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Guifang Yang, Keith E. Maskus（2001，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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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fang Yang, Keith E. Maskus，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icensing, and innovation in an endogenous product-cycle model，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3 (2001) 16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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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Guifang Maskus Keith yang Mask Keith yang JIE Maskus Guifang

作者建立了一个产品周期模型，在一般动态均衡的框架下讨论了南方国家IPR增强对北方企业进行许可生产（技术转移）及研发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IPR增强会提高北方企业的许可生产，因为它会降低许可生产的相关成本，并提高北方企业在许可生产中的利润比重。同时，它会提高北方企业的研发水平，一方面源于许可生产对技术来源的拉动，另一方面，许可生产可以释放北方国家的工人，从而提供更多的研发资源。

研究动机
南方国家增强IPR是否会促进北方企业的研发以及转移最新的技术，存在很大争议。但有关技术转移的许可生产，研究不是很充分。作者在一般动态均衡框架下讨论了IPR对北方企业许可生产及研发的影响，由于是一般均衡框架，可以进行相对工资的动态分析。
有关南方国家加强IPR对研发的影响有一些“悲观”的论断，如Helpman (1993)发现严格的IPR保护会加大南方企业的模仿成本，并最终会降低北方企业的研发。在它的模型中，模仿是南方企业获得技术的唯一方式。这种悲观的论点在Glass and Saggi (1995)的模型中得到延续，即使后者在模型中引入FDI作为技术转移的另一渠道。但Lai (1998)同样允许FDI与模仿成为技术转移的渠道，得到不同的结论，如果通过FDI进行技术转移，IPR会增加北方企业的研发与技术转移，但对模仿渠道，结论相反。

作者想讨论技术转移的另一渠道，即许可生产。而这为理论研究所忽视。但作者提到三点认证这个渠道大现实中不容忽视：模仿渠道可能成本高昂（Bagchi et al. 1984)；一些数据表明通过许可生产进行技术转移呈增长趋势（Mansfield, 1995）；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鼓励通过许可生产的方式引进技术（Contractor and Sagafi-Nejad, 1981）。
博弈可以看作是一个序贯展开，北方企业进行研发，如果研发成功进而决定是否进行许可生产。进行许可生产的比较优势是可以利用南方低的生产成本，但需要付出三方面的成本，如进行谈判的成本，转移技术，尤其是生产经验的成本，以及为了防止技术被模仿而产生的成本。因而，是否进行许可生产需要综合考虑各种成本。IPR进入模型的方式是它会影响许可生产的成本，如它会提高企业的模仿成本，从而使许可方在合约中得到更高的利润份额（分配效应）；这会降低许可生产的谈判成本，从而可以使许可生产获得更多的利润（规模效应）。

因而，整篇文章的主要思想在于，IPR会提高整个许可生产的利润，同时会使许可方获得更大的利润分成，因而，许可生产会增加，同时，由于许可生产使生产转移到南方，北方可以将这部分释放出来的资源到研发，从而加固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脑体分工。但对于相对工资的影响则不确定，如果IPR可以带来明显的许可生产的增加，它会提高南方国家的相对工资，但如果效果不是很明显，则相对工资会发生逆转。

这种技术转移的思想源自Vernon (1966)，但该模型没有得到正式化，Krugman (1979) and Dollar (1986)对技术转移进行了更细致地刻画，但并未将这种转移进行内生化，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的质量阶梯模型是对技术转移进行内生化并进行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的较好的框架，但作者在这里强调许可生产作为技术转移的一种方式。而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技术上，它没有超过（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因而，对这篇文章的理解需要的准备阅读是（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模型
消费者
由于采用一般均衡框架，离不开一些老的套路。消费者方面：连续的产品序列 ，质量进阶幅度为 。消费者个有相同的偏好， ，即期效用函数为： ， 为产品的消费数量。预算约束为 ，其中 ， 为初始禀赋及要素收入的现值。 为消费者总支付。 为价格水平。这个框架的简洁性在于它可以将消费的消费决策分为两步，首先将收入平均地用于各期，其次，将收入平均地用于每种产品（因为这种效用函数表明消费者偏好于产品的多样性），在均衡时，消费者会选择上具有最高质量的产品，因为它提供了最小的质量调整价格（p/q）。

市场结构
想象中有南北两国，差别在于北方具有开发最新技术的能力，但南方没有。在这里，进行最新技术转移的方式是许可生产，为了集中对这一渠道的讨论，需要假设掉其它的方式，如FDI及基于进口产品的模仿。但作者提供了一些去掉后两种引进技术方式的原因，以使这个假设可以让读者接受，如一些发展中国家鼓励通过许可生产的方式引进技术；从进口产品中进行模仿，如逆向工程是不经济的，尽管专利拥有者在申请专利时披露了部分信息（Levin et al. ,1987）。再看北方的市场结构，北方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技术领跑者，一类为跟随者，为了简化，作者假设技术领先者只需要一步领先，因此，北方所有的研发资源均由跟随者使用。如果研发成功，北方企业需要考虑生产地点的选择，如果进行许可生产，它需要权衡南方国家带来的成本节约，以及转移成本、防止技术被模仿带来的成本之间的权衡。因而，作者强调进行许可生产需要高昂的成本（Teece, 1976; Rugman, 1986)，如需要设计许可条款，并防止技术被模仿，这种模仿来自两个方面，合约方企业的违规，以及其它企业对合约企业的技术模仿（但作者在后面的分析中过滤掉了这种模仿）。

解决第一个问题是设置可承诺的条款，即许可接受方承诺支付技术使用费用，即使发生了技术模仿，而许可提供方如果需要换其它生产方，将向原生产方返还部分使用费，从合约设计来看，许可授予方希冀不变换合约对象，以减少转换成本或发挥企业内的规模经济；同时，为了防止合约企业进行模仿，授予方会给合约接受方一定的利润分成。如果该合约满足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合约接受方将不会有模仿的动力。而现实操作中，许可生产也存在利润分成，如Caves et al. (1983)发现许可授予方从创新中获得的利润比例为40%。但这个比例由许多因素决定，如合约双方的谈判力，市场的竞争情况，以及政府的干预(Contractor and Sagafi-Nejad, 1981)。

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生产方的模仿威胁，Gallini and Wright (1990)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模仿可能发生，因而会增加后者的谈判力。因而，IPR通过提高模仿成本，增加授权方的谈判力，提高其分配份额。因而，IPR进入模型的方式是增加授权企业的利润份额， ，k为IPR的保护强度。另一方面，IPR增加会降低许可生产的成本，产生规模效应。另外，为了简化，作者假设企业间进行价格竞争，这样，接受许可生产的南方企业可以将南方模仿企业逐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