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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前些时候，收到了河对面商学院一位同学的邮件，针对《我看海归众生相》这篇博文发了一些感慨。大致意思是，大多当代中国青年眼前的现实版纠结是生活压力和精神层面之间的博弈，在为房为车讨生活的角逐中，不计代价的爱国情怀也许只能属于少数人，也就是我文章里提到的“中国心”海归。信末，这名同学希望肯尼迪政府学院能多一些这样的热血同胞。
其实，象我文章里提到的，爱国情怀只要是正常的中国人都会有，偶尔把自己感动得满含热泪的情形应该也不鲜见。在金戈铁马的年代，区分一个人的爱国程度似乎很容易，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冲锋陷阵的架势或许会是一种代表性形象。在如今的和平时代，爱国两个字可被诠释的方式自然会多样化，也容易流于表面和被利用。不过，不变的永远是底线，那就是爱国是讲代价的。
从这个角度说，从事什么行业并不能成为衡量一个人爱国程度的标杆，我自然也不认为肯尼迪学院的中国学生就会比商学院的同胞会更具爱国情怀，只不过学校的专业标签往往会给人某种期望甚至错觉而已。实际上，很多时候我倒觉得商学院的学生更放松一些，因为在商言商的明确性而不会把爱国和个人利益的追求轻易掺和在一起。
上周在北京，路过住处附近的书摊时，偶然看到了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本在我少年时代曾经风靡中国的书。我后来还近距离接触过柏杨本人，当时心中最强烈的问号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敢讲几句真话的人会锒铛入狱，以及为何中国不能多一些这样敢于自我批评和否定的知识精英？要知道在他之前，一名日本人写了《丑陋的日本人》也只是丢了官，而两位美国作家撰写的《丑陋的美国人》则换来了自己人的一片叫好。
回头再看柏杨先生的书，虽然已经不能全部认同他的观点，但始终认为斯人斯作代表了和平时代的一种爱国方式，而显然这是一种有代价的方式，和当前不少国人动辄闻过则怒的虚架子形成了鲜明对比。柏杨认为，不少中国人不会独立思考，不敢特立独行，而且长期以来考虑问题不问是非，只看利害，不问对错，只看立场。在爱国的问题上，按照他的说法，中国人并非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他们依然会思考，只是不会超过自己眼前三寸利害范围之外去思考而已。
相信我们周遭都不乏这样的人，在领导和公众面前嘴上摸油，摆出十足的爱国态势，但仔细想来，他们除了如花的言语之外，＂爱国＂的成本几乎为零，个人所能得到的好处往往是其＂爱国＂表象的根本目的。最可悲的是，其中一些人这样的话说多了，这样的架势摆足了，渐渐地给了自己足够的心理暗示，而且因为不必担心有随时滚钉板下油锅的考验，也就当真以为自己升华成了纯粹的爱国者。
我认识一个某名校的研究生，11年前在中国驻前南使馆被炸后，义愤填膺地参与了砸烧美驻华使馆的大型抗议活动，这之后不久为了另一个目的再赴使馆，顺利获得了赴美留学签证。一次我们一块儿喝酒，他兴致勃勃地提起此事。我顺口问他，当时敢不敢自个儿去单挑美国使馆以示不忿。闻听此言，小伙子一咧嘴乐了，回答说：“哥们儿，不是敢不敢的问题，那不傻吗？代价忒大了点儿吧，我当时随大流还想蒙着脸呢！”
归根结底，爱国是一种付出，而不是索取，更非视眼前利益重于一切的盘算。中国向来盛产说顺风话的骑墙派，但结构性缺失的是一种闻过则喜和勇于自省的精神。在和平时期，既然大家不能通过诸如“给你一支枪，送君上战场”这样简单的行为来测试一个人的爱国温度，我们尤其需要学会识别和警惕身边那些口头爱国派，那些纯粹为了个人利益而做此标榜的国人，他们没有成本的漂亮话其实是当代中国继续向前走相当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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