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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为什么没有被全社会重视和迅速加以解决的原因，我认为是由于把“三农”的发展和整体的发展割裂了开来。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割裂？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不足，农民在占有公共物品和享有社会福利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劣势，由此形成了包括公民迁徙、劳动就业、教育、财产和社会保障在内的诸多方面对农民的不平等。这种结构导致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存在巨大鸿沟，导致农民聚集财富的能力、渠道和机会总体上严重不足。在城市日益繁荣的同时，城乡二元结构在不少地方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并可能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
比这种实际现象更严重的是，由于二元社会结构存在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的社会体制、政策架构基本上还是与其适应的，而且许多官员的执政思维仍然是“二元结构”的。在这种情况下，决策的城市取向是自然而然的。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思维惯性，再强调城乡一体化发展也不能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国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时期可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契机；而“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可以为克服国际经济危机影响提供动力。
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已经清楚地表明，“三农”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完成，是互为表里的一件事情。在城乡一盘棋的大视野下，农民目前不仅承担着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使命，而且在第二、第三产业中也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从业者、参与者（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而在目前出口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下降，经济发展依赖国内投资和消费的情况下，解决“三农”问题，是“危”中之“机”，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时机。
消除城乡差别是我党很早就提出来的概念。“三农”问题的提法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传统的“三农”排序是农业、农村、农民，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稳定的附属对象，处在受重视的第三位。这也是农民社会地位不高的反映。实际上，农民的问题不解决，农业和农村的问题就存在很大的变数，不可能真正得以解决。
我认为，“三农”应该是指农民、农业、农村，这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的。平等地看待农民，以帮助农民解决他所关注的实际问题（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工城市落户）为出发点，才能够最终解决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的问题。
在我国，农民人口最多，因而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增收最难，因而相对而言又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因此，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关注民生，都亟须想尽一切办法下大力气增加农民收入。中央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农民增收。只有农民增收的课题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突破，在农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有实质性的历史成就。
目前，把解决“三农”问题摆在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地位，其中又把解决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的问题摆在最重要的次序，我们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做好“一进一出”的工作，即：分步骤大投入大幅度促进解决农民工进城定居和稳定工作问题，在减少农民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内生消费潜力；鼓励机关干部出城下村长期任职和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在解决城里干部边际效应递减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提升盘活农村资源的水平，增强农村的发展活力和外部吸引力。把解决“三农”问题，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融为一体，最终必将加快我国迈向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步伐。
作者：徐恒杰 来源：三农在线 2010年0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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