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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读了《非富二代的90后，你们的出路在一场彻底的经济衰退》颇有感触，想随便写写评论没想到一下写了许多多，志昊另发一贴，与大家分享下。不知作者是哪的教授，文章很犀利啊，我只是人大大二的学生，理论也没有学全，不过年龄上处可以犯错的阶段，哈，谬误之处望大家纠正。
我对作者的观点有些疑问，首先是供给学派的政策意见，对于作者说的减税、增加教育投资、减少并透明G开支、放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RMB甚至是必然，而且这方面G做得很好了），从逻辑上讲我是没有意见的，但对于其实施的可能性确有疑问。对于减税，我父母有自己的企业，我深知现在企业赋税严重（尤其是“新劳”出台之后），如果减税不仅利于企业发展，而且提供大量就业。但问题时减什么税，减税相当于新的政策引导，中国这么复杂的市场，难免没有新的问题产生，下面要问要减多少呢，如何能找到那种均衡点来确保减少的税收少于所增加的社会福利，恐怕很难测算吧。对于教育、G开支当然现在中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而且对于30年改革，中国市场已经改到头了，接下来该改G了，这些都是中国目前最尖锐的矛盾，但我仍有一种还欠东风的感觉，觉得应该突然有某些事件引导或是强迫G不得不改，但现在好像还没有。说实话，虽然我知道大多数中国人受害于不公平的制度下，但我还是比较希望G能拖一拖的。我有一个观点不知您是否赞同，就是“原始社会时，公平事件与有效率事件的和之测度几乎等于他们测度之和。只有随着社会发展，技术的进步与物质基础的提高，公平事件与有效率事件的交集才会变大”（《天下制度序章》），所以像某些类似投资拉动还是需求拉动、市场秩序的问题，要想解决其根本，或许只有等待经济发展的更好。
第二点对于GDP与就业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的确只是经验理论，而传统的许多模型已被人们认为不具有说服力，但我并不是很欣赏计量的方法来研究宏观数据之间的关系，我更倾向于让计量成为理论模型的微不足道的佐证。我无法从逻辑推得GDP与就业谁是因谁是果，我想着更多是因为两者影响因素并非单变量（即使是基于大数定律的），人们更应该去寻找影响它们的因素，再从这层因素上去探讨，而非直接讨论起因果。
第三点就直接涉及到主题了，就是什么是非富二代90后的出路。您提出的是出现一场经济衰退，从两种群体的个体上来讲，富二代的机会成本远大于非富二代，所以出现经济衰退是富二代福利损失可能远大于非富二代。但从两个群体的整体角度，是否富二代整体的福利损失会大于非富二代整体的损失呢，可能这主要取决于某些弹性和风险承受能力，但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富二代整体的福利损失都会小于非富二代。最后从中国深处的时代背景与整体发展的角度，的确从美国的经验，每一次衰退都带来了改革，带来了新的制度；但站在当前看当时的世界格局，十九世纪的霸主——英国已经丧失其地位，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正当时的刚从战中恢复，现在的第二强国日本当时也只是刚刚起步，而苏联内部制度的交易成本巨大，90年代便不攻自破，但美国从战争中获取大量财富，又在其后确立了美元的金融地位；在这种稳定的外部环境下，的确如您所说，美国“通过萧条”，换来了更有效率的发展。但中国现处的世界格局是否容许出现一场经济衰退呢，前有美国、日本等堵截，后有印度、巴西追击，在与这些国家的经济战争、金融战争、资源战争中，中国正处于风口浪尖；如果此时中国经历了一场衰退，换取了开放一些的市场，换取了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换取了一些人成为富人的机会，但是否也意味着中国可预见的未来便失去了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机遇，是否中国会发展成为现在市场、制度都相对完善的日本，经济虽强，但永远屈居美国之下。许多诺奖得主都预测从现在到2050年，人类将会经历史无前例发展，因为拥有15亿人口的中国，拥有10亿人口的印度，拥有2亿人口的巴西都会在这一时间段发展起来，也就是说一旦过了这个时间段，资源几近耗竭，世界上大的经济体发展完备，怎么还会有中国再发展的空间。但若中国趁此机会不断发展，到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时，到地方政府不再需要地产的财政收入时，到农村劳动力完成转型时，到人们不再认为钱是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时，政府自然会打压房地产，自然会大量增加教育投资，自然会对税收结构进行大改革，到时泡沫再破又有何妨！
如我之前所说，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公平事件与有效率事件的和之测度几乎等于他们测度之和，只有随着社会发展，技术的进步与物质基础的提高，公平事件与有效率事件的交集才会变大。对于经济学者与政府官员，与其在薄弱的经济基础下追求公平、苦苦寻找为数不多的帕累托最优，倒不如舍弃短期社会福利，着眼于未来，寻求经济更高层次的发展，这才是非富二代真正的出路。卧薪尝胆的人会成就大的事业，卧薪尝胆的民族更将在世界上大放异彩。
似乎稍微有些跑题，还有些激动，哈，将就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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