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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一）罕见的经济形态
一个新的阶段即将开始，时间就在2010年5月后。
欧元今天的命运，是昨天的延续——对照《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的论述，对今天的场景，可谓一清二楚。
对于通货膨胀，同样是在2008年12月底正式上市的《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这本书中，我用了整个一个章节（即第7章）来阐述“全球性通货膨胀要来了！”，小标题分别是：通货膨胀前的可怕寂静；美国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通胀之害谁也逃不了……
这种当时看起来显得愚昧可笑的观点，已经无人再报以嘲讽。
我要说的是：我们已经经历的，只是通胀的第一阶段——它是实实在在的通货膨胀。更猛烈的通胀，正在展开。这种通胀与以往通胀的区别是：它是由货币的大幅贬值和人们对纸币信任感的降低引起，而非因供应的短缺引起。当御用经济学家还在喋喋不休地以商品的供应充足为依据，论述通胀只有预期而没有实际通胀的理论时，通胀正在进入另一个阶段。
欧元武功被废后，以黑色金子为统帅的大宗资源类商品的全面上涨时代将快速来临——我在2010年3月17日《货币战争悲壮的英雄：帕潘德里欧》一文中已经指出：索罗斯此役重在利，而非让欧元分崩离析；美国希望重创欧元，使得欧元的信誉度、影响力下降，也非让欧元死掉——至少，两者都不希望欧元现在死掉。
“资源为王”时代，以不可阻挡的姿态，再次快速到来。
这是世界性的。
一切都将在悄然无声中展开，在瞠目结舌中结束。眼泪浇灭不了通胀之火。当《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的推论成为现实，另一种经济形态已成雏形：我此前的文章中已经预言，未来将是通货膨胀与供应过剩并存——这是一种过去罕见的经济形态，也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经济形态。
2009年12月16日，我在《通货膨胀早已在我们身边（兼谈房价）》一文中写道：“这些投资就是未来的供应！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过度信贷支撑的情况下，才能与中国的出口相对接，消化掉中国过剩的产能，在次贷危机后，由于美国消费者已经透支了未来若干年的消费，他们的消费能力今非昔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仍然大规模地进行投资，一旦这种供应能力在未来释放出来，产能过剩的严重局面情何以堪？这将在未来让中国作茧自缚——一方面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成本上升，一方面是大量产品积压。也就是说，在通货膨胀之后，中国将步入输入型通货膨胀与国内的通货紧缩共存的经济形态！”
压人民币升值（狙击欧元后即正式展开），出口下降，结果是：相关产能过剩。
大规模投资供应增加，民众收入和购买力跟不上，加之相关投资项目本身就已是过剩项目，结果必然是：相关产能过剩。
都在回到一个点上。
这恰是最至关重要的点。
双重过剩的结果是，为了GDP和就业，只能继续搞投资，搞投资只能继续注资，注资缺钱只能继续走投放基础货币之路——回到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下。
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否，都改变不了对内持续贬值的命运。
我们的通胀不完全是输入型的，更有货币贬值的因素——庞大的投资项目一旦展开，需要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
次贷危机中，中国最大的依托是民众手中的储蓄！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储蓄最大的动力源于对未来不确定预期的担忧。中国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房价、医疗、教育、养老等费用节节高，促使人们在惶恐不安中像蜜蜂一样勤奋地劳动，储蓄资金。
但是，房价等的快速上涨，像吸血鬼一样在抽干这些储蓄。
储蓄在枯萎。
家庭在负债。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统计表明，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高于一些欧美家庭，北京的家庭债务比例高达122％，上海、青岛、杭州等城市家庭债务比例分别达到155％、95％、91％。
中央在赤字。
2007年中央财政赤字20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8%
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18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6%。
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规模为9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元，中央财政为地方代发了2000亿元的地方债，占GDP的比例为2.8%。
2010年，财政赤字计划为10500亿元，其中中央8500亿，代发地方债 2000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仍在3%以下。国际上通行的马约标准：赤字率3%一般设为国际安全线。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预计占GDP的2.8%，但是，如果GDP被注水、加上未统计在内及其他隐性财政赤字，则可能已经大大突破国际安全线。
地方负债迅速膨胀。
截至目前，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已达7万亿左右。以地方政府负债中85%来源于银行信贷来粗略计算，当前地方政府负债余额已超过8万亿。7万亿左右的贷款占我国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39.97万亿的18%，商业银行2009年信贷扩张冲动为自己埋下了巨大的系统风险隐患。——2010年3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据瑞信的估计数字，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含地方政府下属企业）的总负债规模将达12.5万亿元。
从上到下，都在负债，都在透支未来的财富和劳动。那么，货币依托的基础是什么？财富透支、环境透支、健康透支、土地透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任何纸币，它的唯一趋势只能是贬值；那么，当储蓄优势不复存在，整个经济体正在失去一个最重要最天然的屏障，该如何应对下一次危机？——当然，我更希望危机永远不光临我们这片苦难的土地。
（二）被滥用的凯恩斯理论
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政府从来都不是做经济的好手——真正的好手是企业家，是私人。即便当年的罗斯福总统，把美国经济拉出低谷的也不是他的新政，而是欧洲战事引发的以军需物质供应为基础建造起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恰恰是此前政府的不当干预，引发了美国1929年的经济危机。
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预言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一位是米塞斯（被誉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院长”），一位是哈耶克（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认为，美国上世纪20年代持续实行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即低利率和庞大的信贷投放，最终引发了大危机。
危机发生后，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进行了强力干预，正是它的干预，导致了经济形势的恶化。1932年12月6日，胡佛在其第四个年度国情咨文中说：“联邦政府只能扮演一个规范性的角色，而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加者……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不仅危害了美国人民生活中极宝贵的品质，而且打击了自治的基础。”
人们忽略了胡佛的反省，而将其失败归结到干预不够彻底上面。
于是，罗斯福实行了更强有力的干预政策。
这种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私人投资。1931年——1938年，美国政府年均预算赤字17亿美元，1936年达到29亿美元，而私人投资却从1929年的160亿美，下降到1937的114亿美元（期间更有10亿美元的最低谷，114亿美元还是恢复后的数字）。
政府投资是把双刃剑，所幸的是，当年美国政府主导的投资，主要还在公共领域，并未大幅挤压私人的投资空间。罗斯福真正取得伟大成就之处在于，它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以法律为基础构筑起来的公平市场机制，重新恢复了信心。欧洲战事帮助美国培育起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摆脱了泥潭。
但是，罗斯福为干预经济而设立的名目繁多的政府机构，导致政府机构臃肿和政府人员大规模增加，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而新增的联邦政府债务，和快速拉大的贫富差距，更是深深困扰着美国。如果不是通过战争与货币博弈转嫁了相关矛盾，罗斯福的日子绝不好过。
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记住了罗斯福辉煌的成就，而忘记了他留下的问题，一如人们忽略胡佛的自省时那样彻底。这一切，都为了证明：凯恩斯理论是伟大正确的，为自己滥用这种理论提供依据。
后来的货币学派的领袖，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通过研究认为，造成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恰是美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运行造成的恶果。1963年，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合着的《美国货币史》提出，如果不是在1913年成立了联邦储备局，如果不是美联储过度干预经济，1929年的经济危机原本就不会出现。弗里德曼认为，上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灾难实是源于一场普通的金融风暴，由于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和管理失误，错误的紧缩货币供给进一步恶化了这场风暴，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大恐慌。对此，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2002年庆祝弗里德曼90岁生日时说：“有关大萧条，你是正确的，我们（联邦储备系统）当时的确做错了。我们真的很抱歉。”
经济发展史证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必然导致严重的畸形进而引发大危机。
但是，没有哪一个政府不喜欢干预经济。
世界各国政府对待凯恩斯的理论，一如中国古代帝王对孔子理论的扭曲。
时间的洪流逐渐埋没真相，即使历史学家，也在争论不休，罗斯福与凯恩斯，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美国经济史学家福克纳说：“（罗斯福）新政……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理论。”而美国历史学家贾乐迪则认为：“罗斯福从来没有接受凯恩斯的理论，但萧条迫使他紧急情况下，政府支出比他的政府的税收更多。通过这种方式，他使用了凯恩斯主义方法的一部分。”更有美国学者认为，罗斯福与凯恩斯，一个作为实践者一个作为理论者，共同构建了凯恩斯理论。
这些争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凯恩斯理论，在后来，被不懂其理论的人，运用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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