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集权制与民主制度形成的成本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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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有其历史与文化背景，如果从相当长的时间视角来看待制度的形成，其耗费的成本好象难以估量，请问，应该从什么视角来分析才好对这两种制度的成本问题做比较？

因此，派生出来如下问题：

1、象中国这种一直实行帝国制（集权）的国家，在一个帝国取代另一个之后，其制度安排的成本是不是很低？其执行成本是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2、在建立了一个帝国之后，其社会方方面面的制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是不是自上而下通过安排而形成的？（精英社会）

3、民主制度的形成过程，是不是花费了大量的社会成本？

4、在我们这种帝国制的国家，如果要把部分或一般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是不是将比有民主意识文化底蕴的国家付出的成本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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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主制度 制度安排 形成过程 社会成本 非正式 讨论 形成 民主制度 集权

问题都不错，奖励金钱50、经验30。建议你看一些应用契约理论来分析政治制度的文献，特别是宪政设计方面的，比如Acemoglu、Romer、Aghion等的。

我试着先分析执政成本：（对楼主所用的词，考虑后改为执政体）

“执政成本”对执政体影响极大。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原因极其复杂，但共性的一面在于执政成本大到社会无法承载的程度。必须看到，能否保持较低的执政成本，能否切实提高执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率，是提高执政能力必须注意和研究执政成本科学课题。

所谓执政成本，简单地说，就是执政活动所投入和花费的人、财、物力之和。（用于外御和内管，其中外御相对是一个基本量，这儿不予讨论，侧重于讨论内管这个部分。）这个成本费用源于执政政体掌握的包括人、财、物等物质资源，也包括政权、理论、制度、策略等非物质资源。对于执政体而言，一方面是要提高执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率，另一方面就是减少管理成本，而管理成本又分为二个部分，一是直接用于管理费用，（用于社会秩序与治安）二是管理体制运行本身耗费。我们讲减少管理成本主要着眼于这两个方面。

先谈减少直接管理成本。执政体着力于社会秩序建设，或制度（法制）建设，（西方的“教堂”对建立公民责任意识与减少犯罪起到了一定的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的作用，我们过去“信仰”与“崇拜”也起到相应的作用，三年大灾难，社会没有出现大动乱正源于此。）这对提高资源利用率与降低了直接管理“执政成本”具有积极作用。但“文革”又摧毁了相当多的人“信仰”，社会的进程也使“崇拜”不再存在，原有资源枯竭。为规范社会人的行为，我们极需的是建立一个道德框架体系，我们曾经经历过“两手抓紧，两手都有要硬”；也曾经认真学习贯彻过“以德治国”方略；我以为就是源于重建资源库存与降低直接管理成本这个目的。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完善具体的道德行为体系，就是力图建造一个社会主义公民新价值观，一个新的自我约束体系。重建的成功，将维护了社会基本架构，长此以往，它必将可以作为长期的有效资源，同时尽可能的减少执政体的直接管理成本。——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我同时以为法制规范建设必须强化，这是减少执政必要成本的正反两个方面，但建设体系所需成本将远远低于管理成本，而且同样会成为一个源源流长的资源使用。

执政体系运行的成本也极其高昴，公务员、公共事业人员开支及政务、事务相关开支都在此列——但也属必要成本，（这包括资源的开发成本）。“减员增效”是关键所在，是以保“增效”为前提的“减员”与“减耗”。现在提出的建设“廉洁政府”，行政透明与公开，既是执政体形象需要，更是基于执政成本考量，即稳定政权与社会的要用 “最小成本”。

从减少“执政成本”角度，权力也不应高度集中，过度集中会因为缺乏竞争机而使有效的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同时也因为“信息”传导失真而加大管理成本，更重要的将是因为缺乏监督导致腐败。权力的横向的分解，与权力分散并能相互制约是增效与减少成本的必要手段。而应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分权制约”，将权力分解分配到管理的各环节、各地方、部门、岗位直至各个人员，不仅在横向领导集团内部如此，而且在纵向管理层次之间也是如此，首长负责制、分工负责制、岗位责任制等。一方面是权力之间明确了分工和制衡，有了内部之间的对抗性和竞争性，有利于管理效率提高，另一方面相互制约和制衡，有了“相互对抗”的存在，权力就不易于腐败，这可以保证权力健康运行。

试着分析，其它的观点以后再说

试着先从大制度中的小制度变迁谈起（不涉及主义的制度）

执政体必须与时俱进的考虑如何进行“资源开发”和“节约成本”，要确保国家的稳定、发展与安全。有时就必须适时考虑进行制度改革（或变迁），因为制度变迁是扩大资源开发与有效利用资源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降低管理成本的重要方法。

从一般意义上：“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起着规范、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即制度核心本质就是规则，制度的基本作用是规范与约束人们行为。制度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了竞争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

作为一个规则，我以为只有得到“社会主流意识”的认同的制度，其执行成本才是最低。这是因为制度是由参与人策略的互动，以重复博弈形成的，它必须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之中，也是可主动实施的——因为制度是内生的，是作为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而这个“社会主流意识”，我以为即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基本共识。因此我以为“主流意识”要符合三个基本点：一是要符合现代社会的宪政思想；二是符合我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三是符合民富国强兼容并蓄的情理。（我在班门弄斧——希望得到“大家”指点）因为只有同时满足这三点，才能得到社会主体文化的认同，制度才能得以建立或变更，进而才能提高执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率。

稳定的制度可以使各个利益主体找到属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在不存在外在压力与内在动力时，一般不要轻易变更制度，因为制度是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制约与合作的一种社会契约。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旧的契约废止和新的契约形成的过程，均需要付出一定执行成本和社会成本。制度变更付出的社会成本有时会相当大，大到足以危害执政体本身。而当需要且必须变更制度时，变更的制度势必会让某一利益主体意识到可能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者既得利益可能受到侵害时，就会出现激动反应，要求对其效用或利益函数最大化作出更有利的契约安排。相应地，原制度中各利益主体会也因“位移”的连动效应而发生利益变化，也会要求“再重新”的制度安排。所以建立“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是一个连锁动态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否定或改变旧制度的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必须考虑到各利益主体间的大体平衡，实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累进。即首先要考虑不要让某一受损，进而使整体都提高。

因此我以为，制度的制定、执行、与变更成本，一是取决于制度的制定程序；二是制度的群体间博弈是否充分。从程序上说，执政体必须基于不损害任一群体的基础上普遍都能受益原则，由社会精英们拟定一项制度并经执政体领导，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模型试验”，进而推广。这是一个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的一个过程。从博弈上说，在这一“规则”修改的过程中，让各利益主体的代表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诉求，并在理性的辩论过程中互相妥协，从而使制度——规则得到各群体的认同，所以也可以说，制度是相互博弈与妥协的结果。纵观这次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一个制度变更——之所以产生相当大的争议。我以为第一是程序不够完整，第二是涉及到政府部门利益时受阻（这也是一个利益团体）。对这一次制度的变迁，我个人认为第一是必须进行的；第二是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存在一些问题……过去的五中全会讲得清清楚楚，第一项要推进的改革就是政府改革。很高兴的看到，“两会”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了调整，继续推进改革的着力点在哪？各阶层群体对下一步制度变迁取得的共识的是：赞成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