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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西方范式：中国学术研究的使命
A2422原创
今天的中国已经越来越开放，在学术研究领域，很多国外学术著作也被大量地译介到中国。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国外的各种新奇的思想走入中国，我们不再闭关自守，也不再在意识形态的约束下将大量书籍打上“内部发行”的印记，只供某些够了级别的人阅读，读书与研究不再是一种政治待遇，而成为了一种每个人都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我们的学术研究目前似乎已经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倾向。好像一切理论都必须有外国的学说作为依托。比如某著名学术期刊就曾经明文规定，凡是向该杂志投稿，英文参考文献不能少于所有参考文献数量的一半。这位基本上就是提示作者，凡是研究，就应当从国外的理论出发，因为那是“先进的经验、先进的理论、时代的前沿”。好的论文必然是“紧跟时代前沿”的，因此，就必须用国外的而理论。你不打算用外国的理论，就别向这个杂志投稿。
除了来自期刊的要求外，还有来自学校和科研院所自身的压力。现在大多数学校都要求教师和学生发表英文论文，比如SCI、EI、ISTP，并且，规定发表英文论文的重要程度甚至高于转发表中文论文的重要程度。有的学校甚至规定，将中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与发表在英文的EI上，待遇同等，而发表在SCI上，其贡献程度大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凡是在大学里呆过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中国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有权威性的学术期刊，稿件率用率不足0.2%。而发表EI论文，一个英文功底较好、专业基础还过得去的硕士生就能办得到。将此二者相提并论，看看我们有些人的民族自卑感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如果说自然科学是世界性的，用英语发表有利于国际交流，我们姑且认为这种说法还算过得去，那么，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更图书的是其区域性。一个国家、民族有自身的特点，有自身的问题。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很多问题尚且不可以一刀切，那么针对这些问题而写的论文呢？难道这些建议对全世界来说具有“普世价值”？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一解决我国甚至是特定地区问题的论文，却大量地发到英文的期刊上，收录于英文的论文集中。这些文章给谁看？从写出来那一刻起不就是等着尘封吗？即使有必要与海外交流，那么实际上有多少文章进行了真正的交流？又有多少文章的质量值得国际交流？
我们的研究言必称西方，言必称西方的背后是言必称美国。仔细想一想，我们上的课程所教授给我们的，又有多少不是海外的舶来品？我们看的书，有多少不是美国的？仅以被广受推荐的“美国高等教育经典著作百种”为例，这是美国人给美国人自己开出的读书清单，现在却成了中国很多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必读书目。看看这个清单的内容，大都是针对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来论述的。而这些问题大多数并不具有普遍性。其实，就连一些美国学者自己都人为，“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特定地产生于美国经验，不能轻易移植到国外，……，事实上，中国审视本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的经验以寻找直接相关经验也许更有意义。”（【美】菲利浦·G·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序言第4页）高等教育学科是如此，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如此。
我不是在反对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一百多年里来，闭关锁国带个南中国的是盲目自大。天朝胜景的背后是虚弱与灾难。从洋务派到学习苏联，从学习苏联到今天的学习西方、学习美国，无不反映出国人求发展、求进步、求强大的心理，同时也包括着一些人盲目崇洋媚外的劣根性。即使我们全部照搬美国经验，中国也变不成美国，中国只能作自己。学习先进市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再学习中忘掉自身的实际情况。正如杨慧林所指出的，“如果我们一味‘学习’别人端给我们的‘经验’和‘理念’，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消费’与‘被消费’的悖论。……总是对别人的‘新故事’趋之若鹜，或许正是我们不断落入‘老故事’而显示不出原创性的原因之一”（杨慧林：《英国高等教育观感》，《读书》2010年第3期，第79页）如果我们对此没有一个清晰地认识，只会不知不觉地围绕着“西方中心”范式，而自己始终处在世界的边缘，围绕着中心亦步亦趋，并随着离心效应被日益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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