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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宽容有力量（新） |
| 盛洪 |
当有人问东史郎先生，为什么八旬高龄还要奔波操劳、忍受压力，为死去的异国冤魂仗义执言呢？他回答说，只因当初中国人以德报怨。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怎样残杀中国人、包括那些已经放下武器的军人和平民，但当他作了中国人的俘虏后，一个从南京死里逃生的中国军人对他说，我真想杀了你，但我们的长官要我们以德报怨。另一件使他念念不忘的事情，就是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中国为此赔了两亿两白银；而这次日本战败，中国政府却放弃索赔。中国政府对日本过度宽容的作法是否恰当，我们尚可评论，然而我们应注意到，以德报怨在一个施怨者心中激起的忏悔之力是那样的强烈，以致任何借助于外在强权所获得的力量都无法比拟。
应该说，战争不是（或不应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在一个和平的社会中，宽容所引发的力量就更为持久。我们经常说，知识就是力量。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更多、更准确的知识。一种比较朴素的理论说，获取新的知识的途径是，先提出假说，然后再在实践中证实或证伪。提出假说，就要有想象力。爱因斯坦曾说，要像疯子一样想象。这已很不容易。更为难得的是，一个社会能够容忍各种不同的假说。有些假说看起来荒诞不经，有的可能与传统教条相抵触，也有的甚至会违背某些人的利益；但它们可能就是潜在的对人类有巨大价值的知识。在一个不太宽容的社会中，这些假说就可能被禁止发表和传播，从而失去获取这些知识的机会；而在较宽容的社会中，则可能因为容忍了这些假说而获益。思想的发展很类似于自然界中的演进。假说的提出类似于物种的变异，对假说的证实证伪就类似于对变异的自然选择。应该说，没有变异就没有演进；限制变异也就等于限制演进。而一旦演进受到限制，一物种就可能在适应环境和与其它物种的竞争中失去优势，最终可能被淘汰。类似地，只有一个宽容的社会，才可能穷尽知识探索的各种可能，才有更高的几率获取更多的知识。如果我们同意，更多的知识意味着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竞争力的话，我们就等于在说，较之其它社会，一个宽容的社会更有力量。
然而，懂得这番道理容易，做起来很难。这首先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具有的有关知识的传统并非没有价值。它是在我们之前世世代代智慧的积淀。这种传统必然会影响我们对新的知识探索的看法。大量偏离这一传统的探索确实毫无意义，有些甚至有害。人们一般不应把精力放在被以往的知识（即传统）证明是错误的探索上，更不能重复被证明是有害的行为。因此宽容并不是漫无边际。然而在现实中，对宽容的这种限制往往会被夸张。这是因为，尽管宽容对一个社会是有好处的，但对具体的个人或组织在短期内未必如此。比如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显然会损害天主教会的权威。再进一步，即使人们认识到宽容的好处，由于人性本身的弱点也很难实行。人们喜欢听赞同的意见，由于嫉妒心，也不喜欢那些与自己意见相近的人。因此，宽容不仅需要内心修炼，而且需要外在制度。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阿尔奇安指出，一个组织面临的竞争越激烈，企业领导人越容人。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是“白衣秀士王伦”，它就可能败在“仗义疏财”的宋江领导的竞争对手脚下。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心有多大，事业有多大。在这里，“心”显然是容人之心。当然仅仅有竞争压力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宗教文化在唤起人们的宽容之心；另一方面，宪法原则应保证不让小人得志。我们今天很羡慕硅谷，但是它出现在那个国度并不是偶然的，多少要与她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联系在一起。知识经济之花，一定开在宽容的土壤上。
据说日本右翼反对承认战争罪行的理由，是为了日本民族的自尊。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我对日本民族有敬意的话，恰恰是因为她诞生了像东史郎这样的人。一个对自己的历史有批判力的民族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批判力使一个民族有更多的文化创新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史郎是日本真正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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