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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难题，在今天困扰了中国。上自政府，下到八零后，莫不为之烦恼。个中原因可谓千头万绪，今天只说一条，那就是工商资本的投机化。
我当年搞田野调查，到了徽南农村，看到无数高檐大宅，富丽辉煌，无比惊诧。在震惊之余，我却被一个问题给缠绕住了：这些大宅子的主人当年都是在淮扬一带显赫非常的盐商、茶商，贩盐卖茶在明清两代是最为暴利的产业――因为需要政府的牌照，相当于专卖的性质，那么为什么，这些盐商茶商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要把银子运回偏僻的老家，盖这些好看不中用的大宅子，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显耀乡里的宗族思想在作怪。我不以为然，说来商人都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又有一回，重读《史记》，我被司马迁的土地观给迷住了。在中国的史家中，司马公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位，在《史记》中有专门的《货殖列传》讲到先秦和汉初的几个大商贾，后来史家的历代史书中都有《食货志》，可是几乎已经看不到商贾的名字了，一代不如一代，用在这个例子上非常恰当。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司马公接着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这就奇怪了。既然农田为“本富”，可是为什么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去追求“本富”，不是明摆着会吃大亏乎？好，接着司马公给出了第三个结论――这也可以被看成是“理财建议”，他说，“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现在很多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中国的房价不就是这样被炒起来的吗？民众的烦恼不正是因此而生吗？
然而，批判归批判，事实却比冰还冷。历史学家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说，“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于由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李先生写这段文字是在1950年代中期，又半个世纪过去了，规律还是规律。
人们肯定还会问，为什么大家从高赢利的工商业赚了钱，偏偏要再转投到低赢利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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