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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主要围绕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经济结构三维度展开。剖析经济增长问题的中国马尔萨斯主义、通货膨胀问题的中国货币主义和经济结构问题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成为了主流的理论框架。 但事实证明，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心对中国经济增长过于悲观，货币主义论调扩大了中国的通胀问题，而窥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菲利普斯曲线似乎也不能给出解决问题的良方。
中国过去的增长奇迹往往被解释为人口红利的作用，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似乎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将减速，这种解释和悲观的预测过于简单并失之偏颇。
实际上，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往往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变异性，经济增长理论前沿一直存在“增长之谜”的不可知领域。并非具有人口红利就能实现增长奇迹，许多国家也具有中国类似的人口红利特征，但却始终处于低收入陷阱而无法实现经济起飞。另一方面，某些发展中国家在更加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下，在更高的国民收入基础上仍继续快速增长。
在人口诅咒或人口红利这样的资源因素以外，市场经济制度、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以及经济政策都发挥着经济增长的作用。
对2010年以来通胀的高涨，普遍认为2008年的“四万亿”和货币的超发是罪魁祸首。这种判断夸大了中国通胀问题，实际上它是由更为综合的因素造成的，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既有总量的原因，也有结构的原因；既有供给方面的影响，也有需求方面的影响。
退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并非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案。特别是在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景气转折时期，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极不稳定，从基础货币到总需求的货币政策机制难以有效实现，很难满足预调和微调的精细要求。
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实行与日本量化宽松（QE）政策不同的信贷宽松（CE）政策，在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急剧下降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基础货币，努力恢复信贷规模和有效需求。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明显背离货币主义的固定政策规则，却成功稳定通货膨胀趋势和通货膨胀预期。
中国通胀虽然在2012年依然存在上涨的压力，但是已经显著转折下行，这从经验上否定了之前货币主义论调对中国通胀的悲观预期。
仿袭经典菲利普斯曲线的失业与通货膨胀间的替代关系，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假设在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演化间也存在类似的替代关系，即以经济结构均衡或者升级的潜在收益来平衡经济增长减速的现实成本。
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高级化，而中国经济结构变迁是以各部门不等速增长为前提的，其部门增长速度差异必然在高速增长时期扩大而在低速增长时期缩小。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企业经营困难，集中于沿海地区外向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中小型企业，这主要是由于外部需求冲击所致。
大萧条时期奥地利学派的清算主义政策彻底失败，不仅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过度市场竞争压力是无法处置过剩生产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而且经济过热时期和经济萧条阶段的非正常需求结构，均无法指示供给结构调整的合理方向。
虽然全球经济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美国经济的复苏也还脆弱，但不应该忽视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逐季加速的积极信号，而且存在2012-2013年间强劲扩张的可能性。
我们对2012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也不用特别悲观。长期来看，“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速有望达到9.5%，未来十年里年均增速也会在8.5%以上，2021-2030年间年均增速仍将超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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