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及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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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目前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山东省做出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如寿光模式、诸城模式、希森模式、城阳模式和南张楼村模式。它们虽然各有特点，具有不同的适应性，但其中共同的经验性做法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模式，经验
　　自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针后，山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为经济发达的农业大省，山东省新农村建设模式对其他地区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由于区域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所有的农村都按照一个模式、一个路子、一套政策建设是不切实际的，应当对不同地区农村建设的目标模式进行研究，制定针对性的规划和政策，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山东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探索了多元化的建设模式，总结其经验，对进一步深化全国各地新农村建设将大有裨益。
　　一、山东省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
　　1.寿光模式
　　寿光模式是以蔬菜种植为突破口，以高科技为手段，以冬暖式蔬菜大棚为依托，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并进行规模化蔬菜种植，进而实施产业化经营。
　　寿光是位于潍坊西部的一个县级市，在2009年的全国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列第26位。寿光模式缘于其大棚蔬菜，目前已形成蔬菜产品类型多、质量优、产业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大、蔬菜产品龙头企业多以及市场流通体系畅通等特点，寿光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蔬菜。这一模式的产生源于20多年前三元朱村的一次“冒险性”探索。
　　三元朱村是全国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发祥地，位于寿光市西南端。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很贫穷，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解决温饱问题。80年代末期，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得时任村支书的王乐义在寒冬季节见到了鲜嫩的黄瓜，“反季节蔬菜种植”的念头开始在他头脑中出现。随后他带领一部分村民尝试使用不需加温的冬暖式大棚进行蔬菜种植。结果，几个月后就成效显著，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吸引了其他村民的主动加入。
　　寿光市及时在全市范围内逐渐推广三元朱村的经验。在对种植蔬菜的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和集中建设的基础上，多次大胆探索大棚建设和蔬菜种植的新技术，目前已经使用第五代冬暖式大棚，蔬菜的类型和品种也几乎一应俱全。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他们还尝试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成立了专门的公司进行蔬菜加工和营销，形成了“公司连基地、基地带农户”的发展模式。寿光市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蔬菜之乡，拥有了江北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每年举办国内规模最大的蔬菜专业盛会一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截止2007年，寿光全市先后注册农产品商标128个，有97个农产品获得国家优质标志，无公害蔬菜面积84万亩，年成交蔬菜达40亿公斤，年交易额突破70亿元，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350家，带动基地40万亩，当地八成以上的农民进人产业化经营体系。目前寿光仅蔬菜一项，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就超过了3000元。
　　寿光有了钱，就把文明村镇建设作为建设新农村的总抓手，修路、绿化、美化、净化等基础工程目前已投入资金2.7亿元，全市现有1/3的村基本达到文明村的标准。寿光还给生活富裕起来的农民以幸福感和平等感。2005年寿光市实施了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村户口，将市民、农民统一为居民身份，人口流动更加自由，从制度政策上打破城乡、身份壁垒，让农民在身份认同上有了平等感。
　　寿光的成功源于贫困中的一次“思变”，成就了质的飞跃，也是对寿光人自力更生、敢于冒险和艰难探索的回报，对于那些没有资金、自然资源和先天优势匮乏的地区和村庄来说，具有标杆作用。只要善于发现并捕捉周围的机会，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干劲，村民致富之梦和文明之路并不遥远。
　　2.诸城模式
　　诸城模式是结合乡镇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便于服务及中心村具有发展潜力”的原则，把地域相邻的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社区，乡镇政府在社区设立公共服务机构，建立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体制和机制，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
　　诸城是位于潍坊市东南端的一个县级市，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有1300个村左右，农民居住比较分散，在资源、交通和区位等方面无明显优势。但其经济发达，有民营企业3600多家，在汽车、食品、服装和纺织等行业创出了一些名牌企业，如福田、得利斯、新郎和桑莎等。近些年一直位列全国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百强县中，2008年升至百强县第35位。
　　本着“政府主导、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的宗旨，诸城市在全市范围内建成了208个社区。每个社区一般包括5～6个村，在其中选择一个交通便利、发展潜力大的村庄作为中心村，作为社区服务中心所在地，其他几个村一般距中心村在2公里半径范围内，共约1000～2000家农户。社区服务中心一般设置办事服务厅、卫生服务站、警务室、超市、计生服务站、纠纷调解站、文化活动中心等服务机构。在资金保障方面，建立了以市、镇财政投入为主体、以部门和单位帮扶为辅助、以社会捐助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为配合“强化中心村、弱化边远(边缘)村”的社区建设政策，诸城市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性措施，吸引更多距离较远的村民主动集中到中心村居住，如对购买中心村新建住宅楼的村民，在实行成本销售价的基础上，社区还提供适当的经济补贴。对因集中闲置不用的原有住宅用地实行统一规划，用于招商引资或上新项目。诸城中心村模式既有利于改变单一、分散的土地经营方式，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又有利于发挥中心村镇的城市化功能，完善城镇的基础设施，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诸城模式不同于一般的乡村社区建设，主要表现在三个面：
　　第一，不是在部分区域或城郊搞社区建设，而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统一的社区规划和建设，并通过制度性人员配备、资金投入和绩效考核等机制加以保障。
　　第二，不是简单地从形式上将附近几个村庄进行行政合并，而是从根本上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为村民提供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
　　第三，对社区及其机构进行明确的职能定位：社区为服务村民的平台，社区服务中心、发展协调委员会和党总支等履行政务和公共服务职能，这些不是行政管理机构，与社区内村庄不存在隶属关系，不能干涉村级内部事务。
　　因此，诸城模式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一体化，城乡差距正在缩小，这也是乡村社区建设的初衷和主要目标之一；二是社区通过倡导互助、调解纠纷、加强治安等措施，提升了乡村文明水平，促进了乡村和谐。村民在享受政府公共服务和参与社区建设中，逐步形成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这种模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当然需要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村集体经济作为依托。
　　3.希森模式
　　希森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村企合作制模式，即以项目为纽带，企业与村民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如合同制、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村民为企业提供要素供给，企业为农村挖掘发展潜力，形成互惠共赢的村企关系。
　　希森模式是村企合作的成功案例，曾经引起全国的关注，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梁希森原是德州乐陵梁锥村的农民，因其公司在城市做房地产生意而致富。为改善村民的生活，他通过公司先后与梁锥村和许家村合作，开创了新农村建设的成功范例。他先是将梁锥村附近废弃的土地进行整合，在130亩废弃地上建起了带有花园、池塘的欧式联排别墅，以此来吸引村民入住，并由此置换出480亩宅基地，用于建造养牛场、饲料厂和屠宰基地。许家村的改造也基本按照同样的思路，不同之处是将腾出的宅基地变成了土豆原种培育基地，进行土豆产业化经营。村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到新成立企业的经营中，并可以进入企业从事生产。这样，村民在获取土地入股收益的同时，又能到企业上班，获取劳动收入，获得双重收益。
　　村企合作制有多种形式，常见的有：企业带动型，企业派技术人员到联盟村开办分厂生产车间、加工作坊或建设农业原料基地、产品配套基地和劳动力培训基地等；企业捐助型，通过企业或企业家捐资捐物，投资公益性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性事业等，如铺路搭桥，建公园、养老院，添加健身器材等。但希森模式不同于以上形式的村企合作，它不是简单的由企业抽调部分人员进行技术指导或资金援助。在梁锥村和许家村的改造建设过程中，村民的居住环境、设施条件和收入水均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和提高，而且这种状况不是暂时、短期的，而是长期可持续的。希森集团则获得了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等，扩大了公司的规模，形成了企业和村民双向互动、利益共享的合作典范。
　　实际上，希森模式是在“让利于村民，让村民得实惠”基础上的一种长期互惠式合作机制，其中，村民身份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人股成为合作制企业的股东，二是进厂上班，不再是单一从事农田耕种的农民。企业也突破了单一的工业化和收益最大化的视角，建造种植基地和加工制造基地，围绕农业开发相关产业化项目，有效地稳定了企业与村民的合作关系，既实现了村民富裕、村容整洁和村民自治，也做到了充分利用农村分散和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真正实现了村企共建、和谐发展的良好格局。
　　因此，这种模式从根本上建立了解决农村落后、农民贫穷问题的长效机制，是值得推广的有效模式之一。当然，这种模式的实施因需要有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作为支撑而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相信，有了中央政府的号召，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对企业实施有吸引力的政策和制度鼓励，希森模式的推广是可行的。
　　4.城阳模式
　　城阳模式又称“新城市主义”模式，一般适用近郊农村城市化改造。这种模式强调合理利用土地、公共轨道交通优先、鼓励步行、协调邻里关系以及在社区内部提供就业等新的规划概念。主要包含两方面含义：一面通过旧城改造，改善城区的居住环境，提倡回归城市的理念；另一方面则是对城市边缘进行重构，实现近郊农村城市化。
　　城阳区是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新区，地处青岛市区北部，辖8个街道办事处，230个农村社区，人口47万。建区之初，基础差，底子薄。设施落后，农村人口占全区人口的95%以上，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建区后，城阳区依托区位、交通和环境优势，坚定不移地实施了农村工业化战略，以旧村改造为重点，加快农村城市化。城阳区坚持群众利益至上，按照“三个基础稳固、六个清楚到位”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旧村改造，对各个环节进行统一要求，严格把关，力求把每座安置楼都建成精品，切实做到改出一片新社区、一片新环境、一片新产业。目前，全区实施了55个社区的旧村改造，其中22个社区的2.87万户村民已入住新居。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不仅让农民生活环境大为改善，更在加快旧村改造过程中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通过组团式开发，城阳区已腾出土地3.8万亩，全部用于二、三产业发展，既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环境，又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确保了村民长期收益，荣获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获得国家生态示范区、全国绿化先进区等称号，城市化水平达到57%。
　　城阳新市镇建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重构农村城市化功能，不仅能够使周边的农村人口集聚，享受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还能够将原先分散的农村集镇汇集起来，节约居住空间资源，实现聚集化小城镇建设，更能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就业机会，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实现农村共同富裕。
　　5.南张楼村模式
　　南张楼村模式开始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在青州市南张楼村进行的“巴伐利亚试验”，因其主要目标是在农村进行一系列环境、设施改造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实现“在农村生活获得与城市不同类但等价值的生活”，所以也被称为“城乡等值化试验”或“城乡等值化模式”。
　　这一模式是德国在二战之后为平衡城乡发展的探索。当时德国因城乡差距较大，大量农业人口离开农村涌入城市，造成城市的压力加大，发展受阻。在赛德尔基金会倡导的“等值化”理念指导下，通过推行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教育等措施，实现了“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生活质量低”的目的，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计划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后，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所以，为继续推广其理念和成功经验，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德开展的合作项目中，德方选择了距青州市偏远、交通不便、自然资源贫乏、人多地少、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以下的内陆村庄——南张楼村作为试点。
　　在南张楼村建设中，中德双方对项目投资、规划和设计等进行协商，通过工业区、农田区、文化教育区和生活区四个功能区的明确划分，对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活方式进行改造和革新。经过20年的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第一，村民的生活方式得以改善。基础生活设施和环境与城市相差无几，生活习惯也渐趋文明和时尚，如讲究个人卫生、保持环境的整洁、爱护草地、设立广场和体育设施等。
　　第二，村民工作模式发生改变。现有企业约80家，村民“白天进厂，下班种田；农闲进厂农忙进田”，以从事企业生产为主，人均收入水平提高。
　　第三，教育理念和方式改变。愿意进行师资培训投资，重视素质教育，注重学生的动手和实践能力培养等。
　　从本质上来说，城乡等值化模式实际上就是要在使村民不离开家乡、不离开农村的基础上，根据农村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为村民提供一种形式和内容上不同于城市居民，但却能令村民满意和幸福的生活环境和方式，而且这种满意和幸福感不低于迁入城市的所得或城市居民的生活。它描绘的是一种田园式乡村生活，整个村庄就是一个大家庭，鸡犬相闻，和谐共处，完全不同于城市的喧嚣、污染、竞争、拥挤和压力。当然由于农民对祖祖辈辈农村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厌倦以及对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羡慕和追求，这种模式目前在我国推行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也是德方对实验结果不太满意的主要原因。所以，这种模式不是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但模式本身是不容否定的，在未来更有实现的可能或空间，如城乡差距缩小、经济高度发达，或人们厌倦了城市的生活。
　　二、山东省新农村建设模式的主要经验
　　山东各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够紧密结合各自区域优势，突出特色，大胆创新，探索出了比较成功的模式。这些模式虽各具特色，也具有不同的适应性，但它们有共同的经验和规律值得全国其他省区借鉴：
　　第一，使村民获得持续增收的手段或途径。“便农”、“惠农”和“富农”是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指导原则，也是其目标所在。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其主体应该是农民。在现今阶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善村民的住房或居住环境、一次性赞助或短期内高投资就足矣，这些更多的具有形式上、临时性或短期效应，而更为关键或根本性的解决措施是提供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条件和机制。村民持续增收应该是目前最有效，也最具有长远意义的解决途径。以上五种模式，要么先寻求村民致富的手段或途径，如寿光模式，要么在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基础上，为村民提供致富的手段，如希森模式、南张楼村模式、城阳模式和诸城模式。当然，方式可以多样化，如高科技种植、农业产业化、机械化耕种和招商引资等，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不竭源泉和动力。
　　第二，立足实际，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和机会。各地甚至各个村庄的实际发展状况是不一样的，如何走出自己的新农村建设之路需要因地制宜，既不能被动地“等、靠、要”，也不能简单套用或模仿。“希森模式”诞生于发家致富后不忘乡亲的梁希森和他的公司，“南张楼村模式”得益于政府间的合作机会，这两种模式快捷又直接，而且大大减轻了村民的负担，但毕竟这样的场景和机遇不多见，大多数的农村仍需借鉴当地的资源或优势。如诸城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和众多企业强有力的发展后劲进行社区规划和建设；寿光借鉴种菜的历史和经验，创新种植技术，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加工产业；城阳利用城乡结合部的区位优势，与城市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带动新农村建设发展。
　　第三，综合开发，全面建设，先后有序。“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内容涵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层次，包括经济、政治和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或者说是各要素有机结合、综合协调的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或可持续性发展为代价换来的经济效益，或只是为村民修建现代化住房的做法是错误的或片面的。但并不是要齐头并进，而是有轻重缓急、先后之分。以上模式中，均做到了在建设过程中内容全面性的综合规划和统筹兼顾，主次分明，先后有序：寿光和诸城模式是在经济先行的前提下，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引导村民逐渐改善生活习惯，培养村民的集体观念和文明意识；希森模式、城阳模式和南张楼村模式则是在改善村民基础生活设施和生活环境的基础上，一方面提高村民的经营意识，锻炼和培养他们的经营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和培训等提高村民乃至下一代人的素质。因为这些内容要素之间是互相联系的，经济和物质要素是基础，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精神文明。
　　第四，坚持从实际出发，规划先行，分类指导。山东新农村建设的多元化模式不是靠自然形成的，而是山东省委、省政府科学指导的结果。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有完整的内涵，系统的目标，但具体到一个时段、一个地方，应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和承受能力，讲条件、讲重点，不能同时什么村子、什么事情都抓，追求普遍开花。当前尤为重要的是从当地实际出发，做好符合当地生产力水平的规划，明确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重点，进行分类指导。山东在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中，针对全省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以行政村为单位，将全省农村进行了分类，以便各级政府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实行分类扶持和引导，做到培优做强一类村，加快转化二类村，重点扶持三类村。
　　从村庄发展模式归类看，城市郊区的村镇建设可借鉴城阳模式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之路；经济发达地区可学习诸城模式，加强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建设；具备集体经济发展条件或有外部资金流人时，可借鉴希森模式，走“以工带农、以企带农”的发展之路；一般农业地区可借鉴寿光模式走“公司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之路，或借鉴南张楼村模式。德国人进行“城乡等值化”实验，当时看中的就是南张楼村具有的“天然劣势”：不靠城、不靠海、没有大企业、不靠近交通要道、没有矿产资源、人多地少等，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农业大国来说意义非常。其建设的基点就是立足农村，追求的是农村的发展，并不是要将农村城市化。建设也不是以城市为标准，追求的是与城市不同的、更符合农民需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为有限的财力物力投入让农民生产、生活得更好提供了可能，如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方式等。

作者：赵瑞美 王兆君 来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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