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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地方政府的动机并不坏，但结果却是三方受损。本来这个村经济发展不错，但盖别墅的结果，使村民不仅没有致富，反而背上债务包袱，生活无法幸福。银行和信用社是在政府压力之下放贷的，现在九年过去了，贷款仍还不上，村民无力偿还，即使起诉成功，不良资产也增加了。作为主使者的县镇两级政府，好心办了坏事，又到哪里去买后悔药？
类似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或者是强迫农民集资修路、盖屋，或者是强迫农民改种某种经济作物，或者是强迫农民做其他看似前途似锦的事，但脱离了实际，其结果成功者少。倡导此类事的官员或升迁，或留下一个烂摊子逃之夭夭了。但为此承担责任、丢官或受惩罚者少。往往有更高一层的官员以“动机是好的”为他们开脱。
“动机是好的”本身就值得质疑。难道所有做这些事的官员动机都好吗？我看未见得。有些官员是把这些事作为“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来做的，目的并不是让老百姓致富，而是为自己的政绩增光添彩，作为晋升的资本。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才有不从实际出发，不顾条件限制，贪大求洋，搞花架子的这些事。记得媒体曾有报道，某地领导让百姓养羊，当上级领导来检查时，居然让小学生披上白布，在山坡上装羊。你能认为这也是动机好吗？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共产党员不是要当官，是要为人民干实事。对于那些忘了毛主席的教导，一心要做官的人来说，你能说他们动机好吗？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做这些事的官员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为自己晋升，是要引导农民致富的。漳州强迫农民建别墅的县镇官员就是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但动机好就不问效果吗？毛主席早就指出了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无论动机是什么，只要效果不好，就不能说动机好。强调动机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关键还要看效果。只要效果坏，无论动机如何都应受到处罚。强调动机好而不处分那些脱离实际搞不切实际事情的官员，结果助长了这种名为“利民”的“害民”之风。
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类似让农民建别墅之类看起来就不美好的事情，能够从乌托邦变为现实？那些不切实际的官员为什么能强迫农民贷款建别墅，又能强迫本不情愿的银行和信用社放贷？这就在于这些官员的权力太大了，而且，这种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在一个法制国家，农民有权决定自己盖不盖房和盖什么房（当然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银行和信用社也有权决定自己贷不贷款，以及向谁贷多少款。但在某些地方，农民和银行的权力都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归官员。而且，老百姓及银行这样的利益相关者，却无法监督官员权力的运用，或制止官员滥用权力。所谓“绝对的权力”就是不受监督的权力。所谓“绝对的权力引起绝对的腐败”不仅仅是指以权谋私，或寻私，也包括滥用权力引起的恶果。也许做这些事的官员并没有贪污或受贿，但他们这样滥用权力给百姓和银行带来严重损失也属于“绝对的权力引起的绝对腐败”。
我之所以重揭九年前的这件事，不仅是因为最近媒体上才披露了这件事（《京华时报》2006年2月14日），而且因为具有现实意义。最近中央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并且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推动这件好事。但如果个别地方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推出并强迫农民实施乌托邦计划，那么，中央的“好经”又要被这个别官员“念歪”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要让农民生活更幸福的。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条件差别相当大，超出自己的实力会拔苗助长，结果必然事与愿违。我们要记住发生在漳州平和县坂仔镇西坑村的这件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件事才能真正给农民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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