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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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如何着陆中经网(www.cei.gov.cn)　2005-01-04　17:31　　所有的数据似乎表明中国已经达到所预期的软着陆，并且没有付出增加利率或调 整汇率的代价。但中国经济远没有“软着陆派”所说的乐观。 　　第一篇： 　　中国经济的初步“处方”是，第一步，人民币需要选择一个中等幅度的升值，并 扩大其浮动范围，从单边盯住美元转向盯住美元、欧元和日元组成的一揽子货币；第 二步，在中国强化其国内金融体系，能够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以后，选择有管理的浮动 汇率制度。 　　中国经济如何着陆 　　文｜Ｍｏｒｒｉｓ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ＩＩＥ国际经济协会资深研究员）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ＩＩＥ国际经济协会资深研究员）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展望很久没有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了。财经类媒体对此的看法可 基本分成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针对抑制过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上 ，中国政府最近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还是有效的，中国经济正走向“软着路”的轨道。 他们认为此次中国软着陆的特色是，经济发展速度逐渐从９％乣１０％放缓到８％， 中国就业机会会有所下降，但还不至于低到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构成威胁的程度。 另一方面，持硬着陆观点的人认为：由于中国没能有效收紧过速增长的投资和贷款， 政府将会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一些强硬措施。最后，“无着陆”派认为，中国针对放缓 发展速度的政策其实是被误导了，因为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并 没有增长过快。根据这种观点，中国不过是在更长远发展的前期阶段。 　　很明显，大多数人看好“软着路”派的观点，从这一观点看来，货币流通额和银 行贷款的发展速度从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第一季度的危险速度中明显减慢了下来 。到２００４年９月为止，流通中货币和银行贷款量的增加速度已经从２００３年中 的高峰期的２０％回降到了１４％。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４年报显示：ＧＤＰ增长速度 也从２００４年第一季度的９．８％，第二季度的９．６％，回落到了第三季度的９ ．１％。很多观察家由此得出结论：这预示着中国经济政策的“软着路”。不仅如此 ，中国已经达到所预期的软着陆，并且，中国也并没有付出增加利率或调整汇率的代 价，而是以央行贷款控制，开辟新的投资项目等政策调控。 　　但中国经济远没有“软着陆派”所说的那么乐观。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是：中国 过去２０年里的发展应该说是一种逐渐放慢的“长期着陆”。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核心 是政策的发展跟不上过速增长的投资热。在针对这股投资热潮进行政策调整期间，经 济增长很可能会降低到４％乣５％，并且增长速度的减缓将会出现在今后很长一段时 间内，可能会比“硬着陆”政策预期的更缓慢，但它的优点是不会引起太多、太严重 的长期负面作用。 　　从政策角度看，我们仍然怀疑，中国是否能继续依靠中央行政控制来继续保持当 前的发展速度，管理当前的经济成分？相反，经济手段，诸如汇率和利率的调整政策 ，才应该是宏观管理和对外贸易平衡上的一剂强心针。 　　早期投资热潮的经验总结 　　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中国的资本投资占去了ＧＤＰ４２％的份额，几乎和上个 投资潮在１９９３年高峰期间的数字一样。每月统计的投资数据显示，在２００３年 开始的９个月里，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增长比ＧＤＰ的增长更快。在１９７９年到１ ９９１年期间，虽然投资比率一度超过３６％，达到３８％的水平，但都最终都回落 到了３０％左右。在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０年期间，虽然高点和谷底的数字都较前一 时期略有增加，但我们基本看到了相同的走势。中国在现行的经济周期中采取了尽早 干预的政策。这次，他们在５帄６个季度的财政超额增长后，当消费类通货膨胀指数 还只有３％乣４％，就采取了限制政策。而上个周期的１１至１２个季度里，由于没 有尽早控制，通胀指标则高达２０％。这暗含了在过去的２５年里，没有任何类似发 展经验能说明，投资额在ＧＤＰ中高达３８％乣４０％的比重能够长期维持中国经济 高速增长。 　　一个中期的投资增长下滑不一定预示着经济也在下滑。个人消费，政府消费和净 出口的增长可以补偿投资额度的下滑。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中国Ｇ ＤＰ的成分，金融投资和个人消费的占比总额超过了９０％，远远超过了政府消费和 出口净额。飞速增长的个人消费有足够的潜在力来补偿缓慢增长的投资增长，并维持 稳定的ＧＤＰ增长速度。 　　在房产投资逐渐放缓的情况下，要维持ＧＤＰ增长在７％左右的水平，就要求能 维持一个高的房产消费增长。 　　对此，专家普遍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会引起很多别的方面的问题。韩国政府曾经 企图依靠刺激信用消费来鼓励房产消费，结果伴随着家庭债务的失控、最低信用付款 的增加，和信用卡公司的破产等诸多问题而宣告失败。 　　中国房产投资在过去的６年内（１９９７年乣２００３年）连续保持的快速增长 势头，似乎预示着在接下去的几年内，对房地产的发展走势，向下的可能性更大些。 简而言之，持续的都市化和工业化是不太可能使投资的增长比率比前一个周期有显著 提高。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还在不断进行，但资 产投资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会减少，并且这种减少会导致ＧＤＰ在今后几 年里的下滑。 　　出口净利在ＧＤＰ中比重最小，但在上个周期中，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收入在１９ ９３年到１９９７年间，跳升了６个百分点。为整个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 用。同样，在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口增长速度比出口增长速度更慢的情况下， 出口被加强。如果中国的出口收入攀升的太快，世界其他国家毫无疑问将给中国进出 口政策调整带来很大的压力。特别是这一经济周期的起点是贸易顺差，而非１９９３ 年的贸易逆差。 　　另外，针对投资效率问题的分析也让我们相信，对中国来说，可承受的投资发展 速度应该是比现在的水平要低。ＢａｒｒｙＢｏｓｗｏｒｔｈ基于对资本／产出比率 计算出了可承受的投资发展速度和未来ＧＤＰ可能发展速度之间的相关性。他得出结 论，中国的投资比率应该维持在３０％乣３５％的水平，远远低于现在的水平。最后 ，无论是２００３年的银行信贷行为，还是在水泥、钢铁、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过剩 ，都反映出了在投资比率发展高达４２％时，银行结构改革的必要。中国人民银行就 曾明确认为在钢材、铝和水泥等容易引起资本过剩和低收益率的项目上是“盲目发展 并重复建设”。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投资比率在今后一段时间将会显著降低。 　　这也预示着，今后几年内的产业投资发展速度将会远低于ＧＤＰ的增长速度。虽 然，其他消费成分能补偿一部分这方面的下滑，但也不足以让中国的ＧＤＰ再保持在 如今９％的发展速度了。 　　借贷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的危险 　　对中国中期经济的展望能更清楚地说明，为什么短期数据对经济冷却的显示并不 值得沾沾自喜，也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在短期能起到作用的经济杠杆在长期就失去了作 用。比如银行贷款额的增长，从２００３年中期就成为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的心头大 患。在经过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１年期间稳定增加到１２０００亿后，２００２年银 行的对外贷款跃升到了１９０００亿元人民币，主要是第四季度的贷款增长。２００ ３年这个数字又膨胀到了３万亿元。这使得银行贷款／ＧＤＰ比率一直维持在超过２ ５％的水平。２００３年是一个能在未来引起巨大财政损失的银行信贷爆炸年。在上 一次经济过热时期，近４０％的银行新增贷款变为了坏账。如果在２００２年到２０ ０４年期间的１／３新增贷款会遭遇同样的命运，那么银行损失将高达人民币１８０ ００亿元的，约占ＧＤＰ１５％的份额。 　　除了数据显示银行信贷失去控制，中国降低了对国内财政贷款的关注。２００４ 年的财政贷款总量比２００３年的低了６个百分点，达到了２６０００亿。整个２０ ０４年的９月，国内财政贷款新增量为６７００亿人民币，比２００３年同期的略低 。虽然２００４年的贷款增长比率明显比２００３年收缩，但２００４年国内的财经 贷款量还是会成为有史以来的高点。要通过调整贷款来控制投资份额的增加，政府还 需要更多时间。虽然政府希望能分散减少投资比率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浪费大量投 资资源是在所难免的。 　　当经济增长过速板块，比如钢铁、金属铝、水泥、汽车和房产市场，已经逐渐把 发展脚步放缓了，但这也不说明不会引起其他类问题。我们在美国网络发展泡沫的教 训中能看到，减缓发展并不能消除现有的资本过剩。要消除资本过剩问题，不仅需要 时间，并且需要在未来的几年内能迅速降低投资数量。拿汽车行业为例，汽车销售增 长在６月和７月都在以单数字增长，整个９月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低了４个百分点。但 是据说，通用和大众汽车公司却在计划，到２００７年把他们的生产容量扩张到３０ ０万辆，比２００３年的整个市场需求量要高出５０％。宝马、奔驰、本田、尼桑、 丰田和一些国内的汽车生产厂家也同样在各自增加他们的生产容量。如果没有需求的 显著提高，这个行业将会很快出现生产过剩的局面，并且使得每个生产厂商都无利可 图。类似情况也出现在钢铁产业，目前在加工的钢材设备数量就达到了一亿五千万吨 ，相当于去年整个生产容量的一半。 　　类似的，这种持续的对宏观调控的依赖将随时间的变化而产生强大的抵抗力，从 而导致对这种调控的削弱。省级政府部门抱怨说，信贷限制让他们失去了不少好的投 资机会，而且因此限制了他们的发展速度，并减少了很多就业机会。负的实际存款利 率导致资金不能正常回流到银行系统，而且还流向了非正规的信贷市场。另一方面， 如果中央宣布已经有效抑制了过快经济增长，放松中央控制，那么，经济发展速度很 快就会再次升高。而且，行政控制对中国外贸不平衡问题没有任何正面作用。事实上 ，为控制经济增长过热，国家同样会限制进口增长，造成贸易顺差的加剧。 　　利率和汇率问题 　　中央行政控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它无法解决另外两个经济关键问题， 那就是过低的利率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面临重估问题。 　　２００４年的消费类通货膨胀依然在上升，超过了５％。对企业的物价通胀率则 更高，超过９％。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利率提高之前，中央银行的标准贷款利率提高 到了５．３％，所以实际利率是个负值（实际利率约等于标准利率－通货膨胀比率） ，而且高达４％。 　　一个负的银行利率代表的是高的贷款需求，这驱动了中央采取一定措施，控制贷 款需求的继续增长。高的通胀比率以及相对低的存款利率也对维持健康增长的银行存 款业务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因为标准的存款年利率只有１．９８％，而事实上，存款 者的存款利率是一个不断加大的负值。这使得银行存款增长比率在２００４年９月之 前的７个月内持续下降。存款增长的减缓反映出的不仅是零散资金转移到非正规的金 融市场，而且加剧了房地产业的投资，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一再飙升，前两年的房地产 价格的增长比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字。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中央银行小额调整了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但这一举动对冷 却目前经济发展的意义并不大，除非在此之后，还有利率调整，或者通货膨胀能够大 幅下降。这一利率调整代表的是国家试图利用中央控制手段和经济手段来降低贷款需 求。但是只有２７个基本点的贷款和存款利率调整，依然使得实际的利率低于去年的 水平。 　　另外，人民币升值压力使得提高利率和控制多余银行贷款变得意义不大。从２０ ０２年的早期开始，到２００４年夏末，以人民币进行的交易实际上贬值达到８％。 ２００３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值占ＧＤＰ的３％左右。国际上人民币升值引发了大量 股份资本和未经记录的资本进入，外汇储备量上升到了１６２０亿美元的惊人数量， ＧＤＰ占比量达到１１％的水平。这使得中国金融部门对过高银行贷款的控制难上加 难。 　　２００４年的前四个月里，过热的经济发展开始使得贸易原有的平衡变为了赤字 。但随着中国放缓经济增长政策的实施，从５月到９月，开始出现了每月的贸易顺差 ，并且顺差量在不断扩大。对２００４年的假设性的预测是，今年可能出现占ＧＤＰ 两个百分点的小额的贸易顺差。而且，商品及服务类贸易顺差的数额有可能会小于２ ００３年。但资本类项目顺差增长飞快。在２００４年上半年，有记录的投资资金比 ２００３年同期增加了近５０％。 　　从促进对全球收支不平衡进行调整，特别是针对美国依然在快速增长的巨额财政 赤字进行调整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升值——作为亚洲经济体的货币升值的催化剂— —还是有必要的。事实上，对２００４年及今后数年的美国财政赤字的预期将会比６ 到９个月前更加严重。综合考虑，人民币可能的升值幅度在１５％左右，比一年前预 期的数字要低。 　　从中期发展角度看，中国经济需要逐渐移向更加灵活的外汇政策，来获得更多的 金融政策的独立性。例如，如果中国增加利率而保持汇率不变，依然保持紧跟美元的 汇率政策，高额的利率差异将会导致中国固定资产被国外资本吸纳，并阻碍中国货币 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上述所有原因中，包括长期放慢的贷款、投资量和全国经济的膨胀，降低贸易引 起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建立一个更大独立性的国内货币政策。我们为中国经济找到的 初步“处方”是，中国应该选择为一项两步走货币政策改革。第一步，人民币需要选 择一个中等幅度（１５－２５％）的升值，并扩大其浮动范围（５％７％），从单边 盯住美元转向盯住美元、欧元和日元组成的一揽子货币；第二步，在中国强化其国内 金融体系、能够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以后，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综合来讲，我们并不是认为最近中国经济放缓的初级信号不好，也不认为中国实 施的一系列行政调控策略难以生效。同样，我们也无法估算出一个精确的中国负担以 内的投资发展比率，以及一旦投资比重开始下降可能引起的一系列联动反应。但是， 看起来目前这种投资高潮远未到结束之机，因而现在就宣称软着陆尚为时过早，一个 长期着陆看来是最可能的结果。 　　第二篇： 　　又一个美好一年 　　文｜素帕猜 　　关于全球贸易，我的感觉是，２００４年我们看到的快速扩张速度２００５年必 定会略微降低。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因素：全球存在的政治怀疑情绪没有完全消除，以 及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正在上升。所以，一些预测是，２００５年全球贸易难 以取得２００４年这种空前的增长率。但是，形势仍然是相当良好和相当有利的，我 们绝不会重新退回到２００１年时的那种低于８％增长的时期。 　　目前形势仍然良好，主要是由于亚洲的强劲动力，以及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的 增长。因为自从前年（２００３年）商品价格上升，非洲的经济表现比以前好了很多 ，而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现在也开始能以有效的法律方式处理坏账问题。因此，可以 看到，确实存在着保持全球贸易增长水平的动力。 　　当然，我们面临着其他抵抗这种增长的因素，比如，通货膨胀因素，但我确实看 到，有了２００４年７月一揽子方案（多哈发展议程）这样的推动，我们毫无疑问会 在香港举办一次成功的会议（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ＷＴＯ成员国部长级会议）。至于会 议将如何成功、我们能取得多大进展，真的是要取决于全世界从现在开始所采取的行 动。 　　但是，我们要看看在香港我们能前进多少。我不敢说，到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问 题，我只希望，２００５年我们能够避免一些对抗和争论。当然，一些争论会被带到 香港，对此你无法完全避免，但各成员国应该足够明白从而避免公开的争论，相互妥 协，以利用我们现有的谈判来解决争吵问题。在一些关键的领域里，目前也还存在着 争论，而这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谈判来解决的。 　　２００４年，是全球经济美妙的一年，我认为，２００５将会成为又一个美好的 一年。对于２００５年，我没有看到会存在非常干扰，我们会沿着现在的方向继续前 进。第三篇： 　　必须建立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司法审查和宪法审查制度，当公权与私权发 生剧烈碰撞时，对于被碰撞的私权，必须有一定的救济规范。 　　私权保护有“度” 　　文｜江平（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 　　２００４年已经过去。回顾这一年的法治进程与状况，我们看到的是公权和私权 的激烈碰撞。而这一现象在２００５年仍将继续，也许会缓和一些，也许更加剧烈，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好公权和私权的关系。 　　法律好比一条绳子，一端系的是公权力，另一端系的是私权利。公权和公权会发 生碰撞，但在党的领导下，碰撞不会严重到威胁国家危机和分裂地步。私权和私权每 日每时都在碰撞，但只要有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和制度，它会在法治轨道内得以解决 。公权和私权也时常发生碰撞，但二者不属于同一重量级。公权力是强大无比的，再 强大的私权也无力抵抗，以私权对抗公权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 要对公权和私权发生碰撞时如何约束公权、保护私权作出法律规定，甚至宪法保护。 在公权面前，私权是弱者，法律应当在强弱悬殊本已失去平衡的弱者一端，加大它的 砝码。 　　当今世界的经济，即使是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也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市场这 只无形的手最大的特点是会造成无序，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最大的特点是会造成有序 。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就是私权，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就是公权。无序和有序又是相对的 ：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它终究不能违背市场自身的规律和秩序；有序中又包含着无序 ，决策者意志中的“有序”也许恰恰就是无序。 　　私权是基础 　　２００４年由于经济过热而进行的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加强，项目的个别审批、 经济秩序的整顿乃至地方政绩工程都引发了公权和私权的剧烈冲突。改革越深入，社 会矛盾越显现，公权和私权发生冲突的几率就越大，碰撞就会越激烈。因此，对公权 和私权的冲突碰撞不必大惊小怪，但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加以分析、处理。 　　首先，在市场经济中私权是基础。只有私权得到充分维护，才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主体当然是以其利益为驱动的，利益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权利，就是私 权。只要是合法取得的权利就应当得到全面的保障，不仅不能受私权的侵犯，也不能 受公权的侵犯。一个取得合法营业资格的企业，一个合法取得的民事权利，是不得被 一纸文件、一个批示任意剥夺的。 　　从市场行为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承认，市场主体自己的意志安排是第一位的； 当事人自己的意志难以安排，或是不应由当事人自己安排的也应由社会力量尽量去解 决；只有当当事人自己的力量和社会力量不能解决时才由政府去审批，动用国家强制 力（公权）。这在我国行政许可法的立法思考中已有表述。 　　可见，市场经济是由三种力来支配和推动的：私力、社会力和公力。市场经济发 育尚不健全时往往是以公力为主，私力为辅，社会力尤显弱。而市场经发育健全时应 当是以私力为主、社会力辅之，公力在不得已时，最关键时行之。公权之所以和私权 发生激烈碰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权（政府行政权力）干预过多造成的，有时是不 得已的，而有时却是不必要的。 　　从合理性来看，公权和私权哪个更合理？有人认为私权只代表私人利益，而公权 是代表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合理性远远高于私人利益，因此公权应当高于私权， 优先于私权。其实，这种看法也不全面，确实公权在许多情况下是从整体利益、更高 利益的角度去考虑和行使的，但公权力的行使又脱离不了行使权力的人。公权力的行 使也会有决策失误，也会有地方利益，也会有寻租现象。 　　有“度”的干预 　　其次，在现今市场经济发育尚不健全、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国家的干预仍 是必要的。私权过分膨胀、私权滥用情况下，公权的干预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公权 对私权的限制、剥夺，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中国长期以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乃至家庭生活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一方面 是因为许多人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国家主义，国家无所不及的干预社会生活的一切； 另一方面是因为法治不健全，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无所不及的权力得不到任何法 律上的制约和监督。公权对私权干预的度应该在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以公司法为例 ，公司法第８条第１款规定了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自由设立主义：凡符合公司法 规定的就应当允许设立，而第２款规定的是公司设立的准许主义，即公司设立需经审 批。但哪些行业的公司设立不须审批可以自由设立却不很明确，各地方掌握也不一致 。法律的不确定性就会造成各案决定，而各案决定就会增加行政权力砝码的滥用。市 场经济有三大自由：一是财产自由；二是合同自由；三是营业自由，即市场准入的自 由。这三大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也需要有一个度，它既是私权自由的“度”，也是公 权干预私权的“度”。在没有法律明确的规定下，任何公权不得对非国有财产（即指 私人财产权）剥夺和限制。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竞争关系，不是服从关系。国有企业涉及的是国家利益， 但绝不能说民营企业要服从国家利益就要服从国有企业利益。法律上规定只有“社会 公共利益需要时”才能对非国有财产实行征收。可见，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非 同一概念。私权只有在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时候才可以被限制和剥夺。而“社会公共 利益”现今却又在广泛地被扩大解释、被滥用，这是造成公权和私权冲突、碰撞的又 一个原因，有必要以法律解释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救济”私权 　　最后，当公权与私权发生剧烈碰撞时，我们应当看到这两种权的能量是悬殊极大 的，因此对会碰撞私权的公权必须有一定的程序操作规范，而对于被碰撞的私权，必 须有一定的救济规范。 　　我国目前行政立法已有很大进步，十年依法行政纲要正在实施，但是在市场经济 领域中的行政行为与其他诸如社会治安领域中的行政行为有着重大区别。市场经济中 对商标、专利、证券等行为的管理，其主要目的是要保障权利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它 属于私法领域中的管理行为。而社会治安等领域中的行政管理则属于公法领域中的管 理行为。市场领域内的行政行为尤应谨慎，尤其需要有程序化的行为规范来约束。 　　私权和私权碰撞时，其权利保障体系在普通法院的体系内是可以得到权利救济的 ；私权和公权碰撞时，公权受到侵犯时，公权救济的手段也是很充分的；只有在私权 和公权碰撞时私权受到侵犯时，其救济手段是很不充分的。现在只有行政复议和行政 诉讼、国家赔偿的途径。而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又仅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现 今公权和私权发生剧烈碰撞大多都由于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对于各级政府的 规范性文件又上告无门。 　　因此，必须建立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司法审查和宪法审查制度，才能最终 确立对私权的完整保护体制。 　　第四篇： 　　在中国目前或将要投资较多的国家中，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没收外国人财产的运 动。中国海外产权如何保护？将是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新问题。 　　警惕！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文｜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根据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与阿根廷签署的协议，中国在未来十年内要在阿根廷投资 ２００亿美元。另外，中国也曾表示计划于未来十年在拉美投资１０００亿美元。这 些海外投资计划如果成功实施，那将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变迁，将标志中国完 全加入了世界跨国公司行列。不过我们也看到，当把中国资本投到一个个受主权保护 的国家之后，这些海外财产由什么来保护呢？以前我们可能认为一个民族没收外国人 的财产是那个民族理所当然的权利，可是，等中国企业跨国之后，在当地人看我们就 是“外国人”了。 　　中国企业正在跨国 　　据商务部的报告披露，２００３年的海外直接投资为２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５ ．５％。截至２００３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３３４亿美元。从行业分 布上看，２００３年的海外直接投资４８％是投向石油、矿山与其他资源性企业，２ １％是制造业，１３％是批发零售业。从地区分布看，到２００３年底，１３９个国 家和地区都有中国的直接投资，其中亚洲８１％、非洲７３％、拉丁美洲４９％的国 家和地区都有中国直接投资。苏丹、赞比亚、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伊朗、巴基 斯坦等都有或将有大量中国投资，另外的投资目标国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等。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鼓励外贸，以制造出口为主体，另一方面由于资 本不够而鼓励吸引外资。过去二十几年基本没有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这里，应 当指出“外贸”和“海外投资”有着本质的区别。特别在“以货易货”交易中，“外 贸”是相对容易进行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后即完事，不存在太多的财产或 产权安全问题。可是，“海外投资”则是另外一回事，亿万资本投向他国之后，其收 益完全取决于这些海外产权是否安全、是否会被所在国政府或民间所剥夺、是否会被 他们以“主权”的名义立法侵犯。产权投资是永久的交易，因此海外财产保护就成为 问题的实质。那么，中国海外产权如何保护？ 　　２００４年９月在西班牙发生“烧鞋事件”；１１月１日在委内瑞拉的巴伦西亚 市４家华人商店连续被哄抢，其中一家被严重烧毁（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总额近１ ５亿美元）。这两起事件还称不上“正式”的或者“大规模”的财产剥夺，但这些事 件和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被扣、被杀等看起来似乎是独立的个案，可是，它们预示 着一种系统性大趋势。在中国企业与专业人员“走出去”之后，所面对的是一个个享 有主权的国家，它们有自己的立法权和执法权，其人民也享有发动民族主义反外国人 的权利，在那些充满主权的众多国家里中国公司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是新的挑战。 　　英帝国时期的海外产权保护 　　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初，英国在拉美的财产安全主要依靠三种保护机制。第一是 靠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英海军是其保护海外投资安全的重要手段，从１８２０ 至１９１４年间英在拉美为了维护财产权至少动武４０余次。 　　英国海外产权的第二种保障是“软”性的，即各国（特别是美洲国家）对伦敦金 融市场的依赖度。人们称欧洲是２０世纪之前“世界的银行家”（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ｓｂａｎｋｅｒ），而伦敦又是欧洲的金融中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旺盛发达的证 券市场和银行业。到１８９０年之前，拉美国家的主要融资手段是借债，而１９世纪 拉美国家近四分之三的债务融资都来源于英国伦敦。因此，美洲各国都不敢随意侵占 英国人在当地的财产，不敢随便没收或伤害英国产权，否则他们会失去伦敦这一最重 要的融资途径。 　　英国的第三种海外产权保护手段是其工业技术优势。正如前面所说，１９世纪西 欧在拉美等地的直接投资主要以铁路、蒸汽轮船、制造、通讯、电力、矿山还有后来 的石油开采等领域为主，而这些在当时又都是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新技术，是拉美和 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技术。因此，这些技术上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可威慑当地政 府或社会，使他们意识到即使没收、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这些财产，他们自己也无法运 作。技术上的独特优势可为海外投资提供比较自然的安全保障。 　　了解当年英国和其他西欧强国的海外财产保护体系，我们能看到中国海外投资不 安全的众多方面。第一，中国并无强大的海军，这是自明朝永乐年之后形成的现实。 正如下面讲到的，好就好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下即使没有海军也可进行外贸以及海外投 资。第二，中国并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相反的，中国自己还得依赖国际金融市场， 而不是国际社会依赖中国。第三，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是廉价、众多 的劳动力，而不是独一无二的技术优势。因此，中国似乎不具备这三类威慑力中的任 何一种。那么，中国已投和将要投出去的百亿、千亿美元是否存在太多的潜在安全危 机呢？ 　　“没收外国人财产”运动 　　１９１４年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英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结束，代之以 多极世界秩序。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原来的跨国产权秩序瓦解了，战争中产权保护本身 当然已变得次要，乱世之中无法追清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但即使如此，人们对 产权保护的观念还没动摇，比如，剥夺产权是“强盗行为”，应该受到制裁，等等。 　　到那时，美国已是拉美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并开始取代英国成为跨国产权的主要 捍卫者。对传统产权规则的第一次真正挑战发生在１９１８年。１９１７年１０月革 命成功，苏联政权成立，随即于１９１８年大规模剥夺外国公司在苏联的财产。 　　接下来的挑战是玻利维亚于１９３７年没收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在当地的财产，墨 西哥于１９３８年大规模没收美国人在那里拥有的土地并剥夺英国与荷兰公司的石油 财产。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即，土耳其也大肆剥夺外国投资者产权。看到即将 发生的大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没能顾及以武力回应或者组织经济制裁来惩罚这些 国家。苏联、玻利维亚、墨西哥与土耳其在大举剥夺外国人产权后没有受到国际社会 的惩罚，这些事件成为２０世纪上半叶极坏的先例，变相鼓励了二战之后遍及世界的 没收外国人产权的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美国就开始努力，目的是要结束一战之前以殖民地为 中心的世界秩序，着手建立以国际法和规则主导的新秩序，最终目标是使世界各国互 相贸易、促进跨国专业分工的升华。美国努力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二 战之后还没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其中大多数非洲和亚洲国家都在１９４５至 １９６５年间独立；另一方面，１９４５年联合国成立，同年也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 际货币组织（ＩＭＦ）。 　　但实际上，在各国享有充分主权的状态下，不仅联合国的国际法院无法为跨国产 权提供实质性保护，而且在有了联合国之后跨国产权反而遭到比１９世纪更大的挑战 。原因在于联合国决议的投票机制以及各国的贫富悬殊状况。首先，所有成员国都一 国一票，不分经济大小，也不管人口多少。比如，今天联合国的１９１个成员国中， 中国有１３亿人，而巴巴多斯只有２８万人不到，但在联合国大会中投票权重一样。 这对小国公平，却对大国不公。其次，在这１９１个国家中，发达国家是少数，有跨 国投资并且也很在乎海外财产保护的国家更是少数，因此，我们容易想象联合国到底 会更趋向通过保护跨国产权的决议，还是反之。这就像拉美国家和印度都有民选代议 制政府，但是在拉美国家１８０年民主历史中老百姓选出的几乎总是要剥夺私人产权 的左派政客，使拉美和印度总也走不到“好的”市场经济，私人产权总得不到有效保 护。道理很简单，拉美国家里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绝大多数选民是没有财产的穷人 ，他们当然不会投票给主张保护私人财产的人。 　　没收外国公司财产的年代 　　正如前述，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联合国等国际秩序架构确实为第三世界提 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这种平等的平台不仅鼓励那些还没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一一 独立，而且给国家主权概念增加了许多新的具体内容，让各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主权 和自主。 　　这种增加的主权意识也带来严重的负作用，因为这些国家多年受殖民者压迫，新 获得的自主使他们一时间释放出大量的“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具体表现在 排斥外国人、剥夺外国公司财产、通过立法限制外国公司的经营范围或对他们实行税 率歧视，让他们处处“穿小鞋”。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例，它们的海外投资在１９４６ 至１９６０年间被没收过１２回，在１９６１至１９７１年间被没收过１０１回，１ ９７２至１９７３年间被没收过５７回。 　　就没收的外国财产的行业分布而言，基本以矿山资源业（含石油）和制造业为主 。比如，在１９７０至１９７５年这一没收高峰期间，２８．６％被没收的外国财产 是制造企业，１９．６％是石油企业，１１．９％是采矿企业，因此石油加矿山企业 占了所有被没收的外国企业的３１．５％，银行、金融企业占１１．９％。 　　中国目前的在外投资以石油和资源性企业为首（占总额的４８％），其次是制造 业（占２１％），而这两个行业在二战后又是被所在国剥夺的重灾区，中国的海外投 资安全显然不能忽视。实际上，如果我们拿当年在中国的类似排外情绪作为参照，那 么我们很容易理解：当本国的矿山、石油或其他资源“被外国人拥有”时，对于那些 想找把柄唤起民族主义情绪的政客来说，这些外国人掌握的产权是再好不过的题材了 ，自然成为当地民族主义的最有效的靶子，百分之百奏效。如果是这样，我们出去收 购的产权还真的是潜在的最烫手的山芋。不能忘记：跨国之后，在当地人看来我们是 “外国人”了。 　　不同地区之间在“没收”外国产权行为上是有区别的。从资料中我们看到，非洲 国家占了３４．５％，拉美国家占２９．６％，中东和北非占１８．２％，而这些国 家又是中国目前在海外的能源和其他资源投资的主要去向。 　　在中国目前或将要投资较多的国家中，智利、秘鲁和坦桑尼亚分别“没收”过外 国人财产２６到３５次，印尼、赞比亚和苏丹分别“没收”过１５至２５次，阿根廷 、缅甸、埃及、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分别“没收”过５至１０次。这些历史 应该值得注意。 　　新一轮的吸引外资 　　１９８０年代中，拉美与非洲国家的债务危机，计划经济国家的告急，再加上自 西欧开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这些都告诉拉美、非洲、东欧、中东和其他亚洲国 家：必须重新私有化并努力吸收外资，放弃基于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就这样，自１ ９８０年代末到１９９０年代末，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外资 的立法和政策修正，放弃了在本国对外资持股量的限制，这些改革发生在墨西哥、阿 根廷、巴西、智利、摩洛哥等１３０多个国家与地区，遍及全球。根据研究，实际上 ，过去十几年在许多国家的私有化过程中卖给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公司之中，有许多 是当年没收过来的外国企业，这等于走了一整圈又回到原地。 　　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短短二十几年前发展中国家还在大举赶走外资、没收他们的 财产，还在让左倾民族主义大行其道，而今天则完全一百八十度地换了一个世界，正 是在这样一个世界背景下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 　　跟当年的英国相比，今天美国主导并维护的国际产权秩序有以下特点：其一，美 国也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包括海军），这能作为威慑，但从二战到现在还没有因为海 外产权纠纷而对他国发动过战争。对于保证国际贸易海路畅通，美国军队当然举足轻 重。其二，在英帝国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有限，而在今天美国主导的秩序下，特 别是有了联合国之后，各国享有的主权达到高峰，这变相削弱了跨国产权的保护。其 三，跟当年的英国一样，美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与金融市场，而且由于美国 经济本身的规模，它比英国当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高，因此，相对而言，在今天 各国间的“吸收外资”竞赛中，美国的市场力量比当年的英国更具威慑力。但我们不 得不承认，随着各国主权的增加，在同时又没有具有真正强制力的“世界政府”的情 况下，今天的跨国产权秩序比１００年前还要弱。这就是为什么跟１００年前比今天 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还相对更低。比如，１９１３年全球外资总额５０％流向当时 的发展中国家，４６％流向发达国家；而现在全球外资只有１５％流向发展中国家， ８０％流向发达国家。因此，跨国产权仍然是一种挑战。 　　对中国的启示 　　我们回顾近代世界跨国产权秩序的变迁，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没有任 何跨国投资经验的中国来说，这一历史课还必须得补。以往，我们总是从西方跨国扩 张受害者的角度来介绍、理解世界近代史，但是那种视角并没让我们学到如何跨国经 营的东西。在今天兴起跨国投资收购热潮之时，这些经验知识又恰恰是最需要的。把 资本投出去容易，但是怎么保证投出去后那些财产还是你的，１０年、２０年后仍然 是你的，这些当然很重要。问题是在你的资本投入另一个主权国家之后，中国的权力 机构和权威对那个国家的人和权力来说是无效的，因为那个国家也受到主权的保护， 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它无法行使权力。在他们侵犯你的财产利益、合约利益时，你 当然可去该国的法院起诉。但是，就如我们所熟悉的，发展中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 政往往都不独立，如果是当地政府侵犯你的利益，那里的法院不会站在你这边；即使 是当地企业侵犯你的利益，那里的法院也不一定站在你这边。更何况他们还可“合法 地”通过立法侵犯你的利益。 　　其次，就目前的趋势看，中国会进一步加大在拉美、中东、非洲的资源性投资。 以阿根廷为例，其政府近在两年前就赖了一次外债和内债，从前也剥夺过外国公司的 财产，至今ＩＭＦ和外国投资者还在与其谈判解决拖欠的债务问题，这些有经验的外 国机构和投资者还在威胁他们：如果阿根廷不尊重产权、不还债，那么它就得不到一 分钱的外资。就在此时，中国说“我们愿意投２００亿美元！”阿根廷当然喜出望外 。可是，对中国来说，在投去这些资本之后，阿根廷对中国还会有什么依赖呢？以前 拉美国家基本与中国没什么关系，以后也不会是非中国不可（当然目前他们喜欢中国 的资本），尤其是他们现在还尽量把国门对中国商品闭着。中国手中实际上不掌握什 么可以制约拉美国家的“杀手锏”或抵押品，未来在那里的中国财产就只好靠他们的 良心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没有太多实质性约束的环境下， 中国还必须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方方面面的依赖性，依此来增加中国在那里的财产 的安全。 　　再次，虽然世界各地今天都欢迎外资，今天的国际秩序对中国也最有利，但是从 过去的历史中也看到这些都随时可能改变。过去几百年里，单极世界秩序时期跨国产 权往往被保护得最好，外贸、经济也最发达；相反的，一旦世界进入多极秩序，跨国 产权容易受到挑战，国际贸易也会退缩。 　　最后，中国企业跨国之后对人才的需要也立即发生变化。以前，整个社会和经济 都是内向型的，那时在人才与知识结构上当然也不必太强调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 历史、人文与地理，但是对“走出去”的中国来说，以往的教育内容该调整了。 　　第五篇： 　　要成为经济强国，中国必须解决产业配套中三个关键问题：制造行业的核心技术 问题，资源性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配套问题，以及新服务产业的发展问题。 　　产业配套：三个方程式待解 　　文｜张天兵（科尔尼咨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２００４年更保持了９％以上的稳定 、高速增长的势头。这样的高速成长不仅得益于强劲的国内需求，很大程度上也体现 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通过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融入全球经济而获得的大 量出口增长。于是，在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测中，“中国由于其充沛的廉价优质劳动力 、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及目前较为宽松的政治和市场环境，将成为未来的世界工厂” 。每次当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时，心里总不是个滋味：似乎中国注定了是替未来世界经 济打工的大型加工厂，中国将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不是一个经济强国。 　　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企业和政府必须意识到产业配套中三个关键的问 题，并勇于面对这些问题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改革。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制造行 业的核心技术开发及应用能力薄弱；第二、制造行业发展受到资源性或支持性产业的 瓶颈制约；第三、对新兴服务产业的市场机会认识及把握不足。下面对每个问题逐一 做些解释。 　　制造行业的技术软肋 　　以消费电子行业为例，目前消费电子产品在数字化趋势推动下，核心技术被集中 于显示设备（ＬＣＤ）和集成智能芯片之中。假如说以前的国内企业尚可通过对传统 显像管与接收设施之间做些电路设计增加一些价值，在数字时代如果无法掌握显示设 备（ＬＣＤ）和集成智能芯片，中国企业就只能做拧拧螺丝之类的简单安装组装工作 ，其产业附加值极其有限。而且当国际竞争对手纷纷将组装工厂搬到中国后，我们连 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也会一并失去，从而完全丧失竞争力。 　　又如中国目前十分热闹的汽车行业，迄今为止，不论是上汽、一汽，还是东风都 没有能够形成自主设计的能力。长此以往，当产业保护政策取消时，国内汽车集团将 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竞争能力。 　　制造行业的核心技术开发及应用能力薄弱这一问题，其实是包括家电及汽车在内 的许多行业企业管理层意识到但却有心无力的问题。核心技术的开发及应用通常意味 着长期大量的资金投入，其效益要通过相对长的时间跨度来体现。而目前企业管理层 的绩效往往是通过销售、资产及利润增长来进行考核。政府及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这 一问题的长期影响，适当调整管理层的考核依据，才能对此问题有所解决。 　　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 　　这种制约明显体现在电力供应及物流服务水平两个方面。２００４年夏季在中国 各地出现了大面积的“电荒”，有报道称，仅浙江一省缺电７５０万千瓦以上，直接 ＧＤＰ损失１０００亿元。同时，有专家测算如果从２０００年开始的缺电计算，５ 年来，电荒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超过１万亿人民币。电力供应的问题 严重影响了制造业的发展。 　　类似的，据统计中国物流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约为１９％，该数据是美国的两倍 。这个对比也反映了类似物流这样的支持性产业效率低下对国内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的影响。从根本上看，资源性产业的瓶颈是一个国家对经济发展配套的整体规划的问 题；而物流服务水平的低下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历史问题，也与政府没有一个有力的统 一协调机制相关。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政府必须对资源性产业与制造业发展的配套 进行有效规划，并对如物流等支持性行业进行统一协调。 　　服务产业的低层次 　　以２００４年估计统计数据看，中国服务产业占ＧＤＰ的百分比约为３２．３％ ，而美国和日本的这一统计数字分别为７２．５％及７３．３％，中国服务产业占国 民经济的比重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同时，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企业正在将企业内的非核心企业活动，如：ＩＴ系统维护 、财务中的应收应付等后台支持活动，及日常采购活动等进行流程标准化后转移到低 成本国家进行，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兴的、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如企业 流程外包（ＢＰＯ）、信息系统外包（ＩＴＯ）、软件打包开发等市场机会。 　　印度由于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英语语言及ＩＴ教育的优势，仅在软件出口及ＩＴ服 务一项上在２００２年乣２００３年度的出口就达到了９５亿美元。该行业雇员总数 超过了１０万人。更为可观的是：预计到２００８年，印度的软件出口及ＩＴ服务出 口值将达到２１０亿至２４０亿美元；行业雇员总数预计将超过３００万人。 　　如果说前２０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西方企业将制造活动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 地区大规模转移的话，今后２０年我们相信也会看到一个服务活动在信息和通讯技术 支持下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转移。然而，在我们国内许多政府和 企业管理人员的脑海中，对服务产业的定义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娱乐、餐饮等行业，而 对现代服务业这样一个巨大的、正在快速成长中的国际市场还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方面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和企业有更宽广的视野，在了解跨国企业外包的具体需 求和成功要素后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应的人力资源及基础设施的配套。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政府及企业的领导者在开始尝试对以上三个 问题的解决。例如，联想集团对ＩＢＭＰＣ业务的并购不但一次性帮助联想踏入了跨 国企业的行列，也为其带来了未来可能的技术研发能力；电力规划问题已经引起政府 及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为协调发展现代物流业，解决多头管理问题，国务院九部 委联合发文并形成了由各部委共同组成的现代物流协调机构；上海市政府对于现代服 务业的发展也提出了规划。 　　在２００５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期待看到中国政府及企业的领导者会直面产 业配套的这三个关键问题，拿出更多、更有力的措施来，从而使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真 正的经济强国，而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大国。 　　第六篇： 　　通过社保基金组织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来改进企业治理结构，通过审计局和信访 局激活人大监督机制来改进政府治理结构，这就是中国在２００５年进行制度创新的 根本性课题。 　　社会治理机制多头重构 　　文｜季卫东（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 　　２００５年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高层权力的世代交替将在这一年结束过 渡期，办理完毕所有的法律程序；作为亲民路线的反映，缩小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的 矫正性分配以及扩大就业的各种政策性举措不得不在这一年初见成效。更重要的是银 行、股市以及国企的三位一体改革以及资产经营的制度创新应该在这一年进行总体部 署；台湾有关当局的“选举”使“急独派”受挫之后，海峡两岸法理关系方面的互动 也很可能会变得极其微妙。在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联合国的成立正值花 甲纪念之时，外交战略的构思、对国际法秩序的维护以及与美、欧、东亚各国关系的 调整也理当别开生面。另外，社会结构上的各种难题（包括能源、粮食、环境、腐败 、高龄化等）也势必从这一年起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期内逐步显露并尖锐化。 　　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 　　仅就内政而言，２００５年是从只管“做馅饼”过渡到兼管“分馅饼”、从非正 式私有化阶段过渡到强调公平分配阶段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久前的“郎顾之争” 在舆论界所产生的非同寻常的反响就是这种转折的显著前兆。这场论战实际上提出了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怎样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沿着这样的思路推而论之， 国有资产的管理和分配方式以及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将成为下一步改革的焦点。政府 很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对现存国有资产的利用将侧重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加强基干 产业和公共事业等两个方面。前一种用途主要是编织社会安全网，化解基层民众以及 弱势群体的相对性不满。后一种用途涉及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治理结构。如果把这两个 方面用法治和程序公正的原则连接起来，可望政府在新的一年采取以下脚本来推动根 本性制度改革。 　　首先是通过政府注资、严格清查银行资产、对企业进行规范化金融检查、设立企 业重建机构、由银监会严厉查办渎职行为等方式迅速处理银行的烂账。其次是在外国 金融机构参入之前健全证券市场的各种制度，以吸引长期资本、缓和金融风险对银行 的冲击，并保证政府有机会在财政赤字陡增而银行烂账比率太高的情形下通过发行债 券来摆脱财政困境。然后是确立和保障股东以及广大股民能行使对企业的监控权。在 这里，最关键的一招是把国有资产出让收益中的大部分，用来建立不同类型的社会保 障基金，例如退休年金基金、保险基金、公益金等，并让这些社保基金具有独立的法 人地位，成为债券和股票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就像美国著名的ＣａｌＰＥＲＳ（Ｃ 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ｕｂｌｉｃ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ｙ ｓｔｅｍ）那样，通过活跃而高质量的信息公开活动和法律应用行为来发挥监管企业 的作用。 　　也就是说，让上述基金组织成为企业股东、股民、职工以及民众的经济利益的代 表。它们为了维持支付能力，必然非常重视投资证券市场的回报率，因此会密切关注 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和收益状况，这类活动不仅完全符合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国家的 利益。而各类基金组织与小股民以及企业股东相比更有条件动员专家、公众传媒以及 其他制度性手段（包括与证监会、银监会进行沟通，整理和公布投资参考消息，点名 批评经营失策的企业，组织机构投资者联席会议等），更能有效地向企业经营者施加 压力，也可以提起或推动股东建议案以及股东代表诉讼。 　　制度监督的重构 　　显而易见，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造是以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造为前提的。只要政企不 分，企业就会指望国家的父爱主义救济，融资和拨款的烂账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银行也难以独立、难以在储存户和优良企业之间发挥金融中介功能，证券市场也无 法健全化并吸引长期性投资。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造当然也必须以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人 民的利益以及两者的统一为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２００５年应该加强和完善两 项制度，即：审计制度与信访制度。 　　严格执行审计制度主要是国家利益的要求，也与前面论述的银行、股市以及国企 的三位一体改革密切相联系。只有抓紧审计才能使工商业以及服务业的会计规则合理 化并符合国际标准，才能切实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审计制度不健全，信用体系以及 答责义务、公开义务都无从落实，社保基金对企业治理和证券市场运行状况的监控功 能也难以发挥。更重要的是，按照审计程序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终究会提出如何克 服“密室行政”、“小金库”等黑箱操作的弊端的任务，导致财政预算案的制定和执 行都成为公共性议题，使政府对纳税人的责任明确化，进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 案的审议和监督。 　　改进信访制度主要是人民利益的要求。鉴于失业人口、社会异议活动以及恶性工 伤事故或治安事件的增加，对各种不安定因素进行疏导和化解的作业在新的年度里将 得到进一步的关注。在现阶段，中国信访工作的重点基本上由各种部门窗口受理的一 般性陈情转向制度化的政府自我监督和行政型申诉处理，但国家信访局以及下属机构 还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足够的权威手段。因此今后的信访制度发展的方向似乎应该包 括： 　　（１）进行组织重构，使国家信访局具有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同时整理 国家信访局与人大监督功能、政府的监察部门、审计部门之间的权限关系，以形成更 合理、更协调的监督系统。可以考虑通过全国人大的监督权来补强国家信访局的独立 性，但为了与现有的组织网络以及行政监察部门、审计部门协调工作，建制仍然保留 在国务院。 　　（２）对于一些专业性问题（例如社会福利保障、金融证券、拆迁、摊派），可 以在有关部门设立特别信访机构。另外，应该借助律师以及民间团体的力量来减少信 访局在维权方面的制度成本。 　　（３）修改信访条例，增加如下几条内容：明确信访局的调查权可以涉及任何行 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调查过程中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干预；信访局的调查报告以及 对有关涉案机关的劝告和意见应该采取文件以及新闻等方式公布，特别是应该借助公 众传媒的力量；信访局可以代表上访者个人提起违宪审查的请求，即担任宪法性诉讼 的代理人。 　　（４）应该从代议机构监督和制衡行政权的高度，正式提出制定信访法的建议， 把信访制度作为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权、促进违宪审查、保障公民申诉权和知情权 的重要驱动装置。 　　总而言之，通过社保基金组织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来改进企业治理结构，通过审 计局和信访局激活人大监督机制来改进政府治理结构，这就是中国在２００５年进行 制度创新的根本性课题。从法治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共同之处，这就 是要按照程序公正的原则为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都确立这样两条行为标准——公开信 息（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的义务和回应质询（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的义务。 　　第七篇： 　　研发密度的提高并不是一个仅仅靠增加研发支出就能实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 在经济发展中内生出一套激励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和中间组织共同参与和有效分工 协作的“商业模式”。 　　科技研发的内在驱动力 　　文｜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２００１年我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两个月，与经济学家ＧａｒｙＪｅｆｆｅｒｓｏ ｎ频繁茶叙，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中国的科技起飞和研究开发问题。Ｇａｒｙ长 期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有没有显著的所谓“技术扩散效应 ”倍感兴趣。所谓“技术扩散”就是指引进和购买国外的技术有没有提高中国企业的 生产率，有没有逐步培育出自己的技术开发能力。 　　就中国的整体水平来讲，过去的二十年，研究与开发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经济 学家称之为“研发密度”）虽然有一些提高，但始终还没有超过１％。但从最近两年 的数字来计算，刚刚超出了１％，达到了１．１％左右。而从与国外的比较来看，中 国的这个密度数字还只是发达国家的１／３左右。不过有趣的是，１％似乎是个临界 点。从国家比较的角度看，一国研发密度从１％提高到２％所需要的时间似乎并不像 我们想象的那么长。例如，一些研究发现，１９５０年代后期或者１９６０年代以来 ，美国仅花了１０年就将这个数字从１％提高到２％。同样，为了将这个研发密度从 １％提高到２％，德国和法国也分别只用了１１年和９年。在东亚，日本用的时间稍 长了一些，用了１９年才在１％上加上１个百分点。但韩国在１９８０年代仅花了５ 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跳跃。 　　国家的研发密度从１％到２％所用的时间平均不过１０年，是什么决定了研发密 度的增长？我的理解是，研发密度的变动模式反映了工业发展和贸易结构的变化模式 。这意味着，从这些国家的研发密度“起飞”的经历来看，工业结构向研发密集部门 的转移可能比过去显著加快了。但这个过程显然是与国际经济的整体化进程不断加快 或世界贸易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因此，在我看来，一国研发密度的“起飞时间”的长 短在今天不过是贸易发展的模式决定的。即便是韩国，离开了它曾经选择的所谓“策 略性”贸易模式（即为出口而出口的进口替代模式），我们就难以解释它的这个５年 的数字。但很显然，韩国经济今天的一切问题的根源，包括它的金融脆弱性都与这个 ５年的数字有关。 　　中国经济中的研发密度现在只是刚刚跨出１％这个临界值。我们希望它很快跃升 到２％，实现真正的科技起飞。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今天的贸易模式和经济发 展的制度和政策决定的。我曾经撰文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要走完的路还是应该走完 。我们需要完成劳动资源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产业发展走向成熟 ，竞争走向充分，我们肯定会缩短工业转型的时间，但需要的是耐心，而我们好像正 在缺乏耐心。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今后十年是中国科技起飞的飞跃期，理由是我们在２ ００１年实现了研发密度１％的临界值。但我们太习惯于将数字当目标来追求，希望 我们能将中国的研发密度尽快提高，与发达国家竞赛时间。与这个呼声相匹配的主张 还有大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应该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办厂的时候。 ２００４年大量的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收购更是加强了人们对这个命题的接受能力。可 问题是，研发密度的提高不应是选择的目标，将它了解为一个市场演进和经济发展的 结果更合理。中国经济在持续增长，但经济增长以及由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的巨 大扩张带来的外汇盈余掩盖了中国企业脆弱的生存能力。整体来说，中国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可以离开中国走到国际市场的企业来，因为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 力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条件下，企业不可能甩弃加工制造和外包承接业务而花大 力气去自主从事技术开发和追求知识产权。要选择依赖技术创新而不是成本优势来维 持企业的赢利能力和竞争力，我们还要有足够长的经济发展的路程。即使人民币汇率 实现了有弹性的管理制度并决定升值，中国的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有足够多的选 择和机会来降低成本加以对应，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优先选择昂贵的技术研发呢？ 　　研发密度的提高并不是一个仅仅靠增加研发支出就能实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 在经济发展中内生出一套激励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和中间组织共同参与和有效分工 协作的“商业模式”。这首先取决于微观主体的选择机会的结构。说到底，正像我曾 经提到的那样，研发支出必须能够实现递增的回报才有经济意义。对于当下研发的成 本与回报，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比我们自己更清楚。 　　第八篇： 　　为解决艾滋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是其效果却与所希望的产出有 巨大的悬殊，原因在哪里？又如何调整投入的方向？ 　　艾滋病的投入产出 　　文｜李（木盾）（清华大学当代中国国研究中心教授） 　　在２００５年到来之前，艾滋病在中国已成为一件影响颇广的事情。２００４年 ，国家领导人先后去看望艾滋病人，政府作出“四免一关怀”的承诺，这标志着中国 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态度上的重要转变。与此同时，一种持续了多年的说法——即“如 果弄得不好，到２０１０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将达１０００万人”的说法，仍不断 被强调。 　　那么，艾滋病给中国带来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艾滋病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在 中国，没有一种病有过像艾滋病这样大的人力和资金的投入，决定这种投入的原因是 什么？对应这种投入我们所希望取得的产出又是什么？这是２００５年以及未来我们 对待艾滋病问题应当加以思考的问题。 　　有多少艾滋病感染者 　　以往来自卫生系统的表述大抵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现有”多少万人，而很少有 人清楚“现有数”实际上是依据“报告数”得出的“推算数”或者是“估计数”。 　　２００３年当累计报告数为６２１５９例时，推算数即为８４万人，而２００４ 年累积报告数达到８９０６７例时，估计数仍为８４万人。这个数字如是可信的话， 则２００４年的报告数均为“新发现数”而非“新感染数”。如２００４年无新感染 者，则２００４年中国艾滋病传播的控制应是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如２００４年确有 新感染数，在卫生系统特别重视的一年中，何以不能得出新的推算数或者估计数呢？ 　　与此同时，认为“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将在２０１０年达到１０００万人”的声 音仍在发出。２０１０年距今只有６年，依照目前公布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数目８４ 万人计算，如果２０１０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要达到１０００万人，每年须新增１ ５２万余人，年均增长率在１８０％。这个同样由数字推导出的结论，又能相信吗？ 　　在情况不清的前提下，规划、计划不断地制订，人力、资金不断地投入，这时， 所要考虑的恐怕不只是应该对规划、计划的实施做一评估，而是应该对规划和计划制 订时所依据的情报及其取得的方法做一评估。 　　艾滋病是什么病 　　世界上９５％的艾滋病感染者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是具 有农业人口户籍身份的人。艾滋病作为一种标志显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当相当 数量的人处于贫困和被边缘化的状态，缺少和主流社会的沟通，缺少从主流社会获得 防病信息的制度化安排，不享有医疗保障及其他社会保障，在包括艾滋病防治在内的 诸多社会事务中处于被动状态，难以作为主体主动参与的状况不能改变时，艾滋病以 及类似疾病就有了广泛传播的条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得到的有关艾滋病信息中，被忽略的往往是感染者 和易感人群（他们往往是弱势人群）的权利，被夸大了的往往是艾滋病对所谓“普通 人群”的威胁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被掩盖的则是某些人和机构的利益。中国正处 转型过程中，有着既与发达国家不同，也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独特的社会结构和 发展路径。正因为如此，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也与别国表现不同：中国有着世界少有 的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中国的异性性传播比率至今不高；艾滋病对中国经济 的影响不明显；相对其他国家，行为干预的作用在目前的中国实际上是有限的。 　　针对中国目前的情况，我们应把艾滋病看作是发展中的问题。基于“以人为本” 的价值选择和“对人民负责任”的执政行为准则，有关部门应做好相应的工作。在医 疗卫生方面，认真落实政府在健康权上的责任。当中国政府全面地履行了在健康权方 面的承诺后，中国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备了遏制艾滋病传播的条件。而那种预言“ 艾滋病将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将使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的成果毁于一旦”的 说法，也将被证明是缺乏客观依据的。 　　如何提高投入产出 　　在２００５年以及未来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中，有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首先是方法选择。以直接阻断艾滋病传播为目的的工作有三个项目，即主要靠医 疗卫生系统去阻断的血缘性传播、医源性传播和母婴传播，靠个人不选择不安全行为 的自我保护，及对有高危行为人群的行为干预。三项的投入都不小，但产出效果不佳。 　　血缘性传播、医源性传播和母婴传播，是个人（包括自己无法做出选择的婴儿） 无法通过行为选择自我防御的，而政府和医疗、防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部门应是 负有责任阻止艾滋病传播的一道重要关口。而恰恰是在这方面，在《献血法》及相关 法规制定、实施，大规模的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现象被制止后，政府的分管部门及医 疗、防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部门却缺乏进一步的有力举措，甚至是缺乏下大力继 续推进这方面工作的动力。因此，在国家有人力、资金投入的前提下，应设立：一， 官员的问责制度；二，医疗、保健和防疫机构从业人员以艾滋病为由拒绝为患者诊疗 或在诊疗中有违知情同意原则的处分制度；在诊疗中造成艾滋病血缘性、医源性传播 的赔偿制度；因职业原因而感染艾滋病的补偿和保险制度。 　　艾滋病是一种非常难传染的传染病，使公众能够通过行为选择而避免使自己感染 艾滋病的信息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和别人共用针具吸毒和不用安全套的性交 行为会要你的命”。在这方面的宣传教育上，中国政府、国际组织、外国政府、中国 的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中国的传媒、中国的志愿者及一些公众人物，投入了大量的 资金和人力。但据说整个社会的知晓率仍不高。这就使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简单的信 息传递需不需要十余年来这样大的成本的投入？这样大的成本的投入仍使信息不能传 达到公众之中——特别是那些弱势人群之中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虽已传达到公众之 中，受众中的部分就是不按宣传教育者的想法去做的原因是什么？比如，如何对青少 年和由农村外出谋生的人进行教育，如何倡导一些成本更低，而受众更多的宣传教育 方式等。 　　第二，是如何提高对艾滋病防治投入使用的效率。 　　目前，来自中国政府的和国外的大量资金投入的目的只是一个个互不关联的项目 ，还是着眼于整体的艾滋病防治能力的提高，抑或是最终应主要落实到保障公民的健 康权上，以提升中国人的人类发展状况和生存质量，缺乏统一的、明确的目标之下的 规划和协调，大量的投入，很可能在一个个项目终结后，并不能给我们留下什么。 　　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防治上投钱是大好事，是决策中“以人为本”和“对人民负责 任”的体现。政府应以比现在更多一些的钱投到艾滋病防治及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医 疗卫生保健基础能力建设上来。但需注意的是：一，钱应主要用在医疗卫生本领域， 而不应太多地用在虽与艾滋病相关但属社会改进的领域；二，钱用在医疗卫生领域， 但不能由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任意支配，要有审计和外部独立专家评估；与艾滋病相关 的工作及预决算最终应向政府和人大报告；项目的招投标不能徒具形式，项目经费的 开支列项和成果须公开，以使公众可以监督。 　　此外，在艾滋病项下的开支须论证。目前的治疗，只是延缓艾滋病人发病的时间 ，延长他们的寿命，而不是能治好他们的病（艾滋病目前还无法治愈）。政府是否应 为艾滋病人出钱治病，是有争议的问题；即使是政府出钱，给什么人出，是否全出， 仍是需要探讨的。政府给艾滋病人出钱治病，是否也应给其他没有得艾滋病但得了别 的病的人出钱治病？这些都值得考虑，卫生系统认为２００４年艾滋病防治最低需要 ３１个亿（来自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资助仅１２．６亿），是怎样算出来的？世纪之 交中国的年卫生总费用是４７６４亿，政府投入年５００余亿，以设计中的新农村合 作医疗为最低标准适用于全体国民总计不过４００亿，而医疗保险年费１０００余亿 ，只覆盖了全体国民的７．７％。这里面涉及了最基本的社会公正问题。 　　中国政府在艾滋病上的投入、与中国政府相关联的外国政府在艾滋病上向中国的 投入、来自国内外的其他在艾滋病上的投入，以及这些投入的产出，目前几乎没有人 能说得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低水平重复和浪费难以避免。 [] [46] 　

来源：全球财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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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人民代表大会 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

我想這是說不準的

政府更应该考虑以下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作为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比市场要大！

后几篇与主题无关。

就主题而言，关键是平衡，有些措施的后果不会马上显现出来，重要的是不要轻易动用行政手段，也不能根据任何一派的学说（稳妥的方法是盯住经过考验的他国经验）。恐怕中国什么“着陆”都算不上。至于社会问题，我们现在既苦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苦于市场经济的不发展，在一段时间（一到二代人）内多数人只能承担变革的阵痛，这是政府和国民都要正视的问题。当道者不要轻易地实践自己的理想，动用权力强行实行社会公平，而是要学会当好成熟的官僚，善于利用税收增加，花钱买和平。救助应该逐步落实到具体个人：与搞项目相比，养人的代价最小且效果最明显

中国的首要问题不是实行民主，而是要清晰地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限，世界上有的是政治上的联邦，但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里，我们实际上实行的是经济上的联邦制。发达地区必然要扩张，它的地方利益决定了它要尽可能把财富留下，而不发达地区始终在争项目、投资、财政转移支付。结果必然是贫者恒贫，富者受到发展阻碍，对谁都不利

做个记号~呆会儿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