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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梅贻琦的办学方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受命返国后，于1931年12月3日到职视事。到校当天，即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本人能够回到青华，当然是极其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不能邀准，而且本人又与清华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作，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能无罪于清华足矣。”同时梅贻琦宣布了自己的施政方针。略有如下几条：
一、办大学的目的。“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
二、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
三、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就拿清华说罢，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才，而且还有不少杰出的人才，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我们今后对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保持良好校风。“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五、合理使用经费。“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幸运。但如果和国外相比，还相差甚远。”“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求撙节罢了。”
六、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
以上六条施政方针，对清华后来的发展，具有奠基和示范作用。特别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句，被称为至理名言广为流传。据北大教授、中国教育史家陈平原说：“我相信，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会议时，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这一因缘使他深有感受：办大学，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胡显章、曹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梅贻琦对于这些基本思想终生奉行不渝，而且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加以充实、完善。梅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并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使清华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黄金时代”。而他的教育思想也在风雨的磨砺中渐趋大成，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梅氏本人作为中国最有声望和成功的教育家之一被誉为“清华之父”和清华“永远的校长”，而后来的校长无一人可与之匹敌。
（www.earm.cn/田成杰2020-04-15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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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南渡（增订本）》，岳南/著；湖北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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