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歧视”是分配不公的基础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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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歧视”是分配不公的基础性根源

――在《湖湘经济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廖进中

感谢《湖湘经济高峰论坛》的邀请，使我能与诸位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本次会议以“调整分配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题，所以，我今天就来谈谈这方面的个人思考。

一、是“收入差距”，还是“分配不公”？

无需解释，“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收入”和“分配”，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是两类本质不同的概念。打个比方，百米跨栏比赛，就算刘翔让我三个栏，其结果必然是，领先的还是刘翔；研究杂交水稻，即使袁隆平躺下来不再搞科研了，他的成就也一定比我大，由此而产生的我与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肯定是巨大的，但能说这是“分配不公”吗？我倒是觉得，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收入差距”，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分配不公”，“分配不公”是“社会不公”的一个表现。
当前，人们在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时，总是喜欢用基尼系数去证明，说是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市场经济改革已把中国变成为与“黑非洲”站在一起了的世界上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度。而问题是，即使相信我们统计数据的准确度，基尼系数所能度量的也只能是“收入差距”的大小，而不完全是“分配不公”。2004年，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社会岂一个“基尼系数”所能概括？》的短文，其中，我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基尼系数真的能全面反映社会公正吗？我一直疑问。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当时，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比现在不知道要严重得多少倍。广大的农民被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挡住了去城市打工、创业、生活之路，甚至被城市严格的治安管理条例限制你不能在城市走亲戚时过夜！农民们一年到头种庄稼，可当饭吃的玉米、当菜吃的豆腐，还要从城里亲戚那儿“挤要”！在“农民”中，地主富农之外，还有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之分。有时，“贫农”还要分出个“赤贫”、“流（氓）贫”、“打长工的贫”、“做短工的贫”、“解放前三年才破产出来的贫”。你是“贫下中农”，但“贫下中农也是农民”，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你是“工人”嘛，但“工人”又能怎么样，中国工人的大多数也是从农民中进来的，“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严重！至于“知识分子”，那就更是“臭老九”了，他们应该“夹起尾巴做人”才是！人分三教九等，民为形形色色。这“公平”吗？“公正”吗？说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比改革后的“市场经济”更公正、更公平，那若不是不看历史事实，便是别有用心！”
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市场经济改革是向“社会公平”的体制推进。如果不区别“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这两个概念，不具体分析是什么样条件下的“收入差距”，就会把许多我们在改革中已经拨乱反正了的理念重新否定掉，就不能集中于“分配不公”现象由来、发展和政策选择的研究，也就不能标本兼治地解决好收入分配和社会稳定问题。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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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身分歧视 分配不公 基础性 经济发展方式 夹起尾巴做人 根源 基础性 身分歧视

二、是“身分歧视”，还是“职业差别”？

那么，中国目前最大的“分配不公”是什么？它的基础性根源在哪里？很多的都人说，是城市里的“职业差距”，我根据我的切身体会认为，是城乡分割下的“身分歧视”，“职业差距”讲到底也是由“身份歧视”引起的。
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在制度转型还很不完善的当下中国，还有因权力寻租而产生的、大大高于工资收入的所谓“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和“红色收入”。
在中国农村，由于农民数量太多，人均耕地很少，仍然是小农经济，靠农业而得来的收入是很低的。可以粗略地计算一下，即使1958年“亩产万斤”的豪言变成了现实，按照现行既保护农民更保护市民“保护价”，在2亩不到的土地里，充其量也就是能够产出1万元的货币收入，农民能富裕吗？即使轻徭薄税，乃至徭税全免，即使增加、再增加财政支持力度，农民的收入又能多到哪里去？就是我们推广农业科技而使大面积丰产，又会受城乡供求关系影响而出现“卖难”问题，往往增产而不增收。不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几亿农民能进城打工了，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了，但由于城市化的不彻底，由于户籍改革的滞后，他们的身份还不是“市民”而是“农民工”，还是以“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劳动取得微薄的收入。正因为农民和进城的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低，只能维持较低的生存需求，从而不能积累财富、形成财产，也就没有财产性收入。至于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农民就更不仅谈不上，且往往是这些收入的支出者。而有城市户口的人，特别是处于权力中心或者接近权力的那些有身份的人，由于传统体制的格外关照，则随着改革后社会财富的快速增加，他们的各种收入资源越来越多，再加上户籍制度天然绑定的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福利，与农民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日积月累便形成了一种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使得基尼系数迅速呈“V”字型扩大。
我们都在呼吁，要降低垄断行业与其它行业的职业差距，其实，遭遇垄断之苦最大的还是农民。比如，“电是靠煤发出来的”，没有“煤”，就没有“电”，当然，这是指“火力发电”。从近年不断传出来的煤矿矿难事件中，人们知道挖煤的都是“农民工”，他们的人月工资大概在2000元左右，而电力部门一个抄表工的年收入在10万以上。挖煤的人与靠煤发电的人，收入差距何以有这么大？难道不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当然，电力部门也不是铁板一块，最低收入者是在那些在野外工作的最辛苦的职工，而这些职工又恰恰是从农村来的“农民工”。
说到“基尼系数”，我又联想起了“体感温度”这个概念。体感温度是指在相同的气温条件下，人体因湿度、风速、日射等的环境不同而产生的冷暖感受。同样的道理，在相同的基尼系数下，人们还会因社会环境而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比如，我们湖南至今还经常听到一个对农民的称谓，叫做“乡里宝”。“宝”，在这里不是宝贝的宝，而是与愚昧、落后、没见识、肮脏等联系在一起的贬义词，是对农民的一种蔑称和歧视。正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农民的人文环境下，加深了农民对“收入差距”的心理感受，而“留守家庭”这种压抑人性的社会现象，更是使这种感受得以倍增和发散。我们要知道，农民是中国面积最大、人数最多的人群，它最影响社会稳定，对他们的分配不公问题最值得我们关注。不要忘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几千年前中国的农民喊出来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古训也说明，“不公”下的“不均”，其社会忍耐度要比“贫困”低得多。

三、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人为用”？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改革使我们的社会公正、公平了许多，但还很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走”。如何“继续”？就是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地坚持“改革方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现在的问题是，对转变“发展方式”的解释，又是各种各样。按照我的理解，关键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是“社会发展方式”，要按照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用”转变为“以人为本”。
何谓“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本身的发展当目标，把物的发展当工具，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早已说过的“每个人的自由的发展”。“身分歧视”，能自由发展吗？具体一点讲，就是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要能生存，要能吃饱，要有个“窝”――有房子住；再就是要有精神生活，包括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要有民主权利，具体到农民工，就是要有起码的工资谈判权。
什么叫“以人为用”？我的解释，就是把物当目标，把人当工具，特别是把农民工当作低成本的工具，用于什么地方？用于GDP的一味增长,产能过剩了，环境污染了，还要增长！用于“中国制造”，国际上反你的倾销了，搞贸易保护了，还在制造！质言之，“以人为用”，就是“以物为本”，借用以前的老话，与“一切向钱看”，与“商品拜物教”差不多。
我有一个在职博士生，他应该属于那种衣食无忧、可以时不时陪人玩高尔夫球的中产阶级一类了，但他总是跟我说他忙，公司内外、家庭上下，内外交困，身体也感到有点吃不消了。有一次我问他：“你赚钱是为什么？”好在此人悟性高，他马上理解并回答说：“老师，您这一句话够我受用一辈子，应该是‘钱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钱服务’啊！”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小故事能否对我们理解转变发展方式有所启发？经济增长到了今天，为什么不转而想想“赚钱是为什么”这个“国”与“家”同理的问题？
解决“身分歧视”，我们现在最要做的什么？应该是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让城乡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现在一般消费品，除了房子等大宗的以外，大体上还是供求平衡的了，但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对于农民，可以说是没有。因此，要让人们活得有尊严，让农民过得有平等感，就要积极解决这方面的供给问题，要通过推进城镇化以使农民工变市民，要改善城乡结构，大发展最与民生有关的第三产业。
有人质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钱从哪里来？我看是很不难的，把公共权力约束起来就是了。别的不说，把防止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起来，把吃喝玩乐的公款消费限制起来，把依靠行政垄断的行业利润上缴出来，把大盖楼堂馆所的政府开支压缩下来，把追求GDP而重复建设的项目减少下来，你看有钱没有钱？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改革的推进，分配不公就会大大减少，收入差距就会大大缩小，基尼系数就会大大降低，人们对社会不公的“体感温度”就会降到适宜程度。问题只在于，“高谈阔论”要尽快化为“实际行动”，如果连一个财产公示问题都“前怕狼，后怕虎”，甚至连非常简单的公车消费问题都解决不了，还奢谈什么“调整分配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说到最后，我还要讲一句我们有些在座者不太喜欢听的话。讲起来，我们都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是高级别的官员、学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刚才大家对“分配不公”的发言是义愤填膺、言辞激烈，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自己做起呢？我就不相信，我们现在那些已成官员的学者自己买不起车，老百姓上班坐自己出钱买的车，你为什么不可以呢？还有我们有些与权力接近的学者，你已经有几套住房了，为什么还要上级批地给你们单位盖廉价房呢？就说今天，我们马上就要散会去集体就餐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自掏腰包呢？

                                                         （2010年5月29日）

三、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人为用”？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改革使我们的社会公正、公平了许多，但还很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走”。如何“继续”？就是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地坚持“改革方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现在的问题是，对转变“发展方式”的解释，又是各种各样。按照我的理解，关键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是“社会发展方式”，要按照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用”转变为“以人为本”。
何谓“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本身的发展当目标，把物的发展当工具，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早已说过的“每个人的自由的发展”。“身分歧视”，能自由发展吗？具体一点讲，就是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要能生存，要能吃饱，要有个“窝”――有房子住；再就是要有精神生活，包括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要有民主权利，具体到农民工，就是要有起码的工资谈判权。
什么叫“以人为用”？我的解释，就是把物当目标，把人当工具，特别是把农民工当作低成本的工具，用于什么地方？用于GDP的一味增长,产能过剩了，环境污染了，还要增长！用于“中国制造”，国际上反你的倾销了，搞贸易保护了，还在制造！质言之，“以人为用”，就是“以物为本”，借用以前的老话，与“一切向钱看”，与“商品拜物教”差不多。
我有一个在职博士生，他应该属于那种衣食无忧、可以时不时陪人玩高尔夫球的中产阶级一类了，但他总是跟我说他忙，公司内外、家庭上下，内外交困，身体也感到有点吃不消了。有一次我问他：“你赚钱是为什么？”好在此人悟性高，他马上理解并回答说：“老师，您这一句话够我受用一辈子，应该是‘钱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钱服务’啊！”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小故事能否对我们理解转变发展方式有所启发？经济增长到了今天，为什么不转而想想“赚钱是为什么”这个“国”与“家”同理的问题？
解决“身分歧视”，我们现在最要做的什么？应该是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让城乡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现在一般消费品，除了房子等大宗的以外，大体上还是供求平衡的了，但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对于农民，可以说是没有。因此，要让人们活得有尊严，让农民过得有平等感，就要积极解决这方面的供给问题，要通过推进城镇化以使农民工变市民，要改善城乡结构，大发展最与民生有关的第三产业。
有人质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钱从哪里来？我看是很不难的，把公共权力约束起来就是了。别的不说，把防止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起来，把吃喝玩乐的公款消费限制起来，把依靠行政垄断的行业利润上缴出来，把大盖楼堂馆所的政府开支压缩下来，把追求GDP而重复建设的项目减少下来，你看有钱没有钱？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改革的推进，分配不公就会大大减少，收入差距就会大大缩小，基尼系数就会大大降低，人们对社会不公的“体感温度”就会降到适宜程度。问题只在于，“高谈阔论”要尽快化为“实际行动”，如果连一个财产公示问题都“前怕狼，后怕虎”，甚至连非常简单的公车消费问题都解决不了，还奢谈什么“调整分配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说到最后，我还要讲一句我们有些在座者不太喜欢听的话。讲起来，我们都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是高级别的官员、学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刚才大家对“分配不公”的发言是义愤填膺、言辞激烈，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自己做起呢？我就不相信，我们现在那些已成官员的学者自己买不起车，老百姓上班坐自己出钱买的车，你为什么不可以呢？还有我们有些与权力接近的学者，你已经有几套住房了，为什么还要上级批地给你们单位盖廉价房呢？就说今天，我们马上就要散会去集体就餐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自掏腰包呢？

（2010年5月29日）

三、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人为用”？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改革使我们的社会公正、公平了许多，但还很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走”。如何“继续”？就是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地坚持“改革方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现在的问题是，对转变“发展方式”的解释，又是各种各样。按照我的理解，关键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是“社会发展方式”，要按照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用”转变为“以人为本”。
何谓“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本身的发展当目标，把物的发展当工具，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早已说过的“每个人的自由的发展”。“身分歧视”，能自由发展吗？具体一点讲，就是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要能生存，要能吃饱，要有个“窝”――有房子住；再就是要有精神生活，包括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要有民主权利，具体到农民工，就是要有起码的工资谈判权。
什么叫“以人为用”？我的解释，就是把物当目标，把人当工具，特别是把农民工当作低成本的工具，用于什么地方？用于GDP的一味增长,产能过剩了，环境污染了，还要增长！用于“中国制造”，国际上反你的倾销了，搞贸易保护了，还在制造！质言之，“以人为用”，就是“以物为本”，借用以前的老话，与“一切向钱看”，与“商品拜物教”差不多。
我有一个在职博士生，他应该属于那种衣食无忧、可以时不时陪人玩高尔夫球的中产阶级一类了，但他总是跟我说他忙，公司内外、家庭上下，内外交困，身体也感到有点吃不消了。有一次我问他：“你赚钱是为什么？”好在此人悟性高，他马上理解并回答说：“老师，您这一句话够我受用一辈子，应该是‘钱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钱服务’啊！”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小故事能否对我们理解转变发展方式有所启发？经济增长到了今天，为什么不转而想想“赚钱是为什么”这个“国”与“家”同理的问题？
解决“身分歧视”，我们现在最要做的什么？应该是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让城乡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现在一般消费品，除了房子等大宗的以外，大体上还是供求平衡的了，但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对于农民，可以说是没有。因此，要让人们活得有尊严，让农民过得有平等感，就要积极解决这方面的供给问题，要通过推进城镇化以使农民工变市民，要改善城乡结构，大发展最与民生有关的第三产业。
有人质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钱从哪里来？我看是很不难的，把公共权力约束起来就是了。别的不说，把防止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起来，把吃喝玩乐的公款消费限制起来，把依靠行政垄断的行业利润上缴出来，把大盖楼堂馆所的政府开支压缩下来，把追求GDP而重复建设的项目减少下来，你看有钱没有钱？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改革的推进，分配不公就会大大减少，收入差距就会大大缩小，基尼系数就会大大降低，人们对社会不公的“体感温度”就会降到适宜程度。问题只在于，“高谈阔论”要尽快化为“实际行动”，如果连一个财产公示问题都“前怕狼，后怕虎”，甚至连非常简单的公车消费问题都解决不了，还奢谈什么“调整分配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说到最后，我还要讲一句我们有些在座者不太喜欢听的话。讲起来，我们都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是高级别的官员、学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刚才大家对“分配不公”的发言是义愤填膺、言辞激烈，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自己做起呢？我就不相信，我们现在那些已成官员的学者自己买不起车，老百姓上班坐自己出钱买的车，你为什么不可以呢？还有我们有些与权力接近的学者，你已经有几套住房了，为什么还要上级批地给你们单位盖廉价房呢？就说今天，我们马上就要散会去集体就餐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自掏腰包呢？

（2010年5月29日）

为什么第三部分出不来？
怎么本网越来越难发帖了？

三、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人为用”？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改革使我们的社会公正、公平了许多，但还很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走”。如何“继续”？就是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地坚持“改革方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现在的问题是，对转变“发展方式”的解释，又是各种各样。按照我的理解，关键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是“社会发展方式”，要按照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用”转变为“以人为本”。
何谓“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本身的发展当目标，把物的发展当工具，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早已说过的“每个人的自由的发展”。“身分歧视”，能自由发展吗？具体一点讲，就是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要能生存，要能吃饱，要有个“窝”――有房子住；再就是要有精神生活，包括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要有民主权利，具体到农民工，就是要有起码的工资谈判权。
什么叫“以人为用”？我的解释，就是把物当目标，把人当工具，特别是把农民工当作低成本的工具，用于什么地方？用于GDP的一味增长,产能过剩了，环境污染了，还要增长！用于“中国制造”，国际上反你的倾销了，搞贸易保护了，还在制造！质言之，“以人为用”，就是“以物为本”，借用以前的老话，与“一切向钱看”，与“商品拜物教”差不多。
我有一个在职博士生，他应该属于那种衣食无忧、可以时不时陪人玩高尔夫球的中产阶级一类了，但他总是跟我说他忙，公司内外、家庭上下，内外交困，身体也感到有点吃不消了。有一次我问他：“你赚钱是为什么？”好在此人悟性高，他马上理解并回答说：“老师，您这一句话够我受用一辈子，应该是‘钱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钱服务’啊！”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小故事能否对我们理解转变发展方式有所启发？经济增长到了今天，为什么不转而想想“赚钱是为什么”这个“国”与“家”同理的问题？
解决“身分歧视”，我们现在最要做的什么？应该是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让城乡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现在一般消费品，除了房子等大宗的以外，大体上还是供求平衡的了，但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对于农民，可以说是没有。因此，要让人们活得有尊严，让农民过得有平等感，就要积极解决这方面的供给问题，要通过推进城镇化以使农民工变市民，要改善城乡结构，大发展最与民生有关的第三产业。
有人质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钱从哪里来？我看是很不难的，把公共权力约束起来就是了。别的不说，把防止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起来，把吃喝玩乐的公款消费限制起来，把依靠行政垄断的行业利润上缴出来，把大盖楼堂馆所的政府开支压缩下来，把追求GDP而重复建设的项目减少下来，你看有钱没有钱？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改革的推进，分配不公就会大大减少，收入差距就会大大缩小，基尼系数就会大大降低，人们对社会不公的“体感温度”就会降到适宜程度。问题只在于，“高谈阔论”要尽快化为“实际行动”，如果连一个财产公示问题都“前怕狼，后怕虎”，甚至连非常简单的公车消费问题都解决不了，还奢谈什么“调整分配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说到最后，我还要讲一句我们有些在座者不太喜欢听的话。讲起来，我们都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是高级别的官员、学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刚才大家对“分配不公”的发言是义愤填膺、言辞激烈，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自己做起呢？我就不相信，我们现在那些已成官员的学者自己买不起车，老百姓上班坐自己出钱买的车，你为什么不可以呢？还有我们有些与权力接近的学者，你已经有几套住房了，为什么还要上级批地给你们单位盖廉价房呢？就说今天，我们马上就要散会去集体就餐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自掏腰包呢？

（2010年5月29日）

廖先生区分开这两个概念很好，赞！

分配不公，其实是政治问题，不好解决也好解决；
收入差距，是真正的经济问题，好解决也不好解决。

今晨央视二套播一段国内吉林、上海、江苏、广州几个城市节能电动汽车一台补贴5万元-10万元不等，而还特别注明“为何独北京没有实施”，不用讨论我是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这一细节恰恰说明了分配不公是社会现象，是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是制度导致的一些地方优越感甚重，缺乏权利的制衡，必将导致“行政治国”。
再一点不公平也体现在补贴的程度上，欧盟发达国家队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力度一台车也不过5000欧元，且不说我们直接一步到位拨的费用高低，但是一台车的售价大约在16W左右，这个补贴幅度已经达到了31-62%，这个概念我们和家电下乡做个对比就能看出来了，家电下乡的比例仅为原本该补贴出口的那个14%，所以说，政策的制定也体现了不公平之处，如何平衡，恐怕在没有一个以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很难实现，毕竟话语权在少数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