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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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驳：读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不理性思考多于理性思考，片面简单判断压过严密的逻辑分析。对一个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基于个人和利益集团的情绪是一种不能完全摆脱的自私心的作用，但仅有基于个人和利益集团的情绪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学会鉴别理性思考，因为仅有基于个人和利益集团的情绪发泄不仅不利于大多数人，而且也最终从长远来看不能解决张大师和相关的利益集团面临的问题，损害其长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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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理性思考？我理解的理性思考，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俗话讲，“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比如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就只考虑干部的利益，自己是医生就只考虑医生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农民就只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自己是患者就只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其实也正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实质所在。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求我们透过“无知的面纱”理解社会制度，不能“对号入座”，只从自身利益评判是非，否则就无公正可言，民主政治也会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当然，在现实中，每一项政策起步的时候，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位置，变革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做到完全超脱是很难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强调理性思考的重要性。至少对学者来说，应该做到超脱，否则，就谈不上学者的独立性。
---驳：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理性思考，但是我们依然要给张大师上课，到底什么是理性思考，张大师虽然认识到了问题，但是自己偏偏在犯自己说出的错误，因此请张大师自己讲给自己听，自己来教训自己。
第二，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可行的替代政策(alternative)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以讨论收入分配为例，设想社会由两个居民组成，考虑A、B、C三种状态：在A状态下，每人各得100；在B状态下，第一个人得120，第二个人得180；在C状态下，每人各得150。再进一步设想现在处于状态B。那么，如果这三种状态都是可行的，社会最优的安排应该是状态C；但是，如果状态C不可行，我们就不能用状态C批评状态B。如果不考虑可行的选择，非要两个人收入均等，我们只能走向状态A，两个人都受到损害。当然，如果全社会的价值观是平均分配偏好于任何收入差距，由状态B退到状态A也可以，但我们绝不能把不可行的状态C当目标去追求，否则就是不理性的。在当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驳：张大师用不理性的思考得出结论，状态C不可行，同时把别人提出的可行的状态C方案用不理性的思考得出其不可行。习惯于用西方经济学的落伍伎俩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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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分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由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
---驳：请张大师自己遵守你的话，不要继续得出什么腐败是帕累托改进等等谬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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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直觉可能告诉我们国家用行政办法把药品的价格压低对患者有好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价格被强行压低之后，许多效果不错的国产药从市场上消失了，患者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使用进口药；直觉可能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更有利于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和解决就业问题，但大量事实和理论分析证明，平均而言，国有企业越多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百姓就业越难。现在有些政府部门常常在舆论的压力下出台一些缺少任何实证分析和数据支持的政策，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损害了百姓利益，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案例分析很重要，但案例分析必须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用个别案例推出一般结论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驳：比如说，直觉可能告诉张大师国家用行政办法把药品的价格压低之后，许多效果不错的国产药从市场上消失了，患者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使用进口药，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政府压低价格有它的限度，会在国产药厂和患者之间均衡利益，让两者受益，而张大师却恰恰采用了假定政府决策人员是象他一样的傻瓜的办法来作出把价格压的挤垮国产药的假定，同时政府既然压低国产的药，为什么不同时压低进口药呢？这一假定令人觉得奇怪；直觉可能告诉张大师，平均而言，国有企业越多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百姓就业越难。但是这存在相当多的原因，而且这与张大师宣扬的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鼓动个人瓜分国有资产等等言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些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百姓就业越难的问题是张大师的杰作，表明了张大师对于国有企业所起到的作用，在国有企业越多的地区越是明显，这些数据证明了张大师的腐败论，产权改革论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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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这方面，老一代革命家和邓小平先生处理中日关系时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如果只记恨日本过去对中国的侵略，不考虑什么是对中国未来最好的选择，我们就不应该与日本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就应该抵制“日货”。但这样做只能是双输，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当然，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但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如果不关心我们自己的未来，牢记历史除了求得一时的心理平衡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是理性的行为。
---驳：就算你张大师没有人性，也要有理性吧。一个过去欺负过你的任，现在还在打你的主义，放长线，钓大鱼，你还认贼作父吗？实际上我明确讨论过，抵制日货就是发展自己，只是一时吃一点苦而已，而目前这种杀鸡取卵的所谓理性，才是不理性的行为。购买日货才是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如果关心我们自己的未来，通过购买日货除了求得一时的高档消费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是理性的行为。因为我们通过对日外贸，出卖了自己的资源、能源和人力，同时却为它们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提高了研发费，专利费等等，还把自己的人才送给它们开发技术。为什么中国环境污染和能源资源消耗严重，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只有在国际上得到这样的杀鸡取卵的分工了。如此形成我们科技越来越落后，资源越来越短缺的恶性循环。张大师的不纠缠于历史旧账还意图让政府不要纠缠他自己和相关利益集团的恶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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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处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时，也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非常特殊，当时我们有大量的法律是不合理的，不符合改革精神，而许多合理的行为又是不合法的。企业界有些行为符合改革“大法”，受到各级政府的鼓励，但可能不符合各级政府原来制定的“小法”，从今天的角度看，合法与否很难说清。最新的经济学分析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表明，对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违法”行为，只有通过特殊的措施了断，才能把整个社会从“违法陷阱”中拯救出来，建立起良好的公共秩序；如果我们只是“向后看”，纠缠于过去，民众可能在感情上求得一些平衡，但整个社会就会被长期困在一个坏的均衡，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好处，对大众百姓也没有什么好处。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廉正公署”建立之前，香港警察队伍是很腐败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大赦”，香港警察队伍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廉洁起来，也很难有香港今日的发达。个人纠缠于过去的恩恩怨怨不能自拔损害的只是自己，而一个国家的政府纠缠于过去的恩恩怨怨损害的将是这个民族。
---驳：相信张大师不是要一时的大赦，而是一定会得寸进尺，日日大赦，最终廉正公署遥遥无期，另外越是大赦，越容易导致腐败，越是形成对于廉正公署的阻力，张大师主张现在大赦，我们从理性上也断定，你希望永远大赦你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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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
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三个重要约束：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这三个约束对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权力结构约束：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权力集中在政府部门，民间不仅没有财产权，甚至连最基本的选择工作的权利都没有，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转向民间，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但改革本身意味着这种权力的转移必须通过政府自身进行，也就是说，政府是改革的对象，同时又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自然，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受到一些政府官员或明或暗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下政府部门拥有的一些权力常常在“改革”的名义下被保留或以新的形式(如“规范管理”、“宏观调控”)出现。所以我们看到，改革二十多年后，计划经济下权力最大的政府部门今天仍然是权力最大的部门。
---驳：计划经济下权力最大的政府部门并没有从政府利益出发，相反是相当廉洁的，虽然计划和政策制定的不是很好，毕竟是缺乏经验，同时也是从全民利益出发的，这样有群众基础，符合群众路线的集权未必是坏事。目前官员对于改革的抵制主要还是在张大师鼓吹腐败和自私人假定后，利用在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官员以特权加上自私心，得到了许多利益，但是现在这样的腐败和一些问题是不可以持续的，经济方面的短视政策导致的恶果逐步显现出来，一些腐败导致的贫富差距已经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人民群众普遍不满意，许多过去的短期受益者都变成受损者，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即将加入受损者的行列，即使政府采取刹车措施，在长时间内都将不会扭转大部分人越来越陷入共同贫穷的不利局势，是必须下大力气改变政府职能的时候了。当然一些官员会希望能够将改革开放初期的有利局面维持，从而抵制某些措施。
中国改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是高层改革领导者，但那些参与过80年代改革的人们都能清楚地回忆，当时的改革领导人对中央政府部门官员的权威是非常有限的，并没有足够的权威完整地实施改革措施。这是因为，中国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分割型的，不只是上层领导者之间有权力分割，不同级别的政府都有着不同的权力范围。几乎每个部门都有制定政策的权力，都有保护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主要的政策制定不仅仅要高层取得一致，还需要很多环环相套的政府部门有积极的合作态度。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讲，改革方案只有在满足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时才能得以实施。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要求是多样性的，所以不可能有这样都满足的方案。改革领导者为了换取政府部门官员对改革的支持不得不做很多妥协，一些政府部门也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改革，这经常会使得本来很大胆的改革举措最后变得谨慎小心敷衍了事，甚至半途而废。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提出中国需要“新权威主义政府”的主要背景。
---驳：张大师指出的官员利益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问题是中国现在是不好的计划加上不好的市场，结合了两者的劣势。不好的计划体现为不是从全民利益出发的计划，而是从官员和官商勾结后的利益出发的政策。不好的市场包括垄断，加上泛市场化和缺乏对于市场的弊端的限制，导致了中国形形色色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国家体改委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体改委是一个新的部门，没有计划经济下的既得利益，所以改革最坚决，在政策制定中能形成对原有政府部门的重要制约。但自90年代以后，体改委的权力被大大削弱，甚至名存实亡，最后连名也没有了，对既得利益部门的重要制约没有了，各部门可以自行制定“改革方案”，“深化改革”也就很容易变成一些政府部门重新攫取权力的借口。
---驳：张大师此言有对有错，但是无论对错，都是出于为某些人寻找攫取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借口。
意识形态约束：意识形态的约束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显性的、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使得许多改革措施必须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进行，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自然，出事故的概率就大大增加。第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不同的人对同一改革措施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使得下级执行部门无所适从，等待观望，延误了一些改革，也加大了政府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第三，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者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主张“左”的观点的人在政治上最安全，主张改革的人经常受到来自“左”的攻击。为了政治上的安全，一些改革者也就变得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地往前走，延误了改革的良机。一些机会主义者频繁地以“政治上正确”谋取私利，无形中扩大了反改革的势力范围。第四，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政策在形成过程中不能公开讨论，集思广益，增加了实施中的风险。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除了经济学家外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难以参与改革的讨论，贡献他们的智慧，无形中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推到了改革批评者的阵营。过去，我们用“不争论”的办法回避争论，但这种办法可能只适用于强势领导时代。第五，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难以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使得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驳：过去能用“不争论”的办法回避争论，除了由于强势领导以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采取了短期繁荣政策，在那个繁荣期很容易控制争论，但是短期繁荣现在已经过期了，许多短期受益者已经变成受损者了。应当说张大师是用所谓左的借口来希望继续维持自己和所代言者的利益，因此打出所谓的左的借口，即使我们完全不考虑政治和意识形态，目前的发展方向都是不利于所谓的狭隘的经济发展的，更不用谈社会发展、国家强盛和惠及全民了。当然意识形态也是不能忽视的，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目前的改革都需要反省。我们习惯于把过去不是很好的政策拿来和市场经济比较，但是这是一种田忌赛马的比较。即使张大师找出理由要反对另外一个极端的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张大师的这种非此极端即彼极端的思维是非常不理性的。
意识形态约束制约中国改革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我们可以公开讨论国有企业如何改革，谁也不能用意识形态的棍子打人，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摆在桌面上，最后形成一个包含目标和实施步骤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国有资产就可以卖出更好的价格，无论改制前还是改制中的资产流失都可以大大减少。但由于意识形态的约束，国有企业改革常常只能由地方政府偷偷摸摸地进行，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反倒没有办法避免。
---驳：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张大师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约束，而是张大师鼓吹腐败是帕累托改进的，加上我们采用市场经济的时候没有采取措施来限制市场经济的弊端，国有企业在一种缺乏财务、管理等等方面监管的情况下，加上主流经济学家极力鼓吹自私人假设，导致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者的腐败，进而资产流失。张大师在这里没有找出理性的理由。相反意识形态的约束倒是对这些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应该说，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改革领导人和学术界一直试图通过“理论创新”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理论”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现在看来，为了进一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
---驳：理论创新不是乱创新，创新意味着要比以前的理论更好，如果是更差，或者是表明上看起来很好，但是实际上隐患无穷，就不能采纳所谓的创新。更不能把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中下层人民的保护当作创新，好比如果一些土匪创新军火制造理论，制造军火来突破警察和保安，对于人们实行抢劫，这样的创新值得推崇吗？
知识约束：中国改革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约束是知识约束。设计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规划并非易事。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绝大部分人缺少对市场经济的切身感受，在很长一段时期，即使改革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都不清楚市场这个机器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经济学家只能从教科书上学到一些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他们没有实际的体验。老一辈经济学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为什么必须改革，但无力回答改革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年轻的经济学家活跃起来了，他们少了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条条框框，更追求实用性的东西，因此他们能够不管“姓资”还是“姓社”，而是专心地研究经济如何更好地运转。他们对1984年以后的改革规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人甚至直接参与了规划的设计。然而，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存在理想主义，他们也无力触动当权的政府官僚体系。
---驳：目前许多的所谓不管“姓资”还是“姓社”的黑猫，是杀鸡取卵和糖衣炮弹的异名。的确短期内起到了繁荣作用，但是实际上长期来看就导致问题越来越多。
　　科学知识是制定改革规划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之所以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改革，部分原因就像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改革不同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只能陆续地显现出来。既然没人知道如何去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惟一的选择了。中国经济改革所具有的实验性特征多少反映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专项改革的后果都是可以事先预料的，一些事后的逆转肯定是必要的。地方政府被允许自主改革，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央政府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有关市场经济知识的缺陷使得改革中出现一些失误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当然，改革进行到今天，我们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大大增加，民众有理由要求政府拿出更好的改革方案，避免新的失误。
---驳：要避免新的失误，就要处罚给改革带来失误的张大师，要避免新的失误，就要避免张大师这样不理性的思考。
　　我还想指出，以上三个约束是相互加强的，比如说，知识约束使得旧体制下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纵改革，因为他们有理由借口“经济学家不懂实际运作”或“改革措施没有可行性”而否定一些改革方案或使方案在执行中走样；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者没有办法大胆地探索，难以做出知识创新；而由于知识缺乏导致的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又进一步强化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如此等等。
---驳：实际上西方的许多的经验都已经非常充分了，但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多半都是落伍的，被认为是失败做法的建议，导致了改革出现混乱。当然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还闭口不谈市场的危害和弊端，不借鉴西方的解决方法，导致了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和企业主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纵改革。
　　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
　　任何体制下，都会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阶层。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会涉及到对既定利益格局的调整，但二者在调整利益关系的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谓革命，就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将财富或权力从一部分人手里剥夺，然后转移给另一部分人。革命中一定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所以革命不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即使受益者是多数，受损者是少数，革命也不一定增加社会总财富，所以革命甚至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比如说，历史上的土地革命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拿过分来配给其他农民，从人口比例上讲，受损者是少数，受益者是绝大多数，但土地面积不会增加，也很难说清楚社会总财富是否增加了。
---驳：土地面积不会增加，但是它的利用效用却增加了，怎么会很难说清楚社会总财富是否增加了呢？
　　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不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无偿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而是在承认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各成员既定利益(status quo)的前提下，通过权利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实现帕累托改进。革命意味着剥夺既得利益，但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论这种既得利益是法律规定的还是事实上长期被认可的；也就是说，改革不应该使得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在现实中，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这也意味着，改革进行的前提是社会总财富将增加。如果社会总财富不增加，受损者不可能得到补偿。
---驳：这些非法的所谓既得利益并不是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的，而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体制不健全，一些经济学家鼓吹腐败、自私等情况下形成的，也是西方经济学拜金导致的后果。
　　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改革中的许多补偿(或赎买)措施。比如说，计划体制下，相对于农村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相对于农民，工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当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时，就必须给城市人副食补助，而当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时，政府并不补贴农民，因为农民不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同样，农民工被辞退企业并不给买断工龄费，也没有失业救济金，而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时，企业必须付钱买断工龄，还要提供失业救济金，因为我们必须尊重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工人的既得利益。国家承认的农民的惟一既得利益就是土地使用权，所以征用土地必须给失地农民补偿。即使在改革中出现的某些体制下的新既得利益者，如果要改变这种体制时预期有人会受到损失，也可能要考虑补偿。股权分置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非流通股股东要给流通股股东赠股，十送三，十送二，就是尊重流通股股东在非流通股不能流通时形成的既得利益，赎买他们支持股权分置改革。
---驳：首先，尊重既得利益需要有前提就是它是合法合理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时，企业必须付钱买断工龄，还要提供失业救济金，因为我们必须尊重计划体制下他们对于国家财富的积累，他们之所以低工资，是因为他们有退休等福利制度，但是现在要让他们下岗，实际上是对他们所欠工资的补偿。即使这些都是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这些补偿也明显是不到位的。官员的特权是人民赋予的，而且官员的特权只是在任期内有效，而某些既得利益是由于官员超越自己的权利，滥用职权造成的，因此它同其他的利益不具有可比较性，如果张大师把这种没有充分考虑它们差别的概念所进行的胡乱比较当作理性思考，那么是否要改变理性的意义，那么用什么来代替理性这个词呢？
　　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们一般不敢提及，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是政策制定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太大。但回避问题的结果是形成了非常不规范的“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公车改革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如果按照日本等国的经验，可以节约相当大的一笔政府支出。现在政府官员“实报实销”浪费的钱数倍于他们实际上能享受到的，如果财政拿出1万亿元裁减掉1000万名政府官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将是巨大的。
---驳：这些腐败、子女经商等并不是所谓的暗补，而且即使有了这些补偿，也并不意味着就是消减了他们的利益。这些浪费本身不存在合理性，因此相关的补偿就无从谈起。
　　这里也存在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对非货币形态的特权比货币形态的补偿更容易容忍，所以，官员一年花几十万的公车支出我们能容忍，而补贴几万元大家难以接受；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但领导人吃喝拉撒都报销我们可以接受，而如果给他们“金降落伞”换取他们让位，我们则不能接受。
---驳：问题是补偿了就能够换取让位，换取不继续得到那些利益了吗？同时谁有能够作为仲裁者。如果在没有法律制度的地方签订合同，是没有效力的，你给予别人补偿了，可能别人还会继续。实际上这种权力的形成与赎买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关系。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现实中所有的补偿都是合理的，公平的。现实中，有些补偿可能不足(如对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有些补偿可能过度，可能与当事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有关，也可能与信息不对称有关，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有关方面好好研究。但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传统，有些国人习惯于用革命的观念理解改革，把改革理解为简单的剥夺既得利益，是不正确的。
---驳：张大师喜欢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相反没有人认为改革是简单的剥夺既得利益，而且许多群众反倒都在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计划和集权体制（虽然集权，但是是基于群众路线的，从全民利益出发的）。
　　这里，有必要把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区别开来。所谓绝对利益，就是以当事人拥有的、直接决定其效用水平的收入、财富、权力的绝对量(权力可以用货币等价表示)；所谓相对利益，是指当事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在收入、财富、权力等方面的相对位置。设想社会有甲、乙两成员，在原体制下，甲的财富是100，乙的财富是150。那么，如果在新体制下，甲的财富变为200，乙的财富变为300，我们说每个人的绝对利益都增加了一倍，但相对利益没有变化；如果新体制下每个人的财富都是200，我们说两个人的绝对利益都增加了，但甲的相对利益上升了，乙的相对利益下降了。
　　我前面讲的应该尊重和补偿的“既得利益”，是指绝对既得利益，而不是相对既得利益。在上面的例子中，即使乙的相对利益受损了，也不应该补偿。相对利益受损不能补偿的一个原因是其主观性太强，难以度量；另一个原因是，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趋向机会均等的社会，而不是形成新的特权阶层，如果相对利益损失都要补偿，无异于回归旧体制，与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从相对利益角度看，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官员地位最高，工人地位次之，农民最低。改革必然使原来地位越高的群体，相对地位落差越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驳：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官员即使地位最高，但是不是为自己牟取私利，这是关键，也是张大师荒谬之处。如果改革开放前的计划体制下存在严重腐败或者是以权谋私，张大师的结论可以成立，但是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
　　发展是消灭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硬道理
　　在这次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提法受到了质疑。由于“公平”是一个很有价值判断色彩的概念，强调效率的学者似乎失去了道德的正义性。其实，公平可以理解为“机会均等”，也可以理解为“结果均等”。如果是机会均等，公平与效率并没有矛盾，因为只有机会均等的自由经济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更准确表述应该是“机会均等第一，兼顾结果均等”。如果公平指的是“结果均等”，效率和公平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矛盾的，但“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并没有什么错。即使按照罗尔斯的正义论，机会均等也比结果均等更符合社会正义。
---驳：我在文章中已经驳斥过，过大的收入分配导致的不是发展，而是“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失业－有效需求进一步不足－产能进一步过剩－进一步失业”的恶性循环，和经济危机差不多，目前中国这有这样的趋势。因此过大的收入差距导致的是共同贫穷，而不是发展。
　　当然，任何社会都必须关注效率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说经济学家不关注“公平”(结果均等)是没有经济学常识的表现。经济学家只是证明，如果只关注收入平等，可能会损害效率。至于效率与平等的替代关系处于哪一点合适，取决于社会的价值判断，经济学并没有给出结论。收入分配专家的统计分析表明，自改革以来，用吉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差距扩大了，至于这种扩大中有多少是合理的，多少是不合理的，中国是否到达了效率与平等关系的边界点(即能否在不损害效率的情况下增加平等)，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收入的相对差距，更应该关注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我这里想指出的是，那种认为追求效率和经济增长就一定会损害穷人和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自改革以来，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现在的2600万。如果没有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通过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分析发现，平均而言，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越高，经济增长越快，该地区贫困人口的比例越低，城市的吉尼系数也越低。所以，套用邓小平先生的话说，“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和降低收入差距过大的硬道理”。
---驳：张大师惯用伎俩是，先说这一个极端不好，以此为依据，得出另外一个极端是合理的，应该的，请大家擦亮眼睛。一个社会发展几十年，无论是采用计划经济也是有发展的，当年的发展速度并不慢。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越高，经济增长越快，该地区贫困人口的比例越低，这忽视了经济的一种攫取作用和马太效应，发达地区越来越富有，因此贫困人口减少，发达地区的发展对于不发达地区有攫取作用。当然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造成贫困人口增加，但是效力提高和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过度地拉大收入分配差距。
　　特别是，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是造成吉尼系数上升的重要原因。如果政府为缩小收入差距而实施的政策使得企业家没有了提高竞争力的积极性，数亿农村劳动力就没有可能转移到城市就业，不仅解决不了绝对贫困问题，也没有办法缩小收入差距。
---驳：提高竞争力与一系列的因素有关系，现在我们的低工资并没有导致我们的企业提高了竞争力，相反许多企业挣钱后铺张浪费却不加大科研的投入，这是事实。
　　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统计表明，分省的吉尼系数多在0.4以下，普遍低于全国的吉尼系数。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全国吉尼系数上升30%-50%来自地区差距的扩大。因此，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看，缩小地区差距应该是我们的重要目标。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地区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差距，企业家队伍的差距。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基本上都是体制改革最慢的地区，企业家创业的制度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也是国有经济主导的地区。陈志武教授使用跨国资料的研究表明，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不可能解决地区差异，相反，平均而言，政府支出比例越高的国家，也正是地区收入差距越大的国家。
---驳：张大师的根据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基本上都是体制改革最慢的地区，企业家创业的制度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也是国有经济主导的地区这些现象得出地区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差距和企业家队伍的差距。这种推断是不理性的。这些现象本身存在复杂的关系，这些现象并存到底那些是因，那些是果，还是互为因果，不经过理性的思考就下定论，是张大师犯的一个错误。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往往在交通、资源、政策优惠上都没有优势，因此对私有企业没有吸引力，因此私有企业力量不壮大，在企业与政府的博弈中没有实力，导致了体制的转换慢，但是这些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好的招商引资环境是可以引来投资，但是中国目前这些投资造成了一地受益，全国受损，一时受益，后患无穷的局面。地区的发展存在马太效应，发达地区是会越来越发达，而且一般企业的利润比农业的要高。实际上，如果不发达地区都来建企业，搞城市化，都来投资，全国可能都要普遍亏损，企业没有利润，产品没有销路。目前这些发达地区企业还存在偷税漏税等情况。政府对于高利润企业的税收的一部分本身就是用于转移支付的，因为它是全民的。企业集中建在一些发达地区要对它们的高利润进行转移是应该而且合理的。
　　有人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私人企业的发展造成的，所以缩小收入差距的办法是发展国有企业。但我通过分析31个省市自治区的资料发现，平均而言，一个地区城市就业人口中国有部门的比例越大，该地区的吉尼系数越高。这说明，我们不可能用发展国有企业的办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事实上，大量的城市下岗职工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造成的。
---驳：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造成贫富差距是因为国有企业内部的腐败，一些人从中套利，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样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当然亏损，而且领导富，工人下岗或者低工资。事实上，大量的城市下岗职工是国有企业的腐败和管理不力，人民没有行使自己的权利，对企业领导和员工缺乏监管造成的。
　　在任何国家，政府都需要用一定的转移支付缩小收入差距，但政府的转移支付措施必须恰当，并精心设计。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扩大政府支出的比例就一定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恰恰相反，我从统计资料中发现，平均而言，政府支出占GDP比例越高的地区，吉尼系数也越高。
---驳：政府的转移支付应当是有效的利用在解决贫困人口上，但是在执行时往往出现偏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转移支付，而是没有贯彻执行好。张大师分析出政府支出占GDP比例越高的地区，吉尼系数也越高，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除了数据准确以外，还要考虑政府支出前的吉尼系数是否也越高，原因何在，数据具有相关性不等于就存在因果关系，对于复杂的问题如此强加分析得出因果关系，难道这是理性思考？
　　我们不应该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对立起来，更不应该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平均分配。没有差别，就不可能共同富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教授早在35年前的研究就表明，政府在征税方面的最大障碍是没有办法获得个人能力的信息；由于信息的限制，任何政策都没有办法做到结果均等，因为如果收入税太高，高能力的人就可以通过减少工作的办法假装低能力，结果是，即使以货币计算的收入是平等的，能力不同的人享受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相同。进一步，即使我们的目的是最大化社会中最悲惨的人群的福利，平均主义也不是好的选择。
---驳：不应该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对立起来，这谁都可以理解，但是也请张大师不要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等同于“收入分配差距必须过大”。平均主义也不是好的选择不等于过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好选择。
　　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穷人，就应该把机会均等(也就是效率)放在优先地位，比如说给穷人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克曼教授等一些学者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教育水平已成为决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农村大学生可以使一家人脱贫。非常遗憾的是，最近有关教育体制改革争论中，舆论只把注意力放在学费上升给穷人带来的负担上，而忽略了由招生数量增加给普通大众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个问题。1978年，全国大学共招生40万学生；到2005年，全国大学招生总数达到504万，增加了11倍多。我相信，即使对低收入阶层而言，学费虽高但有机会上大学比学费虽低但没有机会上学要更好。当然，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帮助解决贫困生的学费问题。进一步，要增加教育经费，政府必须增加财政支出，但没有民营企业缴纳的大量税收，政府的收入从何而来？
---驳：没有民营企业缴纳的大量税收，政府的收入从何而来？这句话又是片面的了，政府收入来自方方面面，民营企业缴纳的只是一部分，而且还存在假帐、偷税漏税等行为。
　　看待中国问题不能离开全球化的大背景
　　有关中国改革的许多问题，现在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讨论。比如说，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绝不能以牺牲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代价，否则的话，中国的企业垮了，最后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普通民众。
---驳：问题是绝不能以牺牲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代价是否就意味着工人要承受不能再低的工资呢？一个国家如果都是一些老板有钱消费，那么生产的产品如何销售呢？张大师的理性分析为何如此片面，不堪驳斥呢？目前的收入分配政策是工人的工资太低，我国产能过剩，一旦产能过剩，企业还谈什么发展和竞争力呢？
　　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的全球化有关。同样是工资收入者，在外企或私企工作的高层经理年薪可能在100万元以上，而普通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工资还不到1万元，这样大的差距在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是少有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不同素质的劳动力市场范围出现了差异。简单地说，越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如软件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可流动越强性，市场范围越大；越是低素质的劳动力，可流动性越低，市场范围越小(限于本国市场)。结果是，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相比，中国高素质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远小于低素质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比如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1/40左右，但外企工作的中国高级白领的工资达到美国同等白领的1/3到1/2，甚至更高。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全球化的话，二者的差距会比现在小得多。
---驳：把自己的高级人力资源拿去给外资企业开发技术，这难道是什么好事情吗？我们的民族产业努力提高竞争力，怎么能比得上早就强大的，而且充分利用了中国高级人才的跨国公司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难题：如果想通过税收手段把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压下来，就会导致大量脑力外流，中国企业就不可能走向国际；而如果把低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提得太高，中国企业就失去了成本优势，大量企业就会垮掉，外资企业也会转走他国。民营企业家和高级人才可以移民海外，而普通工人只能回家，对后者的伤害更大。
---驳：张大师还知道存在大量脑力外流，难道给国内的外企工资就不是脑力外流了，而且再国内的外企对民族产业的威胁力更大。张大师看到如果把低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提得太高，中国企业就失去了成本优势，大量企业就会垮掉，外资企业也会转走他国。但是岂不知我们目前是太低了，除了忙于给别人做嫁医外，自己的低工资还不够花费，才导致了国内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出现大量的贸易顺差，长期来看，国际收支必须要平衡，因此所有的产品可以等同于在国内销售，也是说，除了要生产产品外，还需要具有消费能力，张大师因为看到如果达到高工资的极端有坏处，因此建议我们要维持这个低工资的极端，但是没有看到我们走进低工资的极端是导致产品没有销路，企业同样要垮。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在改善普通工人待遇方面不能有所作为，更不是说工人工资不应该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离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讨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民族企业的生存、国家的经济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前提，也是我们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制约力量。
---驳：难道利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是保障我们民族企业的生存、国家的经济发展吗？做这样的事情不如自己把大学生好好安置就业，多建立一些科研院所和研究中心，自己开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无非是给外国腾出更多的劳动力来进行高端技术开发，从而他们越来越先进，我们越来越相对落后，只能做低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经济全球化给收入分配政策带来的挑战不止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萨拉-马丁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80-1998年间，主要是由于国与国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大部分来自中国居民收入的提高)，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反而上升了。我猜想，这两个现象同时存在与经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一方面扩大了国内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缩小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权衡利弊，利大于弊。
---驳：实际上国家之间的差距与各种因素有关系，比如贸易顺差，虽然我们的产值很高，但是却是给别人消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化也是一个问题，这涉及到GDP和GNP的差别问题。另外，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积累了科技和资源能源势能。这些都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
从学术到政策
在当前有关中国改革的讨论中，一些舆论把学者的学术观点与政策主张混为一谈，不仅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进。
学者的本职是“求真”，把问题搞清楚，说透彻。学术观点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削减政府的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学术观点不仅不是赞成腐败，恰恰相反，是希望人们能认识清楚腐败的根源，从而找到反腐败的有效办法。
---驳：难道张大师如此不理性和片面的思考，随意的认为相关的事物就是具有因果关系等等就是求真了吗？如果我们不削减政府的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问题是如何削减，应该削减那些，如果你去削减检察院和法院的权力，而不是削减腐败相关的权力，腐败将会增加。另外，削减权力不等于不需要权力和管制，如果因噎废食，显然是不可取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张大师的心意在于削减政府的权力，让企业家和相关利益集团更加消遥自在，为所欲为。
学者与政客不同。真正的学者只说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政客是说别人喜欢听的或“政治上正确”的话。所以，大众不应该用评价政客的标准评价学者。
---驳：那么请问张大师是学者还是政客呢？如果你是政客，大众不应该用评价政客的标准评价你这样的伪学者未尝不可。
不同的学者可能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通过学术争论辨明真伪(也可能永远不能辨明真伪)，但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能用投票来决定。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否则就不会有科学，也不需要科学。学者讨论问题时要讲学术规范，讲逻辑，不能哗众取宠。
---驳：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是错误的往往也是错误的，否则人们的判断大半错误，谁还相信自己的判断。另外强调的是，西方经济学是非常不堪批判的学说，我在西方经济学批判中已经批判的够多了。西方经济学离科学还差的很远，与谬论倒是很接近。因此张大师充满了西方经济学的高深理论的观点，可能更加容易错误，而根据简单的逻辑推导的出现错误的机会要小，因此张大师的观点并不具有他宣扬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根据上面的批驳，张大师的思考充满了非逻辑，难道应该称张大师为学者吗？
　　学者当然也可以有自己的政策主张，在这方面，他们与普通民众是平等的，他们影响政策的惟一优势是政策主张背后的理论的说服力，而非个人的价值判断。由于真正的学者通常对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和严格论证的理论有很深的信仰，并且对政策的后果看得比一般人远(这是理论的价值所在)，他们也很注重自己的长远声誉，希望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考验，所以如果不是媚俗大众，他们的政策主张可能会与多数人的喜好相同，也可能不同。
---驳：由于张大师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信仰，因此他的话更加不可信。张大师的大名远扬，说张大师很注重自己的长远声誉真是天大笑话，恬不知耻。
政策与学术不同，政策是可以投票的，因为政策的制定是科学与政治过程的结合。在政策制定之前，调查研究，收集数据，听取专家意见，做可行性论证，可以说是一个科学的过程。但最后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时，一定是一个政治过程，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不论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些重大的政策，民主国家可能要投票，专制国家个人说了算，但无论投票还是个人说了算，都是政治。所以很少有哪个政策是完全按照某一派学者的主张制定的情况。
---驳：既然张大师知道很少有哪个政策是完全按照某一派学者的主张制定的情况，张大师是认为某一个学派的主张正确还是说所有学派的主张中只有某一派正确呢？那么张大师如何知道自己的学派是完全正确的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制定政策的政治过程如何，几乎没有任何政策可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偏好，所以任何政策都会有人不满意。我们还必须记住，也并非多数人的选择一定就有利于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台湾人选择陈水扁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必须防止多数人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俘虏；我们也必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变成少数人中的一员。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驳：的确我们必须防止多数人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俘虏；我们也必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问题是这样的情况是特例，不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一定的情况只是非常微小的情况。把特例当作一般情况，难道是张大师的理性思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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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改革理性思考张维迎 Alternative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经济学家大众价值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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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s0114 发表于 2006-3-29 22:04: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真不愧是掌门人，是在厉害，佩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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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jian13 发表于 2006-3-29 22:06: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楼主注意，我觉得他说的是中国特色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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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onghua 发表于 2006-3-29 23:55: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看了张维迎的《对中国改革的理性思考》一文，觉得张维迎缺少理性，在此按照他的思路，指出他不理性的地方并说明我的观点。

　　关于理性思考

　　张维迎在其文章《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开篇即当前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下了一个很不好的结论，他说：“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这无疑是一个败笔，因为，张维迎得出这个结论，已经表明了谈着理性的张维迎并不理性。如果不能从大众的声音中抽象出某些本质的、有益的内容，而只是凭“直觉判断”去轻率地下结论，那是无论如何称不上理性的。

　　张维迎列出了他认为的四条理性思考内容。其一，是要超脱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其实，换位思考也相当于没有摆脱“地位、身份、利益”，但这里不纠缠于这些小节。这里要说的是，关于改革的讨论中，依我看来，固然有某种情绪的宣泻，但如果理性地看待不同意见，就会发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是为了改革发展大业少走弯路。张维迎应该做的，其实只是摆脱自诩的学者“地位、身份”，认真地参与进来，求得对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有益的结论。顺便说一句，张维迎的这一篇文章，较为系统地谈了自己对改革的“理性思考”，是件值得肯定的事。

　　张维迎关于理性思考的第二条内容是，要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这一条内容不错。但是，想问张维迎的是，当初的医疗改革，是可行不可行？进一步，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事，是可行不可行？这里引出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当初邓小平关于改革如果出了两极分化就算失败的断言，是否成立？这涉及到中国今后是否会重蹈拉美覆辄的大是大非，它的解决之道，当然不会出自西方的理论，而是深深藏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张维迎应该理性思考的问题是，两极分化，在中国是可行还是不可行？

　　张维迎的第三条内容是，“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讲事实，摆道理”，不能光靠直觉。这一条是常识，但是张维迎举的例子不妥。他说国家用行政办法把药品的价格压低后，许多效果不错的国产药从市场上消失了，患者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使用进口药。这只是一个现象，如果国家对效果好的药品进行补偿呢，会如何？这里张维迎先不要急着用经济理论来指出这种补偿是多么地没效率，倒是应该理性地想想，在效率和百姓看病这二者间，究竟应该做何取舍？这里，张维迎必须想到他上面所说的第二条内容，不能把不可行的理想目标用来反对这种措施。这里张维迎还举了另一个例子：“平均而言，国有企业越多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百姓就业越难”。这里张维迎的说法显然是不负责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如果说和国有企业的多少有关，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不是国有企业的比重，而应该考虑到国有企业在很多方面比其他性质企业具有了之前所没有的劣势。比如，东北的国有企业是无论如何不能和江浙的私有企业在效率方面相比的，其中固有所有制的影响，也有个改革开放先后的问题，还有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问题，等等。因此，张维迎的大概是国有企业效率低因而不太可能改善收入分配的逻辑，至少是缺乏理性的。

　　这里要和张维迎说说大众的情绪。张维迎强调了“案例分析必须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用个别案例推出一般结论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强调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所左右”。这句话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其实，理性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完全可以不惧怕大众的情绪。大众的情绪已经不再是“个别案例”，它往往是对一种经济政策后果态度的大样本，必须理性地对待这种情绪。比如，在目前的争论中，尽管张维迎等认为是一种“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可是理性地透过所谓的情绪发泄，张维迎难道没有看出来，对中国的收入分配的恶化、外贸依存度过高、内需不振等一系列因素的担忧才是本质？正是这种所谓的“情绪发泄”，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学家经济主张的不是。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要做的仅仅是，从大众的情绪这个并非“个别案例”的大样本中，提炼出有益的结论。但很遗憾，张维迎不肯理性地对待大众的情绪，缺少了理性的科学精神。

　　第四条内容是，“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这里张维迎说得很空泛，他语焉不详地大谈不应该为了“感情上求得一些平衡”而向后看，不知是否有所指，不去评论。但前和后的关系，却必须向张维迎指出。过度地超前，结果就是后退。过度地后退，结果就是超前。这就恰如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那其实只是一种力量的平衡。如果我们在不该进的时候进了，结果只能是向后；如果我们不该退的时候退了，结果只能是向前。如果张维迎真的是个理性思考的人，倒是应该反过来想想，当大众有所谓“后退”的情绪时，是不是自己的主张激进得犯了错误呢？我认为，真实的情况正是如此。

　　从以上看来，张维迎并没有真正的进入理性思考。这里，我还想为张维迎补充另外两条我认为格外重要的理性思考内容。

　　首先，是理性思考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搞空中楼阁似的空头理论。中国的实际情况很简单，人多，资本相对稀缺，人均收入不高，目前还要加上一条收入分配已经恶化。

　　其次，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系，社会系统是经济系统的运行环境，如果说那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物质的丰富而足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从面经济学家可以只专注于经济系统的话，我们的经济学家则决不可如此行事。我们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基础上开始我们的改革大业，其中充满了剧烈的利益调整，经济系统的任何变化，都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社会系统。而反过来，社会系统的变化又会制约经济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的视野，理当要比西方经济理论更为宽广，否则便不是理性的思考而是盲目的照搬，注定要出问题。

　　评张维迎的“中国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

　　张维迎在其文章第二节“中国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中，花了不少篇幅谈他所谓的三个约束条件。但纵观全文，这一部份内容相对独立，不过是张维迎在痛诉改革受到的三种制约。既然是理性思考，或许张维迎这样做是为了力求在今后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进吧。但是哪怕做这样的理解，对张维迎的有些说法实在是不能认同。

　　首先要顺便指出，张维迎作为学者，不宜滥用“约束条件”这个词。在数学中，在经济模型里，约束条件是指诸变量之间必须遵循的条件，而张维迎在这里明明是想说改革要打破的阻力，却用了“约束条件”一词，实为不妥。我不能跟张维迎犯同样的低级错误，因此，在下面的行文中，我将不在张维迎“约束条件”的意义上用这个词汇。

　　张维迎断言：“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三个重要约束：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这三个约束有关对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恰好是改革的目标。从改革开始，就有放权的特征，不仅放权，还增设加强了为市场服务的部门。意识形态方面确有反复，但关于真理的讨论和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断言都很大程度地淡化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而此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张维迎等的鼓吹中已经严重淡化。而知识真的缺少吗？不，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书本二是实践。不知道张维迎所谓的知识缺乏是指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条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能缺乏知识？如果说非要把西方关于市场的教义当成知识，张维迎显然是错了，那恰恰可能只是一种愚昧的盲从而不是知识。但不论怎么样，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西方经济学已经充斥了我们的知识殿堂。

　　张维迎在论述他所谓的“权力约束”时，最后一句话颇有意思，他认为90年代以后“‘深化改革’也就很容易变成一些政府部门重新攫取权力的借口。”看来，张维迎认为是政府权力的分割使得“既得利益部门”可以自行其是，因而影响了“深化改革”。这里张维迎显得极不理性，用枝节掩盖真实情况。事实是，收入分配恶化，贫富两极分化，内需不足，外贸依存度过高，同时，医改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张维迎等仍不遗余力要求政府减少权力而将问题扔给市场，结果会如何？结果是，张维迎主张的MBO继续推行，结果是国企被吐痰被妖魔化，结果是张维迎赞扬着“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而“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也善待着张维迎的同时老百姓看不上病了。张维迎不用讳言，市场短期内就是要恶化收入分配的东西，而中国的收入分配是不能恶化的，因此政府的权力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唯一足以制约市场这把双刃剑的负面作用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因素。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是如此，直到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消除了贫困的水平，只是在那时候，张维迎或许可以如愿以偿。

　　因此，政府权力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约束条件，只要这权力顺应了社会这个大系统的稳定，它就是必须的，这是张维迎的一切经济主张所必须遵循的硬约束。

　　关于意识形态约束，张维迎显然又抹煞了事实。事实上，抽象的形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很长一段时间已经不复存在。而只要大谈改革，只要如张维迎般摆出改革的姿态，只要对现有体制进行猛烈的抨击，只要对西方体制进行不厌其烦的介绍和吹嘘，就可以成为名利双收的经济学家。一时间，“改革”一词甚至成了某些人投机钻营的利器。在这种情况下，张维迎就公然敢鼓吹往国资里吐痰，敢公然说官员索取剩余是帕累托最优，他哪里受到一点点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了？

　　而现在张维迎主动来说意识形态了。我想指出的是，在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遭遇前所未有的责难时，张维迎提出了“意识形态约束”，这现象其实是对张维迎的一种深刻的嘲讽。意识形态，它无论如何只是上层建筑，当张维迎们的主张使得贫富差距拉大，使得经济前景堪忧，使得社会失谐后，自然会在意识形态上有相应的反映。那就是对张维迎等的经济主张的批评和拒绝。而作为一个学者，不肯理性地去反省，却借用意识形态来文过饰非，说什么“使得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说什么由于“用意识形态的棍子打人”因而不同的意见没有摆在桌面上，对此我只能说是张维迎缺失理性。当张维迎公然往国资里吐痰时，他为什么不提意识形态？

　　张维迎主张“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理论总是不断创新的，要提醒张维迎的是，创新是源自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对西方的模仿和照搬。还要告诉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西方成功的案例，并不足以说明成功的必然，同样，拉美失败的案例，也没有说明失败的必然。中国的改革发展，规律源自于自身，不要盲目崇洋。

　　我说的不要盲目崇洋，是指只知道卖弄西方教义的所谓知识。知识约束，是张维迎特别强调的“三个约束条件”之一。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经济学家动辄用西方的体制做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体制，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对，然后主张向西方的体制看齐。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西方的书本一时间就成了知识的来源，卖弄几句西方学者的语言就成了学问的像征。这是知识吗？不，这是愚昧！

　　真正的知识，张维迎并没有提到。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胡锦涛同志最近提出要让每个人分享发展的成果。这就是知识，这就是符合中国这块土地特点的真知灼见。依我看来，张维迎等经济学家正是缺少了这方面的知识，眼睛狭隘地只盯在西方定义的效率标准上而忽视了社会系统对经济系统的作用。对此，点到为止，暂不展开。

　　还要指出，只知道按西方的制度标准指斥中国现行体制的不是，然后主张进一步的变革不是知识，只是知识贫乏的表现。作为经济学家必须交代清楚如何从现有体制状况出发，要经历哪些困难，在多长的时间里用什么样的手段，才可以在保证社会经济系统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达到新的体制状态，这才是知识。经济学家们应该扪心自问，你们做到了吗？“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我们涌现出不少只在比较静态分析中兜圈子的所谓的经济学家，可是我们至今却仍在摸石头过河，这是不是知识的缺失？

　　关于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

　　应该说，张维迎在谈到利益补偿问题时，还是比较客观。但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张维迎论述中的两个不足。

　　1，首先是利益补偿必须放在更大的框架中考虑，那就是我们改革的前提是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我们要走的最终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客观规律。任何在改革过程中无视收入分配变化要通过两极分化促成所谓的效率的做法，必定碰得头破血流。在这一点上，要尤其警惕西方的说教。比如总被经济学家们提到的索罗—斯旺模型和关于收入分配的U字型规律，就是一个不能盲目轻信的东西。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劳动力的转移会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两极分化，势必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以致我们根本不可能等到资本向资本稀缺地区的转移。

　　2，补偿的来源。补偿，无论如何只是从一部人手中把财富转移到应该获得补偿的人手中。目前的情况是，收入分配已经高度恶化。在这个基本事实上，补偿必须不仅仅只是一种利益受损的补偿，它还应该含有改善收入分配的意义。补偿政策，包括其他方面的政策，都应该有意识地体现这个客观要求。富人们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改在改善我们的收入分配方面尽力。举例来说，所得税应该进一步加大累进的强度，春运期间火车票不宜提价，医疗改革和某些福利制的改革要暂缓，等等。

　　张维迎在谈补偿问题时，最后有一句不负责的话，他强调：“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这里，张维迎似乎又犯了老毛病，又在强调体制而忽视了体制的目的和上面所说的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大前提。改革是一个过程，其间有不断的利益调整，张维迎的一次性补偿之说，从何说起？改革是向市场化体制的趋近，它的每一次变化必然带来利益的调整。不论是何种样体制，不论是从公平的意义上还是从保证社会稳定的实用意义上还是从改革的目的来说，只要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补偿这种手段就将出现也必须出现。

　　这里要和张维迎说说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艾哈德曾经说过，毋宁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讨论如何分配，不如把蛋糕作大。我们的改革，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说，却正是要改变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以换得效率的提高。这里，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因，而效率的提高是果，每一项改革都体现的是这个因果关系。应该指出，在这一点上，张维迎持的却是相反的看法，他强调的是蛋糕的做大后再来改善收入分配，也就是和艾哈德的看法形式上一致。可是实质上张维迎和艾哈德的意思却是相反，因为，他颠倒了这个因果关系，背离了事实，是他在喋喋不休地讨论如何分配。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收入分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和这种不求实的认识不无关系。都只一味强调效率的提高可以做大蛋糕，却根本忽视了蛋糕的增大是以收入分配的恶化为代价的。日积月累，收入分配焉得不恶化到超越国际警戒线的程度？

　　在这个认识上，我们就可以说，补偿甚至不是改革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先不改，就在当前的体制状态下在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发展，当人均收入提高承受能力增强后，再来推进一步的改革，即改变收入分配，会如何？承受力既强，又何来补偿一说？这就是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的一个侧面。之所以指出这点，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似乎只知道改革对发展的促进而根本看不见发展对改革的促进和制约。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艾哈德那句话的准确含义。

　　关于“发展是消灭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硬道理”

　　张维迎在其文章标题为“发展是消灭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硬道理”的第三段中，花了较多篇幅说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即使按照罗尔斯的正义论，机会均等也比结果均等更符合社会主义”。这里要指出，张维迎错了。

　　其实不必去说罗尔斯，只消看看目前的实际情况就可以了。实际情况是，来自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到了必须警戒的程度，甚至有说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6的。而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失去土地的农民，看不起病的群体，买不起房子的家庭，上不起学的孩子等一系列问题，都已经存在。在这个时候，应该重视的究竟是机会的均等还是收入分配的结果？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必须改善收入分配，这是唯一的选择。

　　所谓的机会均等，不过是一句骗人的话。事实上，劳动力过剩，资本相对缺乏，哪有什么机会均等？贫穷的人要去银行贷款，在无力提供任何资产担保的情况下，又哪里可以跟拥有大量家财的富人比机会？在西部人均收入相当低的地方，市场规模弱小，又哪里有吸引资本流过去的机会？

　　张维迎在机会和平等的认识上是不客观的，僵化的，不过是重复了国外关于公平和效率的某些看法而已，完全偏离了中国的实际。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是从平均化的分配模式开始的，当时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是正确的。但是情况在发生变化，当收入分配的结果已经严重恶化时，再强调效率就是不对的。如前所述，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必须要在一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大前提下进行，任何经济理论也无法与这个大前提抗衡。在这个大前提下，任何经济理论都是苍白的，必须屈从于这个大前提。目前的情况是，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最重要的事，公平的重要性超越了效率。这一点，不因西方的说教而改变。

　　发展是硬道理，这没有错，至少从长期来看是这样。但条件就是：一，在这个长期过程中我们保证了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二，我们有妥善的共同富裕的调控政策。像张维迎这样抽象空洞地议论，没有意义。如果经济学家想产生真正有益的经济政策建议，就要直面现实，更多地理性考虑如何保证我们在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在文章中，张维迎提到他的研究结果，但更多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确实是恶化了。就我而言，不相信张维迎的研究而认可其他的结论。张维迎文中还提到陈志武的跨国资料研究，我已经撰文批驳，在此不再赘述。

　　看一个例子。张维迎在文中提到把机会均等（也就是效率）放在优先地位时说到“给穷人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他认为，“即使对低收入阶层而言，学费虽高但有机会上大学比学费虽低但没有机会上学要更好”。这里又表现出张维迎逻辑上的混乱，既然低收入阶层已经上不起大学，哪里还有什么机会？这样的机会平等，岂不是骗人的鬼话？在一切都市场化的时候，机会无疑是不光顾穷人的。比如，穷人打官司能不能打得起就是一个问题，再如上面所举出的，穷人有再好的致富门路，贷款的机会却只是提供给富人。

　　张维迎最后“进一步”了，他质问道：“要增加教育经费，政府必须增加财政支出，但没有民营企业缴纳的大量税收，政府的收入从何而来？”要想反问张维迎，民营企业因何发展起来？仅仅用企业家的才能来解释从而把他们认定为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吗？民营企业家的素质未见得高过国外企业家，可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却取得了令国外同行目瞪口呆的发展成就。这是因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地，不是因为这块土地上廉价的劳动力为他们提供了显身手的良好条件吗？先富起来的人理当回馈社会。为了解决当前收入分配已经恶化的问题，加强政府税收，理所当然。

　　看待中国问题不能离开全球化的大背景

　　张维迎在谈到“看待中国的问题不能离开全球化的大背景”时，提到了全球化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举了个例：“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1/40左右，但外企工作的中国高级白领的工资达到美国同等白领的1/3到1/2，甚至更高”。并且自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想通过税收手段把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压下来，就会导致大量脑力外流，中国企业就不可能走向国际；而如果把低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提的太高，中国企业就失去了成本优势，大量企业就会垮掉，外资企业也会转走他国。民营企业家和高级人才可以移民海外，而普通工人只能回家，对后者的伤害更大。”

　　张维迎以此来解释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是不负责的。首先，外企数量有限，不是问题的重点。第二，重点是，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并不会因为提高劳动力工资而丧失。提高工资并不意味着取消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而只是适当提高了这个成本，并且有促使企业在其他方面追求创新的作用。第三，外资看重的，固然有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个因素，更重要的却是中国这个迅速扩大的市场。

　　除了在认识上的这几个问题外，张维迎显然又偏离了现实。事实上，民工荒不时出现，意味着什么？真的如某些人所说的是资本已经开始向资本稀缺地区转移了呢，还是因为工人的工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只能停留在长期成本曲线上？完全与张维迎的主张相反，事实是，不少地区已经不得不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

　　张维迎又断言：“有关中国改革的许多问题，现在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讨论。比如说，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绝不能以牺牲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代价，因为否则的话，中国的企业垮了，最后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普通民众”。我们为什么要卷进全球化？在全球化和我们的社会稳定之间，我们做何取舍？没有我们社会的稳定，我们能参与全球化吗？不知道张维迎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这里张维迎明显遇到了一个自己无意中设置的真正的难题。如他自己所说，改革要补偿，但是全球化又要求“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绝不能以牺牲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代价”，这里有没有一个平衡点，张维迎的真正主张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里想告诉张维迎的是，参与所谓全球化只是一种手段，如果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是破坏了中国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就要坚决拒绝。挟全球化之威来唬人的做法，实在可笑。

　　张维迎你理性地考虑过没有，我们的内需不振，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70%，国内的经济增长靠投资需求拉动因而不可能持久，而收入分配却已经恶化。同时，美元持续加息，美国的外贸赤字和政府赤字居高不下。如果这时候美国经济突然发生了衰退危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的内需因为收入分配的改善而提振，如果我们的社会因为收入分配的改善而更加稳定和谐，那么在可能发生的国际风险袭来时，我们才可以从容应对。

　　因此，国内近来对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的反思，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点，张维迎倒是应该理性地思考一番才是。

　　学术还是盲从？

　　张维迎的理性思考的最后一段，是关于“从学术到政策”。张维迎在这里显得没有理性。这里要指出以下几点。

　　关于“如果我们不削减政府的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这首先不是科学，因为我可以举出一个反例，那就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权力更大，但腐败相对很少。其次，哪怕张维迎再加上“在现在的条件下”作为前提，也仍然未能说明必然性。因为，如果我们加强法制，比如增加对贪污的惩处力度，增加对行贿罪的惩处力度，权力和腐败未见得就有必然的联系。从这里看来，我几乎要怀疑张维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至少，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其错误在于，忽略了结论产生的前提条件可以改变这一基本事实，属于以偏带全

　　这只是一个例子。张维迎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能用投票来决定。”这里实在不能不说几句。首先，学术观点是需要按一定标准来判断正确与否的。其次，投票在一定的条件下本身是一种判断过程。第三，当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取得多数人的赞同时，投票是必要的。第四，虽然“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但是多数人赞同的理论常常是正确的理论。

　　张维迎最后很坚决地说道：“无论制定政策的政治过程如何，几乎没有任何政策可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偏好，所以任何政策都会有人不满意”。这是事实，可惜又犯了空泛的错误。这里要和张维迎说说市场。市场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交换场所，任何加强市场的行为，在收入分配已经恶化的今天，都有可能将部分人淘汰出市场，尽管市场中的参与者都可能实现了最优。不久前的医疗体制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医疗费用提高后，有些人被逐出了市场，有些人却享受了更好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收入。那么，我们能把有些人逐出市场吗？不能。因此就有了上面张维迎自己也承认的补偿问题。张维迎你为什么一定要立足于“任何政策都会有人不满意”这个基本判断？在收入分配恶化，外贸依存度过高，内需不振的条件下，我们就不能有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的政策？

　　请张维迎记住，任何迷信全球化和西方经济教义的食洋不化的主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都不是学术而只是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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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enek 发表于 2006-3-30 08:06: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非常有自己的观点，楼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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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don 发表于 2006-3-30 12:09: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我倒以为张维迎是坦率坦白的。改革就是要让所涉及的每个群体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在理性的辩论过程中互相妥协，从而使改革方案大体实现平衡。中国目前正停留在转型的中间阶段，权力与市场纠葛在一起，某些群体可以同时享有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好处，而普通民众却不得不面对缺乏限制的权力，自由平等进行交易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同时调整着力点，真正地完成转型，让真正的法治和市场成为社会的基础性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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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djerry 发表于 2006-3-31 17:31: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我觉得你除了煽情就不知道学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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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yong77 发表于 2006-3-31 23:57: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我倒以为张维迎是坦率坦白的。改革就是要让所涉及的每个群体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在理性的辩论过程中互相妥协，从而使改革方案大体实现平衡。中国目前正停留在转型的中间阶段，权力与市场纠葛在一起，某些群体可以同时享有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好处，而普通民众却不得不面对缺乏限制的权力，自由平等进行交易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同时调整着力点，真正地完成转型，让真正的法治和市场成为社会的基础性架构。

－－－问题是他的说法能够解决问题吗，这个已经驳斥过了。如果不对，你反驳我。

我觉得你除了煽情就不知道学术了

－－－应该说你除了煽情就不知道学术了，如果你懂学术的话，就来反驳我的驳斥，可是你说了一句煽情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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