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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是一个与气候变化相联系的范畴，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正式概念的提出，则源于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此后，在巴厘路线图中被进一步肯定。但是，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对其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将低碳经济与经济拯救联系起来，发达国家纷纷部署和实施“低碳经济”战略，从而使低碳经济在全球范围得到广泛关注。迄今为止，关于“低碳经济”的解读是比较纷杂，对其本质也缺乏统一认识。不同国家、不同组织、不同的人，都从自身所处的位置并基于自身目的进行“为我所用”的理解，理论界也从不同的学科对其进行理论诠释。笔者认为，低碳经济经属于经济范畴，但本质上讲，低碳经济首先是一个技术创新问题，其次才是一个经济问题，最终应归属为政治问题。
（一）低碳经济是一个技术创新问题。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通过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以及由此而致的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创新以及人类消费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有效控制碳排放，防止气候变暖，促进和保持全球生态平衡。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人类要控制和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主要途径有四：一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二是发展碳捕捉和封存技术，将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捕捉并封存起来；三是发展清洁能源，增加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四是植树造林。就目前而言，这四条途径都存在着明显的技术瓶颈。首先，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就必须寻找到新的工业生产加工方法，如新的水泥生产方法、新的钢铁生产方法，以及新的汽车驱动途径和新的存储技术，也必须在建筑领域和交通领域寻找到新的节能减排技术。 目前，一般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内在动力进行传统技术的创新变革。特别是，既有利益集团为保护自身利益，通常会阻止一些创新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使其产业发展绕过高耗能而建基于低耗能、低排放技术，像发达国家那样致力于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绝对是天方夜谭。其次，大力开发和推广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燃油等可再生能源，尽管符合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方向，但这些貌似取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通常会受到季节、天气变化等自然条件的影响，难以稳定获取，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把用风力、太阳能等发的电储存起来。但是，短期内大规模储能技术难以成熟。而且，现有的技术将使得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十年乃至五十年内不具备商业竞争优势。第三，对于碳捕捉和封存，其广泛应用也面临相当大的技术和资金障碍。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巨大的成本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修建数千个碳捕捉厂、数十万公里长的管道把碳排放储存于地下的巨大困难。第四，植树造林看上去是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简单易行办法，但是，制约造林面积增加的最大因素是水资源的短缺，如何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目前还缺乏技术支撑。
由此可见，发展低碳经济首先必须在技术上实现突破和创新。没有技术创新，低碳经济不过是人类的一个“美好幻想”而已。
（二）低碳经济是一个经济问题。低碳经济尽管在逻辑起点上属于一个技术问题，但它是关于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函数集合，是一种相对于高碳时代的、低碳能源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本质上就是要调整传统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质量，而不仅仅是物质的丰裕，更不是GDP的增长。
笔者认为，造成气候问题，导致地球温室效应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传统的带病运行的成本外化工业化模式则难辞其咎。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仅仅依靠技术力量，低碳经济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也不会走得太远。
但是，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一个可预见的未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大多数国家难以跨越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而传统的工业化产业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低排放或无排放的诸如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比如，钢铁生产中一个电机至少是几十万千瓦，而一个风机提供的能源远远不够，而且风机是间歇性的，太阳能更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能源，尽管它的成本相对较低。现有的消费模式难以短期内得到改变。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乃至小岛国家和贫穷国家，消费模式基本上是趋同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消费者都追求和向往高碳生活，空调匹量越大越好，汽车排量越大越好。在发达国家不放弃高消费、发展中国家追求高消费的消费心态和消费模式下，世界不可能由高碳经济走向低碳经济。
（三）低碳经济是一个关于国际政治话语权重组争夺的问题。从历史的逻辑看，低碳经济是“碳政治”的演进和合法化。“碳政治”发端于一套环保理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环境政治，它与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青年造反运动密切相关。这场起源于欧洲的青年造反运动引发了欧洲后来的各种社会运动，如女权主义运动、反核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环保运动等。其中，环保运动进入欧洲政治的主流。随着欧盟的建立，环境政治加速兴起，进而为欧洲的“后现代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话语建构，并建立起相对于美国以及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其实，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局部问题。因为，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各种生态环境变化，既可能是气候变暖问题，也可能是气候变冷或时冷时热所造成或即将造成的各种问题，更包括范围更加广泛的诸如河流、湖泊、山脉、植物、动物种群、城市居住条件恶化、工业生产污染等一系列关乎人类日常生存的基本问题。因此，欧洲的环境政治最初只能局限于欧盟，难以成为全球政治。可是，欧洲为了推行其“世界主义”，将环境问题政治化、全球化，就必须在环境问题上建构出属于全人类共同关心的“公共”问题。因此，全球环境政治就不能选择河流污染、土地污染问题，而只能选择“气候问题”作为全球环境政治的话题。
欧洲人正是利用人们对科学的信仰，精心建构了一套科学话语和政治话语。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成为“碳政治”的核心内容。不过，作为一种理念、一种话语、一种技术，要变成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治或经济收益，就必须上升到法律层面，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因此，在科学话语建构基础上，欧盟进一步推动这套科学话语进入国际公共空间，并通过协商谈判机制来制定国际法，导致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公约确立了解决问题采取的“公平原则”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而有效地将所有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在长达四十年的全球气候谈判中，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握着气候与环保的国际话语权。但是，这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只说不练”，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履行技术和金钱上的承诺。相反，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表面上，低碳经济是基于对全球气候变暖危及全人类生存的道德关怀，实质上，它是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对全球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背后隐含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碳”这种物质经过法律建构以后，具有引发金融扩张甚至金融革命的潜力。这种潜力的最大获利者，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处于制定交易规则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属于那些能够娴熟掌握交易工具的发达国家的商家。鉴于低碳经济问题属于全球的公共经济问题，其实施却有赖于追求本国私利最大化的各国主体。所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商谈判在理论上是无法成功的，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形成一致性原则即为佐证，相关的争论分歧和政治博弈未来还将继续下去。
二、对国际碳金融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
经济决定金融，低碳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国际金融业发生结构性革命，由传统金融走向碳金融。
从理论上讲，碳金融是指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既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也包括银行的绿色信贷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中介活动。碳金融发展的基础是全球碳交易市场，该市场由两个交易系统组成：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在欧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英国等排放交易市场创造的碳排放许可权；另一种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以及其他减排义务获得的减排信用交易额。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碳交易规模显著增长。2005年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交易总额为100亿美元，到2008年已经达到126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2008—2012年每年的市场规模至少达600亿美元，201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而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
碳金融交易之所以成长如此迅速，主要源于碳金融的以下功能：一是减排的成本收益转化功能。在碳交易机制下；碳排放权具有商品属性，随着碳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碳货币化程度的提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积极有效的碳资产管理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碳成本向碳收益转化的有效手段。二是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功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能源链差异很大，对减排目标约束的适应能力也不同。项目融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等融资方式具有动员金融资源、促进可持续能源发展的能力，有利于改变能源消费，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惯性，使能源链从高碳环节向低碳环节转移。三是气候风险管理和转移功能。能源产业利用天气期权等天气衍生品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农业则通过天气指数及相关的保险产品，把天气风险转嫁给有风险吸纳能力的交易者。巨灾债券则发挥了资本市场对灾害损失的经济补偿和转移分担功能，使风险从保险业向资本市场转移。四是国际贸易投资促进功能。碳交易特别是清洁发展机制在降低发达国家减排成本的同时，促进减排的资金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为国际贸易投资和技术转移提供了便利。
尽管近年碳金融交易规模增长迅速，但目前碳金融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给碳金融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一是市场分割问题。目前，国际碳交易绝大多数集中在国家或区域（欧盟）内部，统一的国际市场尚未形成。 目前，从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场多种多样，既有场外交易机制，也有众多的交易所；既有政府管制产生的市场，也有参加者自发形成的市场。这些市场大都以国家和地区为基础，在市场制度安排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市场之间难以进行直接的跨市场交易，国际碳金融市场处于高度分割状态，市场效率还比较低。二是巨大的政策风险问题。一方面，国际公约的延续性问题产生了市场未来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京都议定书》的实施仅涵盖2008—2012年，各国对其有关规定仍存在广泛争议，目前实施的各项制度在2012年以后是否延续尚不得而知，这种不确定性对形成统一的国际碳金融市场产生最大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减排认证的相关政策风险也可能阻碍市场发展。在原始减排单位的交易中，交付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而在所有导致交付风险的因素中，政策风险最为突出。因为，核证减排单位的发放是由专门的监管部门按照既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认证，即使项目获得成功，其能否通过认证而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仍具有不确定性。从既有的经验看，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意图的变化，有关认证的标准和程序也在变化之中。而且，由于项目交易涉及到不同国家，要受到东道国法律的限制，所以，碳金融交易市场发展面临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是非常巨大的。这些风险是市场交易主体所难以控制的。三是交易成本问题。国际碳金融交易市场的交易成本巨大，主要源于基于项目的交易涉及到跨国项目的报批和技术认证问题，监管部门要求制定运营机构来负责项目的注册和实际排放量的核实，所涉及的费用高昂。此外，对于市场上的中介机构还缺乏有效的监管，一些中介机构在材料准备和核查中存在道德风险，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四是知识短缺问题。国际上大多数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对碳金融业务的利润空间、运作模式、风险管理、操作方法以及项目开发、审批等缺乏应有的知识存量，有关碳金融业务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才也非常短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对发展碳金融交易业务缺乏内在动力，这对碳金融的发展会造成一定抑制作用。
尽管碳金融的发展面临上述约束，尽管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解决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问题，资金技术援助安排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减排问题。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合作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从对减排问题的态度看，全球主要经济体逐渐趋于一致。中国的公开减排承诺积极推动了全球减排共识的进程。中国于2009年11月26日公布了本国的减排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后，2009年12月3日，印度环境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向国会提交印度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承诺到2020年该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4%。笔者坚信，随着全球大多数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逐渐趋于一致，以及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国际碳金融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碳金融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三、关于我国低碳经济与碳金融发展的建议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渐探索出自己的经济模式并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通过对环境的掠夺和高强度的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在“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国际共识初步达成的背景下，作为世界上的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二氧化硫排放国、煤炭消费国和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方面，在国际分工格局中，中国是世界工厂，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高，第三产业不发达，经济结构明显偏“重”；在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大。煤炭、石油占比超过90%，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仅占9%。另一方面，中国在新能源技术、能效技术、碳汇技术等低碳技术领域创新水平总体上还比较弱，而且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推行低碳经济，我们也面临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但是，应当看到，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推动低碳经济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一是强大的国有部门是政府推行政策的强有力工具。一旦中央政府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意志确定下来，国有部门就会成为执行国家意志的直接手段。二是国家对经济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和金融工具，控制和影响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社会层面也积聚了足够的环保压力来促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国家意志、政治干预能力和社会压力的合力，必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有人断言，在未来世界经济领域，谁控制了低碳经济，谁就可以主导新的世界经济增长，可以主导国际发展话语权和国际社会的领导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不能仅仅在国际层面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发挥更大影响力，扩展国家利益空间，提高话语权，增强软实力。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重心必须定位于技术创新
近年来，国家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基础，高度重视新能源产业发展，创新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煤技术和核能技术，大力推进节能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应用。在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特别注重战略性长远规划，如在能源领域，选择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作为未来发展重点；在交通领域，选择电动汽车作为发展重点；在信息领域，确定智能电网和相关技术作为发展重点；在制造业领域，突出节能减排各方面的设计。尽管如此，已有的政策措施还没有真正建立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基础之上，大多数措施还仅仅是停留在会议文件之中。以本次全球危机为例，这次危机尽管表现在金融领域，但实质上却是科技基础丧失的经济危机。危机后，全球都在寻找新的科技基础。但是，中国在应对危机的一揽子方案中，政策措施的重心未能定位于技术创新，更没有定位于产业升级。在世界各国开始寻找新的科技基础的背景下，面对新技术革命，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致力于技术创新，致力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致力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笔者建议，在技术创新方面，一方面要强化国内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自主创新，政府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分散进行科技攻关的整合力度，形成科技攻关的合力。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在政策上支持国际间技术的合作和转让。尽管国际公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但在技术转让方面，发达国家没有履行责任的约束。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会把责任都推给企业，由企业去协商技术转让。我们认为，在投资环境友好型技术等方面，没有政府支持，技术合作和转让都是不可能的。
（二）碳金融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资本市场创新
首先，通过建立统一的交易平台和交易机制来逐步统一国内的碳交易市场。近年来，适应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重庆排污权交易所和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等交易机构先后成立，广东、江苏等地也在加紧筹备成立碳排放交易所。与欧美国家的碳交易市场相比，我国碳交易市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建议由政府出面组织建立一个和证券交易所、商品期货交易所、金融期货交易所相类似的碳排放交易所，以整合各种资源信息.通过金融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调整不同经济主体利益，鼓励和引导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效分配和使用国家环。境资源，落实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其次，证监会应该在不降低上市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为低碳企业建立公开发行和上市的“绿色通道”，尽快提高低碳概念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比重。此外，建议编制能够覆盖沪深两市低碳概念上市公司的“低碳企业指数”，既反映低碳产业的景气程度和与低碳产业相关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反映投资者对低碳企业的投资预期和对低碳产业发展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为研究和设计低碳金融产品如低碳ETF、低碳指数基金等提供条件。
再次，积极推进衍生品市场创新。在全球通胀格局下，我国实体经济需要通过基础衍生产品来对冲持有的原料、库存、股权、债券及外汇等商品的敞口风险。同时，虽然哥本哈根最终只取得原则性协议，并未确定总体的碳排放额分配，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旦各国的碳减排任务明确，碳排放将成为稀缺资源而大幅升值，我国是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需要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拥有话语权，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加大碳排放交易产品的金融创新力度，加快包括环保期货、期权和互换合约的创新步伐，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碳排放额度及信用产品，提升我国低碳市场的运作效率和低碳产业的风险管理能力。
作者：葛兆强 来源：《经济要参》2010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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