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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引发了全球性灾难，也是对世界各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考验。铁一般的事实表明，中国在疫情大考中交出的答卷远远胜出了西方发达国家。这一出色表现使中国更加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制度优势”也随之成为国外媒体和学者讨论的话题。
实际上，早在疫情发生之前，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就已在诸多关键领域显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在很多重要领域实现了以大国工程为标志的重大突破，构成新时代中国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中国的5G技术正在领跑全球。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以波澜壮阔之势影响世界。新时代的中国实践和中国行动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然而，此时我们突然想问，中国理论在哪里？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往往令人失望，似乎只能从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找到中国理论。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中国学术的深思。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学术评价，尤其高校的学术评价只看刊物名称和论著数量，却不知这些论著提出了什么新思想，更不知做出了哪些贡献。论文篇幅看似越来越大，充斥复杂的模型和数据，但结论往往不会超过常识。大量研究实际上沦为空谈，经世致用的中国学术传统似乎在消逝。相信很多了解科研工作的人都感同身受。这是典型的学术版数字脱贫，试图用纸面数量来掩盖学术贫困。然而，问题总是会暴露。新时代无意中成了中国学术的一面镜子。
新时代是党的十九大对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一个新判断。新时代意味着什么？这是中华民族摆脱百年屈辱史，经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年后迎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这一路是如何走来的？显然，中国道路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与西方道路有本质的区别。中国道路是什么？这本来是中国学术界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国家也多次呼吁学术界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尤其要讲清楚中国近代史、建国七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内在逻辑。国家非常需要这样一种理论来更好指导实践，尤其是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一直被视为当今显学，经济学家也一直被寄予厚望。然而，经济学论著早已是铺天盖地，却讲不清楚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完善，这整个过程都是在艰辛的实践探索中实现的。而学术界对这一过程的理论贡献乏善可陈，没有形成真正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一旦论及中国发展模式似乎无话可说，充其量把官方话语体系进行百般装饰，甚至故作高深。最后，所谓鸿篇巨著还不及一纸官方文件讲的明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学术的脚步远远滞后于中国实践，没有及时对中国道路进行总结，未能提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理论。与中国道路的丰富实践和巨大成就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学术陷入极其贫困的境地。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界不努力，只是一些人太专注一些无关紧要的枝枝节节，很大程度回避了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的本质内容。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基本的研究方法似乎不对路。理论本应该从历史总结和实践经验中来，再用来指导新的实践。然而，很多学者论及中国道路或中国发展模式时，不谈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而是先摆出一套西方的某种理论侃侃而谈。中国发展模式显然不同于西方，中国学术研究应首先着眼于中国问题，通过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中国理论，而不是用外来理论来解构中国问题。试图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的确可以提出很多观点，也可以写出大量论著，但往往难以避免用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因而研究结论未必可靠。研究中国问题最基本的方法是实事求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与中国历史和中国实际无关的理论出发。否则，我们无法解决学术贫困问题。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论文和著作，只能一种数字脱贫而已。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路。不能讲清楚中国道路，首先是因为不知“来路”。不知“来路”，就不能提出中国理论，也就无法把握“出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早已指明了出路，新时代民族复兴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然而，在面对新时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时，学术界似乎有些麻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发展理念、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反映新时代中国道路新实践和新进展的中国话语，但学术界对这些话语讲不出个所以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学者惯性地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来解读这些中国话语，结果适得其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例，很多人想当然地将其理解为西方供给学派的一个概念。对此，国家最高领导亲自出面进行了驳斥。没有比这种情况更令中国学术界尴尬的了。
这种尴尬局面绝非偶然。中国在实践领域始终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立性，因而反映中国道路的学术话语在本质上不可能与西方接轨。然而，中国学术一定程度上在接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倾向中与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分道扬镳。或者说，中国制度优势正在被中国实践证明的时候，中国学术却在远离中国实践。因此，发表的论著尽管越来越多，但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基本都成了空谈。这个问题不应回避，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公开呼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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