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Richard Gilbert（2010） JEL

现在作者可以进行反驳。作者认为一些行业的研发投入很高，但模仿的成本很低，如基因改良作物，没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高昂的研发投入很难回收，这会影响动态的研发激励。作者承认对于一些行业，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如研发补贴来维持研发激励，但这并不是取消IPR的理由，除非可以证明，这些替代的方法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并达到促进研发投入的效果。对于医药行业的讨论有望将这一问题看清楚，Boldrin and Levine的论点是，对于新药品的测试，应该由政府买单，这样，可以避免医药企业通过IPR来实现研发成本的回收。

但作者认为政府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它会增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政府不具备研发的市场知识。同时，政府也会受到一些利益因素的影响，如对药品的选择上。等。而作者认为实行松的产权保护水平并加大研发补贴为有效之举动，而不是取消专利制度。

另外，IPR具有促进动态研发的机制，如它会帮助企业回收研发投入，企业拥有的专利组合有利于吸引到风险资本的支持。与Levin et al(1987)及 Cohen et al(2000)相对应的调查问卷，如Stuart et al(forthcoming)调查了新建立的企业关于专利作用的理解，发现专利在不同行业中的作用不一致，如对于生物技术公司，专利只提供了中度的研发激励，并作为一种获得所有权的重要机制，而对于软件公司，其只提供很小的研发激励。研究结果较Levin et al(1987)及 Cohen et al(2000)乐观，即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研发。

作者进入Boldrin and Levine讨论的第7章，即商业秘密对IPR的部分替代，在该章节，Boldrin and Levine承认了商业秘密不能对IPR进行完全的替代，但并没有承认IPR的不可替代性。作者对此表示不满，并论证一些行业，IPR是商业秘密所不能替代的。

以下部分，作者进行了退守，可以看作是立论，即接受Boldrin and Levine部分合理的论述。首先要承认现有的专利制度存在的弊端，即专利收入与研发激励相脱节。一种好的状态是，专利赋予应满足较大的研发成本与较低的模仿成本，但现有的专利赋予制度并不满足这一条件。还可以细数专利制度存在的问题，如专利质量，一些专利很无趣，但作者认为这些专利的影响并不大，它们不具备的商业价值，也不会形成实质的商业影响。真正具有较大影响的是专利所覆盖的范围，是新申请者所通常难以猜测的。

其次，进入1990s后，出现了大量的基于专利违权的赔偿事件，从2000年到2007年，专利违权的赔偿金额达到200million（其被低估，因为只记录了一些公开的数据，Gilbert, forthcoming），同时，也没有发现IPR明显增进研发的证据。Bessen and Meurer(2008)发现一些行业如软件与信息技术业，一些企业出现了申请专利的囚徒困境，即这些企业申请专利的私人成本高于私人收益，但能帮助企业在竞争中相对于没有专利占有优势。另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同时发明的现象不断增多，这就加大了申请的效率（Boldrin and Levine），Cotropia and Lemley(2009)的司法数据也支持这一点，如在193件涉嫌专利侵权的案例中，只有10.9%成立，

在1871件涉嫌盗版侵权的案例中，只有33件宣布成立，独立与同时发明的增速，为专利的有效期提出的质疑（保护期过长）。另外，专利申请也可能被一些企业策略性地运用，即进行连续性地生产，而当它们申请的范围涉及到一些标准性的操作时（其它企业也会高频地碰到），其社会阻碍作用会增大。另外，随着专利覆盖的范围逐步扩大，特别是软件业，商业方法，而专利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缺乏信息优势，而专利申请者会利用信息优势来便利自己的申请。另外，在涉及到专利侵权时，如果一产品侵权涉及到多个专利，每一专利拥有者可以实行禁止令，并获得相应的赔偿，但单个专利拥有者所获得的部分是一个Nash讨价还价过程。

因而，作者也认为现有的专利制度需要对一些行业进行限制，如软件业及商业方法，但如何进行精确的界定，在操作中存在一系列的困难。但这并不构成取消IPR的充分条件，取消专利制度无异于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让一些政治科学家代替国会与议会，同时，它也与国际条约不符。因而，比较好的方式是对现有的专利制度进行改革。但Boldrin and Levine的目标旨在消灭IPR制度，而中期的改革包括缩短保护期限，扩大的政府作用，如实行强制授权，并用私人合约代替IPR合约等。

作者反驳了这些做法的现实可行性，如强制授权类似于政府对私人拥有的公共企业进行规制，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存在较大的低效空间，如果考虑到更为复杂的专利信息结构，管制的效率更值得怀疑。

一些现实的法律案件会使Boldrin and Levine感到的欣慰，如提高了专利的申请标准（non-obvious standard）,但不足以支持消灭IPR的程度。但其提供的对于IPR制度合理的批判，有利于IPR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