数量的规定。这些所谓的权威期刊，常常是一些学霸指定的。学霸指定自然有其内在逻辑，因为这也是一个特殊利益圈。几年前，云南一间大学的院长，出资五十万，购卖了一个权威期刊七十多个版面，自己一年的文章发不完，然后转卖给其他有求于他的人。在那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就等于一个教授诞生，七十多个版面意味着这个权威期刊一年可以诞生十多个教授。由此可见的是，学霸在中国的大学有多么厉害，有多么威风。在这里，吃这碗饭既难，也容易，难的是，你必须学会吹拍送那一套。送两瓶好酒只是见面礼，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容易是因为如果你学会了这一套，其实也不难。只要脸皮一厚，架子一拉，便什么事情都可以挺过去。第二是要有某某级别的课题，一般教授，需要至少省部一级以上的课题，国家级的当然是最好的。而要拿到这些课题，那其实就是姜太公分猪肉，能够挤进去的，不是姜太公的人，至少也是给姜太公送过好酒的角色。一个这样的国家级课题，比如“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经费常常在五百万以上。自然是轮不到那些等待评审教授的人，但是如果你会做人，从中分得一杯羹，从中弄个省级子课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你在高校里混，有了以上这两个条件，再加上熬够了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年限，同时加上你人缘又还不错，教授到位基本上是没有悬念的。
评审过程其实就简单了，这些功夫在外的硬条件具备之后，如果能够再给评审的专家提前打个招呼，凑个近乎，基本上就可以搞定了。那么，评审的专家虽然常常是很有水平的，可惜，他们的水平在评审教授的时候，是一点也用不上的。我跟一个多次参加主持评审教授的教授聊天就说过：“您虽然很有水平，但是，您的学术水平在评审教授时从来没有用上过，而且也没有用武之地。并且只要小学生的水平就可以评出教授。为什么这样说呢？评审过程，一个人的评选材料，只要认某某权威期刊，无论什么期刊名字，小学生应该能够认得那几个字。即使外文期刊，花五分钟也能够教会一个小学生认识。另外，省部级、国家级课题，这几个字更容易认。有则当教授，无则拿掉。如此简单。”博导没有反驳我。他很认同。
同时，还有一点专家评审的教授不如小学生的地方就在于，小学生一般会照章办事，铁面无私，就像前不久北方某地用小学生来为警察、司法人员晋升考试作监考一样，丝毫不徇私舞弊，对于敢舞弊者，来一个抓一个，一抓一个准。因为小学生没有受到社会的多少污染，不懂得那些人情世故，有权也不懂得用来寻租。但是每年的专家评审就不得了，一直要闹得鸡飞狗跳，鸡犬不宁。领导给条子的，朋友打招呼的，不速之客，突然登门拜访的，不一而足。评审专家们也常常左右为难，正直的评审专家虽然铁面无私，但是怎样架得住人家人多势众？最后学术的标准是不用看的，都是看对方的来头了。其实，弄得中国的教授这样折腾，折腾出来之后，基本上也就是个跑腿的、跑龙套的。而且能够有机会为人家官爷与衙门跑腿，那是志得意满的教授，否则就是失魂落魄的。得意的教授，他们常常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弄点课题，发点权威期刊论文都不成问题。
有了这些资本，在大学里呼风唤雨就是驾轻就熟的事情，成就一代学霸、学阀的基础就有了。接下来，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处于体制的核心位置的教授，总是很忙的。一个国家级课题，常常数以百、千万计的经费，然后就像发包工程一样，层层下包，那个居于工程顶尖级位置的教授，自然就是大老板，然后依次是二老板、三老板，与传销的级别或者黑道上的帮主级别几乎是一样的。居于最底端的就是那些年轻教师与硕士、博士生们。他们常常称这样的教授为“老板”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是非常贴切的。这些居于顶端位置的教授常常像包工头一样，四处奔波，不断地接单，然后拉来让学生来做，或者廉价承包给年轻教师来做。这样的一个利益链条，常常延伸很深。前年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技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陈进教授就申请了一个国家级重点课题＿＿汉蕊一号的发明与制造。国家财政拔给的经费是一个亿，企业公司合作的投资费用是二亿多，课题很快就结了。方法是请了两个民工，将韩国人发明的蕊片取来一颗，打磨刨光之后，刻上“汉蕊一号”几个字，就大功告成了。
前几天，有一个在读博士告诉我说：以前听导师说做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现在看来真有问题意识，在中国是做不好学问的。因为人家其实并不要你有真问题，更不要你做真学问，需要的只是你做一个农民工，能够把那些带来丰厚利润的各级课题忽悠过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博士如此，教授其实也是一样的。几年前大贪官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先生给其爱子的家书里这样写着：“要有真文凭，但是不要有真知识，有真知识会害了你。”因为，有了真知识，你就会学会独立思考，而一旦学会了独立思考，你就远离了这个体制，脱离了这个群体，这就危险了，这一语道破了中国社会的全部奥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觉中国的教授还是放手让小学生来评会公平公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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