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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达到7.6%，高于上半年增速0.5个百分点，经济企稳回升势头逐步增强。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我国发展方式存在的严重弊端，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外需全面受阻，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而拉动消费的重点和难点又在农村。迟福林的研究认为，中国正走向消费大国，随着中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以及在欧美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这样一个阶段，居民消费不仅与收入有关，还与人们对基本公共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息息相关。为了应对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家电下乡、发放消费券等重要举措来刺激农村消费。这些措施虽然从短期来看拉动了农民消费，但在实施过程中其弊端也在逐步显现，如家电下乡中产品档次低和质量差等弊端也开始暴露。本文研究认为，长远来看，提振农民消费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和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农村消费市场长期低迷的原因在于农民增收难和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体制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农民的消费能力。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由1978年的30.3%下降到2008年的8.9%。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8年的25.1%。农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减弱。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开始加快，但仍然落后于城镇居民，致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8%，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1，绝对差距达到11020元（见图1），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另外，农民工收入偏低，且收入得不到保障，是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城市农民工约有1.3亿人，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人群体，而政府对这一庞大群体的利益保障滞后，农民工的工资很低，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也差。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农民工收入得不到保障的典型体现。农民增收缓慢不利于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和实现经济良性循环。面对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随着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和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大大增加了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为此，中央在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把刺激9亿农民的消费作为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村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农民的消费既取决于收入状况，也取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满足程度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8年的43.7%（见图2）。依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的判断标准，进入21世纪后，我国农村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
（1）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收入的高低决定着消费总量的高低。在发展型阶段，农民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农民消费信心、消费欲望和消费潜能。国家统计局研究表明，人均纯收入3000元是农民消费升级的新台阶。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761元，这远远高出3000元的标准。从农村高、低收入者的支出差距来看，农村高收入者用于食品支出比重明显低于低收入者；高收入者用于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支出高于低收入者（见图3）。农村高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拉大，影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均衡发展。农村社会财富向高收入者不断集中，使得农村消费市场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进一步饱和，低收入群体的现期消费需求因受到购买力不足，而制约了农村消费需求总水平的增长。
三、提振农村消费，既需要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又需要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村消费长期低迷与农民收入偏低有关，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为此，提振农村消费需要双管齐下，既要增加农民收入，也要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有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约为0.7，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8，即收入每增加100元，城市居民约有70元用于消费，农民则消费80元左右。当前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首先要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1）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条件。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契机，大力推进“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战略的实行，加大对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投入力度；在农业生产方面要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稳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提升粮食生产收益；鼓励并引导农民组建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收入。
（2）推广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要积极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加工流通增值收益。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体系，采取有效措施帮助龙头企业解决贷款难问题。鼓励龙头企业在财政支持下参与担保体系建设。
（3）加强农民工公共服务，提高农民务工性收入。切实加强对农民外出务工的服务工作，从制度上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针对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返乡的实际情况，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大农民工公共就业培训力度，不仅有利于稳定消费、稳定社会，缓冲危机对农民工带来的冲击，还有利于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储备。
2.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入新阶段，从社会层面来看，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要把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提振农村消费的重要手段。
（1）加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投入。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民生投资分量很重；其中，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达3700亿元。要以这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要契机，为实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的目标，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和民间投资，明显增加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
（2）加快推进农村新型养老保险体系建设。2002-2007年，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了36.6%，而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减少了5.3%。原因在于，这几年中央财政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补贴将近上千亿元，但农村养老金基本靠农民自己缴费。据测算，如果以社会保障为主要构成的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增加1元，可拉动消费1.26元，而增加1元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分别只能拉动消费0.38元和0.51元。为此，扩大农村消费应把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争取2—3年内实现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全覆盖。
（3）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以农民工为重点，尽快解决1.3亿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建议由中央制定规划，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政策，争取在2—3年内，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对接问题。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尽快推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券制度；抓紧出台具体措施落实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跨地区、跨城乡流动的管理办法，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对接问题。争取尽快实现全国各城市间、区域间社会保障关系的转移。
作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张飞 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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