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Lei Yang , Keith E. Maskus（2009）J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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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 Yang , Keith E. Mask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expor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0 (2009) 23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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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Maskus Keith yang Mask JDE LEI Keith yang JDE Maskus

作者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IPR保护状态对北方企业行为策略的影响，即北方企业进入南方市场的方式，贸易可通过生产许可进入。作者发现，南方国家强的产权保护会促进北方企业通过许可生产的方式进入，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南方企业的生产成本，并有利于它们进入国际市场。而加入另一种进入方式-FDI后，以上基本结论不变。

这篇文章是笔者见到的很节省版面的一篇，其中大量的计算没有带入附录。而从文章内容来看，其计算量是很大的。因而，只能讲一下他的设定、主要结论，以及经济学直觉。

写作动机
   自1995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对IPR政策进行主动地或被动地调整（增强），同时，引起了一些学术上与政策上的争论，即IPR的增加使模仿成本提高，不利于全球技术的扩散（(Helpman,1993; Lai &Qiu, 2004)。而实际上，IPR实际上旨在减少技术转移成本，增加跨国间的技术转移（Maskus, 2004）。而一些实证也表明，发展中国家产权保护增强，使跨国企业采用FDI或生产许可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的步伐加快（(Smith, 2001; Branstetter et al., 2005）。
如果南方企业由于产权保护的增加，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国际技术，它们会有更好的出口表现。这是作者主要考虑的机制。作者的模型讨论了一家北方企业与一家（非附属的）南方企业间的博弈，北方企业可以通过许可生产或FDI进行技术转移，作者发现了产权保护增加所带来的技术转移增加，以及对南方企业出口能力扩大的条件，进一步可以讨论IPR政策的福利效果，如果南方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严格的产权保护水平会增加南方国家的福利，如果吸收能力较弱，产权保护会削弱其福利水平。

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多地集中于一般均衡、南北产品生产周期的分析，如Helpman(1993) ，Glass &Saggi (1999)发现严格的产权保护会增加模仿成本，不利于研发的投入与全球技术扩散。Lai (1998)强调了FDI作为技术转移的一种方式；Yang and Maskus (2001)发现如果南方国家增强产权保护，会提高南方企业的模仿成本，但同时会使许可生产成本降低，如果后一种效应占优于前一种效应，会提高全球的技术转移。但这种GE框架不能充分讨论企业之间基于IPR政策的反应互动，因而对微观机制挖掘不够。而采用局部均衡分析可以充分考虑北方企业在FDI、出口、许可生产之间的选择。尽管在局部均衡分析中，为了使问题变得可以驾驭（tractability），作者也用了一些严格的假设。

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利技术，需要进行相关的投入，如技术进口、与跨国企业建立关联(Kumar and Siddharthan, 1993)，但较少有文献讨论技术引进与IPR以及技术接受企业出口能力扩大建立关联，一个例外是Branstetter et al. (2007)，他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一国增加产权保护水平，跨国企业的子公司接受的技术转移明显增加，并明显提高了出口密度。但揭示IPR、技术转移、出口扩大内在机制的文献较少。另外，文献的动机来自于一些实证数据，如韩国在1988 to 1995间加强了专利法（(La Croix and Kawaura, 1996)，专利指数 由2.65 提高到3.89（提高47%），向美国非母公司支付的许可生产费用由1987年3800万美元提高到1995年的717million，再到2005年的$1.686 billion，出口则从1985年$28.5 billion增加到1995$99.5 billion，2005年的产品出口额达到$284.4 billio。另一个例子是台湾，台湾在1986 到1994 (Diallo, 2003)年间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从1.26提高到3.17,向美国支付的非母公司许可生产费用从1986年的$17 million 上升到1996年的$267 million，在2006年达到了$1.165 billion ，与此相对应，出口由1985年的$33.4 billion上升到1995年的$128.4 billion，2006年达到$223.7 billion 。

模型
   假定一国至多只有一家企业可以进行盈利生产，令其为N，S。两家企业生产一种同质产品并进行古诺竞争。同时假定两国市场是分割的，因而，企业可以进行价格歧视。
设南北国家的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同质，关于我们所关心的产品二次，对另一种复合商品具有可加性。由此效用函数可推导产品需求函数： （1），A，B分别代表两国的市场规模。
再看北方企业进入南方市场的方式，它可以选择在国内生产，将产品出口；进行授权生产，对技术进行转移；或进行FDI；这些选择取决于南方国家对许可生产的吸收能力、市场规模、被模仿的概率、以及对技术的法律保护程度（IPR）。作者将知识分为两类，编码知识（codified,例如，蓝图和公式），可以被模仿；隐性知识（tacit），如生产经验，与长期的实践所得。南方企业可以对前一种知识进行模仿，如通过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产品检验及试验试错等方式实现。而后一种知识不具备可模仿性。因而，相对于许可生产获利的技术，通过对出口产品的模仿不能获利隐性知识，但不用支付许可生产费。如果北方企业通过许可生产进行（被动地）技术转移，南方企业需要向其支付一次性的许可费用 ，并得到相对于模仿更多的隐性知识。而南方企业是否接受许可授权，取决于模仿成本与许可费用的大小。同时，这两种技术获利方式对边际生产成本的影响是不同的，许可生产（由于具有更多的隐性知识转移）可以更大程度上降低生产成本。

进入关键的生产结构描述：假定北方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为 ，在没有接受技术转移的南方企业生产成本为 ，由于北方具有更高的生产工艺，北方的生产成本较低。用 刻画南方的技术吸收能力（值越大表示吸收能力越强）较高的吸收能力可以减少模仿成本。通过模仿，南方企业的单位成本为 。令 为产权保护水平，值越大表示保护程度越高。因而企业的模仿成本调整为 （它与m（a）是不同的，前者刻画的是对边际成本的减少，后者刻画的是这种减少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严格的产权保护会增加企业的模仿成本，如果a趋近于1，模仿成本变得很高，因而可以假定，在产权保护水平还没有达到最高值时，模仿可以被禁止 。同样，吸收能力提高会减少模仿成本。

假定北方企业进行许可生产需要花费一些成本，前两个成本涉及到合约条款的设置与执行及编码知识的转移。它们均随IPR的减少而减少。另一成本是隐性知识（ ）的转移，其与产权保护程度反向变化，与转移的知识量反向变化。因而，转移成本可以写为 ，前者为固定成本，后者随着产权保护程度与转移的隐性知识的数量相关联。这个费用由两方企业负担，因而不进入北方企业的生产利润函数，而作为对两者分享收入的扣除。
如果南方企业接受许可生产条款，其边际成本变为 ， 刻画许可生产带来的成本减少，与吸收能力成正比，与转移的隐性知识成正比。为了使问题分析有意义，将参数空间设定为  。许可生产体现了两企业间的谈判力，许可生产费用及合作利润的分配决定于两者的谈判实力，分别用 表示，两者进行纳什谈判。从本文的设定环境看，南方的谈判的砝码主要是较低的投放成本以及对当地市场的熟悉，而北方则具有稀缺的技术。

同时，北方国家可以采取两种贸易政策，如果南方企业未经许可进行生产，北方国家可以禁止对该模仿产品的进口 。另处，北方国家也可以不对该模仿产品进行禁贸。作者首先考虑北方国家不对模仿产品采取行动，博弈分为三步:给定南方的产权保护水平，北方企业选择进入方式，或通过贸易，面临被模仿的风险；或通过许可生产。如果北方企业选择出口，南方企业选择是否模仿，如进行模仿，第三步两企业进行古诺竞争，如果不模仿，北方企业仍具有垄断地位。如果北方企业以生产许可的方式进入，双方进行相关条款的谈判，如谈判成功，北方企业转移技术，两企业同时确定最优的产量。如果谈判不成功，转入贸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