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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作为我国主流经济学界的官方代表参与了世界经济年会，并于昨天接受了小芮的采访。在采
访中，当问及成对中国房价攀高现象的看法时，成的回答多少让我有些吃惊的。成思危先生的看法有二：一是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出现了资不抵债的现象，在他的原话中还是较为委婉的“地方政府会出现问题”。为什么会有地方政府濒临破产呢？因为已经假设他们离开土地财政，不再获取土地出让金。成开出的药方是转而将较大比例的土地供应给保障性住房，并从中获得收入，好似既可以为人民造福，地方政府又可以获得足够的收入。其实这种建议的内在矛盾很大，因为保障性住房的利润如果太薄，政府的收入势必缺乏；如果利润足够厚到维持政府现状，那么你能想象这样的房子是保障性用途么？二是不鼓励国企和地方政府炒房，他坦承目前很多国企和地方政府接受了银行的大量信贷，在项目迟迟无法获批的同时就准备投资股市和房市，导致股价短期的爬升和房价的居高不下。这种说法我一直非常喜欢，但是从成思危先生这听到居然会觉得奇怪。
回想2008年7月前后，当时的中国正在全力准备奥运会的驾临，中国的宏观经济此时也正处于房价和股价刚复苏的前夜。郎咸平在窦文涛主持的“锵锵三人行”中首次发表观点：中国房价和股价的复苏并不能表示中国经济走入了奥运经济轨道，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制造业在彻底垮塌前的回光返照。为什么呢？因为郎先生的数据显示珠三角企业倒闭了70%以上，而浙江民营企业有80%陷入了外贸订单空缺的尴尬境地，这种制造业怎么能支撑着如此高的房价和股价呢？郎的逻辑是正因为民营企业过冷，国有企业不断接受贷款而过热，从而没有企业家愿意再扩大投资于生产部门，反之拿着钱寻求保值来度过这一经济的冬天。房市和股市的升值预期越大，则越能吸引资金流入。如此一来，岂不是过高房价和股价皆由不愿进入生产行业的钱在支撑。
我并不是郎的迷，虽然听过他数次演讲，也十分佩服他整理数据和分析财务报表的能力。然而郎的看法在我看来是比主流观点要实在又新颖得多。而当时复旦的尹伯成和北大的周其仁皆以外星人在评论中国经济，无法与之交谈相应。这种回应虽然摆脱了“主流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之尴尬，但是孰对孰错已随时间流逝而自现。从今天成思危的判断逻辑中，已然依稀看到郎的背影。的确我国股市和楼市一个又一个的“小阳春”何尝又不是出自这种背景呢？应该说昨天成的访谈标志着郎率先创立的论断已为决策层所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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