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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理论家名噪一时，有许多理论轰动一时。但那些人称不上伟大的思想家。真正伟大的思想家，总是会在不同的时代披着不同的外衣，反复出现在人们面前；尽管人们走了很久，并且自以为走得很远，却发现仍然没有走出他的影子。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斯密、马克思、马歇尔是经济学领域当之无愧的思想家。毫无疑问，凯恩斯也是！
凯恩斯在其传世巨著《通论》中曾强调，人们的行为不仅仅受理性指导，也受其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影响。他指出，用于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收益估计的知识基础没有多大的意义，甚至毫无意义；但若如此，人们如何决定要修一条铁路、开发一座铜矿、创办一家纺织厂……呢？这样的决策只能“被看作是动物精神使然”，它们来自于人们“想要采取行动的冲动”，而并非理性经济学所指示的是按照“收益乘以其概率的加权平均值”为根据的。
经过许多年以后，而今，“动物精神”正在由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发扬光大，并用于解释经济波动。像诺贝尔奖得主阿克洛夫(G. Akerlof)之类的行为宏观经济学家甚至坚信，必须考虑动物精神，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经济波动。譬如当前的金融和房地产危机，依靠主流的经济理论是难以得到解释的。而行为宏观经济学家的看法则是，危机来源于不断变化的思维模式，正是由于人们不断变化的信心、诱惑、嫉妒、怨恨、幻觉（特别是不断变化的关于经济本质的报道）引发了危机。譬如，阿克洛夫论证说，美国历史上两次最严重的萧条(19世纪90年代以及1929-1933年大萧条)，基本特征都在于人们对经济的信心、追逐利润的意愿发生了有害于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人们的货币幻觉以及人们对经济公平的感受发生了变化。大萧条和这些难以量化的变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究竟什么是动物精神，它们又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阿克洛夫和希勒的新作《动物精神》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动物精神实际上是非理性动机和非理性行为的代名词。动物精神理论坚持，尽管人类大多数经济行为源自理性的经济动机，但也有许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的支配；即人们总是有非经济方面的动机，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并非总是理性的。人们的理性有可能被动物精神支配。目前的动物精神理论强调了人们在如下五个方面的非理性动机和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一是信心。主流经济学家坚持信心是理性的，即人们利用手中的信息进行理性预测，然后以这些理性预测为基础进行理性决策。但动物精神理论认为，信心是超越理性的。人们在决策时常常会因为信任某人而抛弃或忽略掉某些信息，他甚至不会理性地处理信息，而只是基于直觉采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行动。在景气良好的年代，人们有较强的信任感，他们毫不怀疑自己会取得成功；而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资产价值增加了，而且可能持续上涨。在信心得到维持的时候，很难发现人们决策中隐藏的冲动；而一旦信心消失，浪潮消退，决策冲动就暴露无遗！人们总是在失败之后才开始后悔当初的冲动。有信心时，人们就会勇于买进；缺乏信心时，人们就会退缩卖出。整个经济史中，充满了信心爆棚和信心消退的故事。甚至，有研究初步证实信心存在着乘数效应，即信心变化对收入变化的影响存在成倍(放大或缩小)的反馈机制，信心的变化也会影响下一轮信心的变化，而每一轮变化都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各轮的收入和信心。
二是公平心理。“公平”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极其丰富的词语，仅就什么是公平这一主题，苏黎世大学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费尔(Ernst Fehr)就写了一套丛书。显然，所谓公平绝不局限于利益上的平等分享，很多时候公平更是一种主观评价，即自己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以及是否受到这种对待。在经济学的交易理论中，强调同等价值的交换就是公平的；但人们的交易并不仅受经济价值的影响，同样也受公平心理以及影响公平心理的社会规范之影响。同样的一瓶啤酒，在一个街头零售摊要标上与五星酒店中一样的价格，人们就会感到这样的价格是不公的。在暴风雪之后，店家要提高雪铲的价格，消费者也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雪铲的成本并没提高，店家是在发灾难财。同样也有实验研究表明，人们痛恨不公平，以至于宁愿牺牲一定的个人利益也要对不公平的行为进行惩罚。为什么地位低的人要对地位高的人低声下气？这也可从公平理论得到解释，因为地位低的人可供交易的本钱(客观投入)更少，他们不得不付出更多情感上的感激或顺从(主观投入)来使得交易变得更公平。公平对于经济的影响虽然没有信心那么重要，但它对劳动力工资等经济变量确实有深刻影响，并进而影响失业和产出。
三是腐败和欺诈。资本主义的一个缺陷是，只要人们愿意为某物品或服务付费，便会有这种物品或服务的供给，而不管这种物品或服务是否真的“应该”提供。公司想要财务舞弊，便有会计为它们造假；如果有人相信包治百病的假药，便会有人生产假药。公司通过假账兜售股票、债券或信用，与兜售假药本质上是一样的。反顾历史上的次次经济危机，几乎总能发现它们伴随着腐败与欺诈。如加尔布雷斯(Galbraith)所描述，欺诈行为在经济扩张时增长(“挪用公款的收益迅速增加”)，并在经济崩溃后被发现。事实上，信心的崩溃往往与欺诈被败露有关。可惜，当事情过去多年之后，人们往往淡忘了被欺骗的历史，腐败和欺诈亦会卷土重来。
四是货币幻觉。从弗里德曼到卢卡斯的努力，使得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再相信货币幻觉。他们认为人们会理性地根据真实价格而不是名义价格来做出决策。比如，预期通货膨胀工人便会要求老板加工资；预期的通货膨胀也会一一对应于价格上涨。既然如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改变的只是价格，而真实经济不会受到影响。但现实是，人们的诸多决策往往仍依据名义货币而不是真实货币。经济生活中大多数合同，都并没有按照通胀进行指数化，而是依据名义货币来订立的。事实上，现代信用货币只是测度财富的价值尺度，其本身并不是财富，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在生活中能时刻意识到这一点呢？我们中又有谁不是把获得更多金钱视作拥有更多财富呢？
五是故事。为了简单地认识复杂的世界，人类所具有的心智模式已经习惯于把一系列事件通过自己认可的内在逻辑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以此来总结所谓的规律或道理。故事，或者讲故事，是人类知识的基础。这种“以故事为基础的思维模式，使人们难以认识到纯粹随机性在生活中的作用，因为纯粹随机的结果不适合进入故事”。关于成功的故事，总是激发着人们的信心，鼓舞人心的故事常常导致信心高涨；这些故事总是与某些新业务的成功崛起、某些人的神奇致富的传说有关。阿克洛夫说，故事就像传染病毒，口口相传。信心可以在故事中得到传播；丧失信心也可在故事中得到传播。“如果不详细地了解那些故事，就很难理解过去的经济信心从何而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逐渐忘掉过去的故事，也正因为此，我们对过去的股票市场变动和宏观经济波动总是迷惑不解。”
在《动物精神》一书中，阿克洛夫和希勒运用上述五个方面的动物精神，去解释了宏观经济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为什么央行行长有控制经济的权力？为什么有非自愿失业？为什么失业和通胀在长期中有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为什么金融资产价格和公司投资总是大幅波动？为什么房地产具有周期性？为什么少数族裔存在特殊的贫困？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有助于为当前全球经济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大多数人完全没能预见到当前的经济危机？当危机似乎毫无理由地出现时，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为什么那些试图阻止危机的措施没有达到目标，而经济当局却对此公开表示他们的不解？——提供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答案。
动物精神理论，正试图将经济学理论拉回到人们的常识理性。承认观念和心理对经济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府可以有所作为。政府就像更具理性的父母，而充满动物精神的个人则更像孩子。做父母的正确之道是给孩子成长的自由，但也不能太娇惯孩子，否则孩子就难以自我约束。幸福的家庭应该给孩子自由，但又保护孩子不要受动物精神支配。父母的任务就是营造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政府也一样，它应该支持经济主体的市场活动，但也得注意设定条件，以促进人们的动物精神可以创造性地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破坏性的作用。若人们完全理性，政府的确应在制定规则方面发挥最少的作用，尽量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问题是，人们常常会有不理性行为。
（本文2009年9月8日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董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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